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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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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喜欢自称为逻辑学家，而他在逻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正是他最广受推崇的原因。为了恰当地看待这些贡献，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一点：虽然逻辑学是哲学中少有的、从未断绝的一个分支，但康德依然提出，逻辑学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从没有过实质性进展。原因在于，亚氏逻辑是分类的逻辑，建立在他的动物学方法上；由于分类是一切理性研究都少不了的，所以亚氏逻辑仍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在描述自然科学中采用的数学方法时，如果还是用亚氏逻辑去套，那就只会被绕进去，而它作为实用方法的价值也几乎为零。通过亚氏逻辑，我们可以从两个前提中推出一个结论。但是，现代数学从少数前提——如数的本质——推出的定理数量实在是太多了。为了适应近代以来更加复杂的数学，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逻辑学，即推理理论；就像亚氏逻辑适应简单的动物分类学一样。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需要构建逻辑系统的天才，更需要这样的天才熟知各门现代科学。这种结合是非常罕见的，因为科学家的主要兴趣点是具体内容，科学家对科学方法的批判性反思未必擅长。因此，庞加莱等科学家在描述自己的工作时，又会不加批判地落入当年学到的传统逻辑的窠臼。此外，“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思维运用的地点是实验室，是实地，是各种直接面对事实的地方；而逻辑学仍然呼吸着神学院的空气”[11] 。莱布尼茨倒是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俗务缠身，因而只有一些零散的成果，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直到19世纪中期，数学家布尔和德摩根才为更普遍的逻辑学奠定了基础。布尔发展出了一种更普遍的逻辑算法，或者叫逻辑代数；德摩根则强调了三段论以外的推理，尤其是关系逻辑的重要性。皮尔士的伟大成就在于——他认识到了这两个人的潜力，并将其推广为一套普遍的科学推理理论。他的写作较为零散，所用符号也很别扭，不免掩盖了文章的重大意义。然而，现代数理逻辑不过是皮尔士相对逻辑的发展，比如罗素的《数学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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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技术性很强，此处无须赘述，有意了解者可参见刘易斯的《符号逻辑概述》（Survey of Symbolic Logic ）。我之所以要提及上面这部作品，只是为了说明本书第一部分（《偶然与逻辑》）是有扎实的研究做基础的，并且至今仍然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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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守传统哲学方法的人一贯看不起符号逻辑。他们的主要反对意见是，它只是穷究人造的语言，对阐释现实毫无指导意义。我乐于承认，坚持符号逻辑确实不利于天马行空的玄思。然而，这绝非总是坏事。缺乏耐心的人惯于得出普世性的结论，虽然不免粗疏。对于他们来说，坚持精确自然是痛苦的。而符号逻辑想要消除的正是传统哲学最大的弊病——人人大谈绝对真理，放到一起却参差不齐。之所以有这种弊病，部分原因在于，平常说话时无须明言隐含的假设或前提，于是，偏见便打着绝对必然原理的幌子溜了进来。另外，日常用语多有歧义，偷换概念便常有发生。就这样，似乎从不言自明的前提中推出了荒谬的结论。符号逻辑方法把前提和规则都摆了出来，而且使用没有歧义的专门术语，得出的结论未必如以往的哲学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要想拯救哲学，谦虚总比妄言要强。思考现有知识以外的世界是人类的本性，但未必要通过虚妄来实现，比如那些绝对确定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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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否认，更精确、更严格的表述有益于阐发新真理。自高斯和魏尔斯特拉斯以来，现代数学越来越严格，成果丰硕的同时，淘汰了之前不严格的证明，如泰勒定理。从基于直觉的欧几里德式证明转向严格的分析证明，几何学打开了广阔的天地，哲学也不免受到了影响。在过去，“无穷”或“连续”这样的概念要么让人敬畏不已，要么偶尔引发思想混乱。现在，我们却能精确地、界定清晰地运用它们，这多亏了皮尔士和罗伊斯的贡献。例如，皮尔士指出，只要将连续性概念运用到意识上，就不必假定意识必须要有起点和终点了；又如，运用类似的方法，我们也不必在开阔视域中给“能看见”和“不能看见”之间划一条界线了。多少先验的谬误从此被清除了啊！过去有些论证的主题是时间、空间的必然无穷性（对康德等人来说是根本性的论证），上述观念对它们不啻是灭顶之灾。相对与绝对等概念曾经是虚妄哲学的核心概念，然而现在，精确的数学符号为其给出了更确切的定义，让它摇身一变为理论物理学研究的重要线索。符号逻辑还澄清了其他一些重要的真理，即普遍命题是假设性的。由此还能得出，个别事物仅从普遍事物中是推导不出来的，因为即使假设再多，没有现实资料也不能确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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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符号逻辑对哲学同样有积极的贡献，那就是阐明符号的本质与意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哲学家都对符号的本质漫不经心，认为它“只是”（多么重的一个词）语言的问题。