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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溥写这本书时已在华生活了20多年，他根据自己对中国人的日常行为、生活习性、价值形态的观察、体验，以西方的文化生活形态为参照，论述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性格特征、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生动地勾画出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该书被公认为世界上研究中国民族性最早、最详尽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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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作者在第七章和第十章指出了中国人在思维方面的两个缺点：易于误解、思绪含混。他认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误解，误解别人，被别人误解，中国人缺乏理解能力。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中国人思绪含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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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绪含混的一个突出事例是，中国人习惯于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你问一位中国厨师，“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些盐？”得到的解释是，“我们都未在面包里放盐。”“你们城里有这么多好吃的冷冻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冬天吃呢？”“是的，我们不留冷冻食品到冬天吃。”一位拉丁诗人说过：“能够知道事物缘由的人是快乐的。”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他就会把他的格言修改为：“试圈找到事物缘由的人是自寻烦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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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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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指外国人）就某种反常行为问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是的。”回答就是这么简明扼要。在这种含混不清的回答中，一般附有几个令人恼火的常用词。既有表示疑问的“多少”，又有表示肯定的“几个”。你问你在这里住几天了？”回答是：“是的，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天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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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两个例子，明恩溥觉得中国人不喜欢去思辨“为什么”，缺乏对事物深层原因的探索精神。他们的思维只停留在表面的“是什么”，并且连“是什么”也经常是含混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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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溥举了一个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的例子，说明汉语表达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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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言语中，也许最含混不清的词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这个发音既可以表示“他”、“她”，也可以表示“它”。[7]有时，说话人为了表明他所说的人指的是谁，就用拇指含混地朝这个人的家的方向指一指，或者指向这个人目前所处的地点。……中国人的谈话就像英国法庭上证人作证，他以下列的语句表述一场斗殴：“他拿着一根棍子，他也拿着一根棍子，他打了他，他也打了他，如果他像他打他那样狠地打他，他就会打死他，而不是他打死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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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书面语中“她”与“它”作为人称代词始于20世纪20年代，为刘半农所首倡。之前，汉语白话文中的第三人称以“他”字一统天下，男、女、物皆可指，确实带来了交流的不便。而在口语中，这三个词是相同的发音，直到今天，口头交流时仍然有所不便，我们有时不得不追问一句你说的到底是哪一个‘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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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溥还注意到，中国人的理解能力有问题，常常不能准确地转达别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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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绪含混的另一个事例是，他们无法将别人的一个想法原原本本地转告给另一个人。要A把某事转告于B，再转告于C，这在中国是最难做好的，或者是由于有关的人不了解该事的重要性，而根本就没有把该信息传下去，或者传到c时已是面目全非，不知所云了。以为这样一台复杂机器中的3个齿轮能互相配合，运转正常，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即使是那些有相当理解力的人，他们也觉得转达一个想法不有所增减是很困难的，正如一根直棍插入清水中，折射出来的肯定是扭曲的样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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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溥认为中国人对事物的表述往往不够清晰，思考问题简单。他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归结于汉语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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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已经知道，汉语的名词是没有格的变化的，它们既没有“性”，也没有“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也不受任何“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和“人称”的限制。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任何汉字只要能用的，都可以通用，不会有什么问题。……这种语言结构，正像夏天的酷热自然要引起午睡一样，会招致“思绪含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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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归结于教育制度，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很少，“那些没有受过完整教育或根本就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在运用中国语言时，造成了思绪含混”，[11]“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受教育者在能够理解和能够运用的意义上掌握一门学科”[12]。一个学者和文盲之间的对话，可能让双方都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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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和明恩溥等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评价虽有所不同，但都看到了中国人在思维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可否认，由于他们生活的时代离现在已比较久远，中国人的思维相比一百多年前已经有了不少的变化，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他们所谈的中国人的很多思维特点，今天仍然存在，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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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二、中国人自己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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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人性格、思维等方面内容的专著，20世纪最有名的有两本——林语堂的《中国人》（或译为《吾国与吾民》）和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而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很多文化人也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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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第三章“中国人的心灵”中，林语堂对中国人的思维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人思维的“女性化”特点，并认为“女性智慧与女性逻辑的那些特点就是中国人心灵的特点”[13]。我们知道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不太善于抽象逻辑思维，而擅长形象思维、直觉思维。“中国人的头脑，就像女性的头脑充满了庸见。中国人的头脑羞于抽象的辞藻，喜欢妇女的语言。”[14]“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具体的”[15]，而不是分析的、抽象的。“中国人的思维不善于进行分析”[16]，“中国人的思想总是停留在有形世界的外围”[17]。笔者对林语堂先生的说法深以为然，中国很多男人的思维方式都有女性化倾向，有较强逻辑思辨能力的中国人实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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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将西方人的思维与中国人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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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为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因为他们的思维基本上是分析型的，这已经被亚里士多德学说引人注目的现代性所证明。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和天文学。这些学问都需要分析性的思维。印度人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而中国人尽管有其天然的智慧，却未能发展其自己的语法学。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因为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他们的抽象名词，比如“仁”、“义”、“礼”、“忠”等等都是泛泛而谈。在具体讨论中，会发现它们的意义含混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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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又说，在中国，“逻辑从来也没有被发展成为一种科学，所以他们也不仰仗逻辑，而是靠自己或许是更健全的庸见”[19]，“在中国文学中，也从来没见过有雄辩的论证”[20]“中国作家先提出一两个论点，然后即刻提出结论。在读他的文章时，你很少看到他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21]“庸见在中国代替了推理与演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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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国人思维的论述，林语堂认为中国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正是中国人的思维特点造成的，“我们已经对中国人思维的特点做了详尽的讨论。这使得我们能够明了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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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很多人都看过，这是一本受到不少争议的著作，一些人不能接受他对中国人的批评。柏杨认为儒家文化扼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力。“几千年下来，一切东西都由别人——圣人或有权势的大官之类，替我们想好了，自己不需要想，而且也不敢想。要怎样做才对呢，中国人似乎需要练习自己去做傻子。”[24]他还指出我们最重要的反应，应该是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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