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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概念模糊的一个典型。按照这样的法规，老百姓有问题根本不知道应该去找谁，“政府”这个概念太宽泛了、太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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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个医院乱收费的报道。据《楚天都市报》2009年10月29日报道，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民医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咨询费”、“疾病健康教育费”。当遭到群众质疑时，医院领导拿出了上级的文件，说明可以收取这个费用。确实黄冈市卫生局有相关的文件，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文件上。文件只规定了可以收，但是对究竟什么是“健康咨询”，什么是“疾病健康教育”却没有具体的概念界定。这就留下了漏洞，医院可以随意地理解这个概念并收费。正如该医院护士所说，“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们平时对你说的话”，“健康咨询”就是患者向护士询问的话。按这种理解，他们就是收费有理。实际上，像这家医院这样收费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医院都在钻这个空子。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政策制定者没有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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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提出的很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应该”？什么叫“更多”？什么叫“管理人才”？怎么样算“培养”？每一项都是模糊的，是无法明确的，双方都难以执行，美国完全可以不认账，“应该”做的事情，不做也可以呀。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可以用“经验不足”来作为借口，但其实是思维能力不足造成的，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概念模糊。而参加谈判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专家，连这些人的思维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别说其他了。反观美国提出的条款，则要明确、严密得多。[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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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学校里，学生因事请假的事情。所谓请假就是在因事请求在一定的时期不参加学习。既然是请求，那么请假的行为就一定发生在不参加学习的行为之前，如果没有请求就不参加学习，就是旷课。请求是前提，不参加学习是结果，这个前因后果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但是部分学生和老师却对此产生了歧义，出现了所谓“事后请假”的说法，这是部分人对概念理解的模糊造成的。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胎教”一词指的是在孩子未出生时进行教育，孩子出生之后的教育就不叫胎教了。“事后请假”的说法就和“产后胎教”的道理是一样的，是不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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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事前请求，才叫“请假”。只要没请假而不参加学习，那就是旷课。所谓的“事后请假”其实就是对自己为什么旷课作一个解释。如果旷课的原因是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如突发事件等，老师觉得这种理由可以原谅，便不再追究、不予处罚，而决不是什么“事后请假’这不是假，而是可以原谅的旷课。由于手续和程序上的原因，可能会需要补一个请假条，但决不是什么事后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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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生经常先斩后奏，先旷了课，再编造理由解释，并强词夺理说“学校没有规定不可以事后请假”。这首先是一种二元思维，即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思维，他们误以为没有明确规定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可以做的事情。而老师一时也无法反驳，便觉得学校的规定不健全，应该在学生守册中明确规定“不准事后请假”。这些想法都是因为不能够正确地理解“请假”一词的确切内涵，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来理解。这种对概念的模糊理解给学生管理带来很多不便，因为“不准事后请假”的规定也是有问题的，是不可能被执行的，如一些突发事件会造成学生不能及时请假，只能事后说明。而所谓“补假”的说法则更为模糊不清，假期怎么补？其实仍是“补请假”的意思。解决这样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明确“请假”一词的确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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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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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分不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的差别，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又由于中国人的集体观念比较强，批评某个集体对于中国人来说就等于批评个人。对群体的批评常会造成中国人之间窝里斗，地域之间、贫富之间、职业之间互相攻击，这就是因为没有分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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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我们说某个集合概念有某种特征时，并不能得出这个集合中的每个个体都有这种特征的结论;当我们说某个群体具有一个特点的时候，不代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这个特点。比如，我们说南方人善于做生意，这里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但不代表每个南方人都善于做生意。再如，说山东人长得比较高大，这里的“山东人”也是集合概念，并不能证明每个山东人都长得高大。又如，在“中国人老是窝里斗”、“中国人缺乏思辨力”这样的命题中，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说明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在伯杨《丑陋的中国人》中，“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能得出每个中国人都丑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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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理解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的差别。有不少人认为谈论中国人的缺点时应该说成是“有的中国人如何如何”，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其实这种人主要是心胸问题，心胸狭隘，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只喜欢听别人的表扬。当别人夸奖中国人的时候，他就不会要求在“中国人”前面加上“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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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鸣先生写过《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文章，很多中国人很不满，说按照黎鸣的观点，黎鸣也很愚蠢，因为他也是中国人。这就是对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没有分清，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同样，笔者在本书中大谈中国人的思维缺陷及劣根性，这里的“中国人”同样是集合概念，不代表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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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比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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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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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既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怎么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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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把类比当成中国人的一个思维特点，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的优势。类比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变成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地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荀子《劝学》是连篇类比，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个传统。类比的运用确实让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横生、意境优美，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可读性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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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是一种人类自然产生的推理方法，不需专门训练就能掌握，人人都会类比。它来自于人类大脑的联想活动，当人们看到一个事物有某个特点时，便会想到与它同类的事物也会有相同的特点。比如，毒死狗的食物也会毒死人，因为人和狗都是动物，而且是哺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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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也会用类比，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在使用类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思辨能力差，不善于纯粹地说理，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理方法。西方人类比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但在和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谈话时，他们也不得不用类比，不然人家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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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虽然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但其价值仍然不可被忽视。在科学研究中，可以用类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如果以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即成为了科学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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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星驰的电影《审死官》一幵始，水师提督之子宾少爷的狗阿才咬了肉贩，肉贩将狗打跑，结果宾少爷要求肉贩赔偿他300两银子;而状师宋世杰则让自己的仆人咬了宾少爷，被宾少爷打跑，宋世杰按照宾少爷的逻辑类比推理，要求宾少爷赔自己1000两银子。后来，富商的儿子打死人，宋世杰也是用类比推理的方法为富商之子辩护，这种诡辩方法歪曲了事实。他当堂踢打凶手，凶手没有死，如果几年后死了与此无关;而凶手也没有当场打死被害人，是第二天才死。宋世杰用这个类比说明被害者的死与凶手无关，毫无疑问，他的逻辑是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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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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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幵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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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来教育他们要爱国。但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呢，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呢，狗难道不能嫌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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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言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简单地以老黄瓜类比国家，不仅不能证明任何问题，而且语意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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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离开了明显的形象，他们便不会思考;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中国人向来喜欢攀比，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别人能做，我也能做；别人行，我也行;别人不要的，我也不要。这其实就是一种类比，这种类比忽视了自己与别人的差异，虽然都是人，却是不一样的人。能不能和别人一样，要不要和别人一样，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是不能盲目攀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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