但是，皮尔士在《人的玻璃本质》（Man’s Glassy Essence ）（“玻璃”，glassy，在莎士比亚笔下是“如镜子一般”的意思）中却要说明人的整个本质都是符号性的。这与他的逻辑学学说紧密相连，他认为，符号是宇宙的根本范畴（另外两个根本范畴是思维和物）。桑塔亚纳是另一位被忽视的伟大思想家。他认为，人的整个生命是与社会惯例紧密相连的，也是关系到符号的。虽然他与皮尔士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两人观点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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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布尔与德摩根以来，符号逻辑学家一直关心概率问题，这绝非偶然。个中缘由早由皮尔士点明。在他对概率推理问题的表述中，非真即假的古典逻辑成为概率推理的极限情况：真的概率就是“1”，假的概率就是“0”，而概率推理可以涵盖从“0”到“1”的一切情况。这种技术方法将两种之前截然二分的推理模式合而为一，正是运用连续性原理的成果。它在哲学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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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逻辑里有大前提和小前提，却没有严格区分两者。皮尔士则区分了前提和论证规则。一切论证都是从某些具体情形推出其他具体情形，狭义的前提专指代表前者的命题。但是从前提中能推出某些结论的感觉是有条件的，即我们相信某些引导原则，前提和结论就是由这些原则联系起来的。这种信念可能是外显的，也可能是隐含的。如果一个引导原则能够从所有真前提中得出真结论，这便是经典意义上的逻辑推导。反之，如果引导原则只在部分真前提中能得出真结论，那就是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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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恩的《偶然逻辑》（The Logic of Chance ）一文中，皮尔士提出了上述思想，即将概率归约为某类命题中真命题的相对频率。皮尔士运用它提出了若干具有重大逻辑学、哲学意义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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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克服了传统概率论者和概念论者的困难。后者认为，概率度量的是知识不确切的程度。然而，他们又不得不承认，几乎一切日常或科学推理的成果都建立在概率论定理的基础上。如果概率果真度量的是不确切程度，我们又怎么能可靠地预测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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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如果将概率归纳为一类命题在另一类更大的命题（“属”）中的相对频率，那么概率就不适用于单次事件。硬币抛起来有可能朝上，也有可能朝下；明天有可能下雨，也有可能不下雨。在单次事件中， 的概率也好，任何大小的概率也好，都是没有意义的。谈论单次事件的概率时，我们只是感觉单次事件代表了一类事件，而且这类事件可以重复。于是，我们就得出了一个重要推论：在推理某种情况在宇宙中发生的概率时，除非宇宙的数量有很多个，否则推理是不可能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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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必须比它们希望解释的复杂现象要简单，不然就没有用处。因此即使事实只能得出或然性的规律，我们也不妨经常将其当成确定的定律来用。若是如此，我们既要警惕极端情形下是否依然适用，也要警惕别人用极端情形来反驳规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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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皮尔士的推理理论对于思考人类文明具有重要价值。传统看法认为，逻辑学的用处不大，因为人们学会推理就像学会走路一样，凭的是直觉和习惯，而非系统学习。针对这种观点，皮尔士坦承：“人类最高深的科学成就也不过是天生动物本能中发展出来的。”[12] 虽然逻辑学规则乍看起来是隐含的，但将它们有意识地表达出来有利于分析，也更容易在新情况下发现旧法则。这会大大提高我们的适应能力，足以将人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习惯和常规的奴隶，一类是能够通过认识法则来预测、控制自然的自由人。皮尔士认为，科学方法是通过自由探讨来获得稳定的信念的，欢迎一切可能的质疑，从而与机械重复（“去相信的意志”）、社会权威截然不同。这种观点极好地吸收了与专制社会相反的古希腊式的自由文明。权威的根源是习惯的力量，但它不能阻止新的、非正统的观念产生；在捍卫权威的社会观念时，人们表现得往往会比捍卫个人看法更加凶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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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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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与激进实证主义，罗伊斯的理念论和近年来的新实在论运动也受皮尔士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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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思想家竟然同时被后来的理念论和实在论哲学家封为祖师，这不免有些奇怪。