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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阻碍思维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使用辩论太过频繁了，因为我们还未开发出其他探索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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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是思维的批判性和判断模式的一部分。教会过于强调辩论，因为教会正是利用它证明了异教徒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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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已经罗列出了辩论的不足。它最大的缺陷是缺少建设性动力。那么更好的想法从哪里产生？如何才能找到一条双方都能受益的解决途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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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它对探索问题来说是一种原始且低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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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真的想探究一个主题而不是证明一个观点时，平行思维的六顶思考帽工具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备选方法。现在思考帽工具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使用者包括从4岁的孩子到高级管理人员。它能将会议时间缩短至预期中的1/4甚至1/10，同时还能保证主题得到深入探讨。现在对这一工具的应用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实际经验，甚至连法院的法官也开始尝试使用这种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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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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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思维的关系表现在攻击性和对抗性的思维基础上。选举过程及选举后的重点是“破坏”而非“构建”。一个无为的政府要比一个活跃的政府会更少受到攻击。在抨击中表现出聪明才智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提出更好的建议。那么进步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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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适当的时候，民主可能能有一个更具建设性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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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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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是法律程序的核心。在辩论中的聪明表现甚至比证据的合法性还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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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辩论的确是一种适当的形式，但另一些时候我们需要设计的空间。现在，社会上就有一种使用ADR（争端备选解决方案）和家庭法院来调停矛盾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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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法院的传统认识是：案件双方一定有一方是对的，而另一方是错的。在某些情况下，这并不符合实际。有时双方对错误可能都有责任，特别是在民事案件中。因此我们应设立专门设计解决途径的正式的设计法庭，来帮助双方解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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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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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尤其是新闻界）普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那就是他们的思路总是负面的和批判性的。对此至少有两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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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解释是，新闻界自认为是社会的良心和守护者，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阻止暴政、陋习和欺骗公众的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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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解释是，负面思路比积极的更容易操作。很多记者和编辑貌似无力操纵积极模式的新闻，并且还认为公众对负面新闻更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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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新闻界应该带头改变这种思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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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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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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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信念是：有了知识你就能做任何事，所以我们只需要知识。学术界一直关注描述和理解——如果能理解它，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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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种“路线图”思维方法：随着知识的积累，你的路线图会越来越精确，地图上的细节和岔路会补充得越来越完整。一旦有了这张地图，理论上，你就可以去任何地方。你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张好地图，就算你不会开车也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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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和大学中充斥着知识。以前是，现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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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使得沟通和知识存储越来越容易。它强大的信息处理功能意味着对信息的关注更加重要。自从有了谷歌、雅虎这样惊人强大的搜索引擎，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直接而个人化的知识获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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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计算机的发展也有负面影响。人们开始相信人类不需要思考，认为计算机的知识积累和分析能力将帮忙我们完成所有的应用性思维。而人们所要做的只是在计算机上进行搜索，找到答案。我发现全球的大企业中都存在这种观点，即计算机可以解放个人的脑力劳动，还规避了出错的风险，因为结果就是由数据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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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至关重要，我绝不否认信息的关键作用。信息很有用，但仅有它还不够，我们同样还需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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