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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落后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思维的落后。如果国民特别是决策者有较强的思维能力，就能够认清形势，采取正确的措施，落后的政治、经济、军事都可以很快地赶上来。而如果一国国民特别是决策者思维能力太差，就很难对形势有正确的判断，更难以制定出合适的政策，落后的局面就几乎不可能改变。经济学家郎咸平也说，思维的僵化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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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力影响决策，思辨水平决定了一个人面对问题时采取何种措施与行动。由于错误的认识和判断，就会采取错误的措施与行动。而对一个国家或单位的决策者来说，按照错误的认识进行决策并制定政策、法规、制度，必然会发生失误，政策偏颇，法规不健全，漏洞遍布，甚至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和重大损失，对国家或单位的前途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这种例子太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有可能毁掉一代人，甚至毁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则更为明显，思辨水平更高的指挥者往往能对形势作出更为正确的判断，从而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最后的胜利；而思辨水平较低者对形势作出的判断往往会产生偏差甚至错误，以致采取了不恰当的战略战术，最后导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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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末年的历次反抗侵略的战争中，中国人的武器并不总是落后的。经过洋务运动的发展，到19世纪末，清兵的不少装备都是世界一流的。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之一正是落后的思维方式及思维水平。上级决策与指挥不断失误，加上士兵普遍的科技文化素质低，不能熟练地使用先进武器，没有发挥先进武器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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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后，中国的许多兵工厂中的机器设备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却没有几个人会使用，更不可能造出先进的武器。1898年，英国退役海军少将贝思福爵士（Lord Charles Beresford）来到中国，访问了北京、天津、汉口、广州、厦门、上海等城市，也视察了一些中国军队，到过所有的主要海防要塞，去了7个主要兵工厂中的6个，并访问了恭亲王、李鸿章以及8个总督中的6个。回国后他写作出版了《细述中国》一书，书中在谈到军事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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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这个兵工厂由湖广总督管辖。工厂的设备是第一流的各种德制机器。我特别注意到许多现代化的铣床。非常好的步枪厂，每年可以出产现代化毛瑟步枪8000支。还有一个很大的炮厂，现在每年可以生产前面提到过的1磅炮大约20尊。这个厂的生产情况，是又一个资源浪费在无用军械的例子。在厂内我看到到处都是昂责的重机械，打算用来制造12寸口径50吨重的克鲁伯大炮。可是没有一部机器是装设完整的。我又目睹了大量制造火药的机器，也没有装设起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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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言论在他的《细述中国》里比比皆是。清政府老打败仗，怪东怪西就是不怪自己的脑子。而在抗战时期，中国的武器装备与日军有巨大的差距，但我们仍然能够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正是因为人员的素质特别是决策者的思维能力有了提高，形势判断清楚准确，战略战术使用得当，最终以劣势武器获取最后的胜利。直到今日，许多中国人如果遇到了失败或者是谈到曾经的失败，仍然会把原因归结于各种客观条件，从来不去反思自己在主观上特别是在思维方式上是不是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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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缺乏制度的智慧，这正是由于思辨力的不足。多少年来，当我们谈到中国的各种问题的时候，总有人会说：“这是由于中国制度不健全。”这句话已经说了几十年了。我就想了，新中国成立60年了，为什么一直是制度不健全?新中国刚成立时有理由，我们没经验；刚改革开放时有理由，我们以前走了弯路。但改革开放也30多年了，为什么还是制度不健全？这与决策者的思辨力不足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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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许多法规、政策逻辑不严密，表达不清晰，漏洞百出，用语模糊，甚至自相矛盾、互相打架。不论是执行还是遵守都存在问题，其效果当然大打折扣。在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同样制定过不少失败的政策。近些年来，医疗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方面都出现了很多失误，制定了很多不合适的政策、方案，有的可谓是越改越糟糕，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特别是医疗体制改革，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案，改来改去，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反而造成医患矛盾越来越激化，医生道德水平大幅度滑坡，官方不得不承认医改的失败。还有很多改革政策，官方虽然没有明确承认失败，但人民群众的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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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一个企业、一个单位等集体来说，决策者思辨力的高低决定了一个集体的前途。管理首先是对人的管理，是认识和交流的过程，思辨力的高低对此有重大影响。而决策的过程同样是思辨的过程，缺乏思辨力更会导致错误的决策，造成损失和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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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变时期，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资源危机、人口危机、老龄化危机、道德机、传统文化危机、经济危机……我还要加上一条——思维危机。思维的危机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危险的，因为思维是最难以改变的。思维方式不改变，思维水平不提高，其他的危机就很难解决好，甚至越搞越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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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各种愚蠢的、错误的、可笑的、荒唐的政策能够制定出来并且实施，排除道德因素、故意因素，决策者思辨力的不足是最重要的原因。