有人或许还会以此为证，说这种现象正好表明他缺乏连贯性。但是，这种奇怪现象只是表面上的，真正的原因是实在论与理念论的对立关系其实是很宽泛、松散的。如果理念论指的是伯克利式的唯名论学说，那么皮尔士显然不是理念论者；他将逻辑学作为秩序类型（罗伊斯也持同样的观点）来研究的著作是逻辑实在论的一大基石。但是，如果理念论指的是传统的柏拉图学说，即“理念”，或者说理型，不只是存在的心理条件，更是其实在条件，那么毋庸置疑，皮尔士既是理念论者，又是实在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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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对罗伊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后者运用现代数学的一些元素——比如无穷、连续概念的新发展——来阐释根本性的哲学问题，比如个人与神、个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末，哲学家几乎已经完全放弃数学工具了。皮尔士在《心智的规律》中则开辟了一条新路，令其他理念论者大吃一惊。在《基督教之问题》（Problem of Christianity ）中，罗伊斯承认自己的社会意识学说、群体心智学说以及在论证过程方面受到了皮尔士的影响。两人思想中或许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智力资源，比如康德和谢林的著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其晚年著作中，罗伊斯在讲座和研讨会上也不断地提到皮尔士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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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实在论运动的基础，一个是罗素的数学著作，一个是罗伊斯将数学用于哲学，而这正是步皮尔士的后尘。罗素自己就说，他的逻辑学是建立在皮尔士和皮亚诺之上的。从技术上来看，皮亚诺的记号更方便。但是，皮亚诺的全部结果都可以用皮尔士的方法推导出来，这是施罗德和拉德-富兰克林夫人后来证明的。然而，从哲学上来看，皮尔士的影响比皮亚诺大得多，因为他坚定地认为，逻辑学不是心理学的分支，其不光是研究心理活动，更涉及客观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逻辑学法则代表的是“思维的必然性”，命题之所以为真，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这样认为”。对此，皮尔士的答复是：“精确的逻辑学会说，C是A的逻辑后承，这是一种实在的状态，如果思维软弱的话就达不到这种状态。”[13] “有效性就是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而与观点无关。……对于正确的结论而言，就算我们没有接受的冲动，它依然是真实存在的；而对于错误的结论，尽管我们很难相信它是错的，但它的本质依然是错误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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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洛克的时代起，一种假设就几乎完全支配着近代哲学：要想发现已知事物的本质，首先必须研究“知”的过程；换言之，心理学是哲学的核心。结果，哲学几乎与心理学完全等同了起来。19世纪中期生物学的发展也没有动摇庸俗的哲学信条：“人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人类自己。”逻辑学的复兴、近代物理学的突飞猛进都在提醒我们，洛克的方法固然为哲学带来了一些助益，但更古老的哲学思路也绝非死胡同。人类不能失去对宏大宇宙的兴趣。如果你相信更古老的哲学方法，相信通过物理学和数学会有巨大的收获，那么查尔斯·S.皮尔士的著作一定会给你很大的启发。要想通过这种方法来解决知识的难题，我们不必熟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在本文的结尾，我要谈一谈皮尔士的理想实验与现实实验的对照，以及他如何解释人类用归纳法取得的成就，毕竟潜在的假设有无穷多个。至于数学研究对人生智慧的意义，下面这段话无疑是值得深思的：“一切人类事务都建立在概率的基础上。如果人永生不死，他必定会亲眼看到曾经笃信的信念被打破。财富、王朝、文明都会逝去，他最终会因此而崩溃。于是，我们有了死亡。”意识到个体的死亡并不会让说过的话失去逻辑意义，意识到这种意义中包含着无数人的理想，我们便窥见了纯粹宗教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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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R.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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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形成清晰的观点 [:170174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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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形成清晰的观点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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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规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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