近年来，某些官员发表的“中国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电信行业不存在垄断”、“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限制低学历民工进广东、政协委员开会住五星级酒店是“政府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举措”等等言论更是让人震惊其愚蠢的程度，难道这就是高级领导的思维水平?如果很多高层官员都是这种思维能力，中国的前途是让人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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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应对思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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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正处在思维危机之中。要解决这个危机，我们必须要进行一场思维的革命，提高我们的思辨力。如何提高思辨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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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人类有自以为是的通病，很多人总是认为自己英明正确，他们不愿意甚至根本想不到去反省自己，更不肯、也不知道如何去改变自己的思维。积习难改，即使想改也很困难。因为思维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没有颜色、没有大小、没有气味，没有任何让我们的感觉器官去把握的特征，我们无法准确地感受到它，更难以确定它的好坏与对错。如果没有别人的指导和深人的反思，很少有人能够觉察到自己在思维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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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个体来说，人的思维有自成系统的特性，人们很难感受到自己在思维方面的缺陷或是错误。对一个天生的聋人来说，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世界上还有声音，他就会认为世界本来就是无声的;对一个天生的盲人来说，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世界上还有色彩，他就会认为世界本来就是黑色的。那些有明显的缺陷的人，他们的思维同样是自成系统的，没有别人告诉他，他们就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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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我们这些没有明显缺陷的正常人来说，思维的这种自成系统的特性使得我们更是不可能自己去发现在思维方面的问题。那怎么办？只能依靠别人，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来认识自己。所以我们必须互相学习、互相讨论、互相指导、互相批评，通过与别人的比较以及别人给自己提出的意见、建议来认识自己的思维，特别是认识自己思维中的缺点与不足，以便改正缺点，弥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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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的思维难以改变，但孩子的思维仍在发展变化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思维能力的培养，慎之又慎，要使孩子的思维在定型之前就得到充分的发展。思辨能力的偏低不外乎三个原因：先天因素、相关知识的缺乏、思维训练的缺乏。先天的因素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知识的学习和思维能力的训练来提高思辨力，这要通过教育来完成，而这正是中国教育做得最差的地方。我们的孩子既缺乏思辨的知识，又缺乏思辨的训练，哪里能有强大的思辨力呢？要想提高国民思辨力，就必须改善中国的教育，通过教育培养孩子的思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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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担负着培养孩子思辨力的重任，但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大很多。中国人的一些教育观念是错误的，一些教育体制是不合理的，一些教育方式是落后的。中国的教育不仅不能帮助孩子提高思维能力，反而限制了甚至扼杀了孩子思维能力的发展，把一个个本来很喜欢思考的孩子培养成了一个个不会思考的、呆头呆脑的成人。思维要革命，首先要进行教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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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人每一次思维方式的改变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清末，中国人的天朝大国观念还是深入骨髓，人们难以接受西方还有比自己更先进的国家，更别谈历史上一直是我们徒弟的日本了。日本的崛起让中国人震惊不已，甲午战败，对中国人思想上的冲击远大于军事上失败的耻辱。近代中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使自己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这说明，思维的改变是多么的困难。甚至是经过了这么多次的打击，中国人思维上的很多不足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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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难以改变还在于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影响，思辨力低下的上一代培养出来的下一代，同样也会思辨力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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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改变思维是如此的困难，但是必须改变。希望我们能够主动求变，多多反思，虚心向他人学习，敢于直面自己的缺点，勇于接受批评与建议，寻找自己的不足并有意地去改变它，不要等到外界环境逼迫你改变的时候再改变，因为那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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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来说，提高国民特别是决策者的思辨力至关重要。如果决策者不去深刻反思自己，主动求变，主动改革，那么总有一天形势会逼迫你去改革。逼迫下的改革其代价是沉重的，甚至是惨痛的，我们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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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希望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这光明的前途需要我们掌握良好的思维方式、具备较高的思维水平才能最终实现，这就对决策者的思辨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中国的未来如何，全在于我们今天怎么做。只有具有较强的思辨能力，才能瞄准正确的方向，制定正确的措施，实现伟大的理想——中华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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