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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理解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的差别。有不少人认为谈论中国人的缺点时应该说成是“有的中国人如何如何”，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其实这种人主要是心胸问题，心胸狭隘，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只喜欢听别人的表扬。当别人夸奖中国人的时候，他就不会要求在“中国人”前面加上“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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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鸣先生写过《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文章，很多中国人很不满，说按照黎鸣的观点，黎鸣也很愚蠢，因为他也是中国人。这就是对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没有分清，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同样，笔者在本书中大谈中国人的思维缺陷及劣根性，这里的“中国人”同样是集合概念，不代表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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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比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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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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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既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怎么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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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把类比当成中国人的一个思维特点，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的优势。类比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变成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地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荀子《劝学》是连篇类比，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个传统。类比的运用确实让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横生、意境优美，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可读性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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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是一种人类自然产生的推理方法，不需专门训练就能掌握，人人都会类比。它来自于人类大脑的联想活动，当人们看到一个事物有某个特点时，便会想到与它同类的事物也会有相同的特点。比如，毒死狗的食物也会毒死人，因为人和狗都是动物，而且是哺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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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也会用类比，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在使用类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思辨能力差，不善于纯粹地说理，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理方法。西方人类比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但在和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谈话时，他们也不得不用类比，不然人家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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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虽然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但其价值仍然不可被忽视。在科学研究中，可以用类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如果以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即成为了科学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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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星驰的电影《审死官》一幵始，水师提督之子宾少爷的狗阿才咬了肉贩，肉贩将狗打跑，结果宾少爷要求肉贩赔偿他300两银子;而状师宋世杰则让自己的仆人咬了宾少爷，被宾少爷打跑，宋世杰按照宾少爷的逻辑类比推理，要求宾少爷赔自己1000两银子。后来，富商的儿子打死人，宋世杰也是用类比推理的方法为富商之子辩护，这种诡辩方法歪曲了事实。他当堂踢打凶手，凶手没有死，如果几年后死了与此无关;而凶手也没有当场打死被害人，是第二天才死。宋世杰用这个类比说明被害者的死与凶手无关，毫无疑问，他的逻辑是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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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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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幵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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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来教育他们要爱国。但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呢，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呢，狗难道不能嫌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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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言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简单地以老黄瓜类比国家，不仅不能证明任何问题，而且语意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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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离开了明显的形象，他们便不会思考;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中国人向来喜欢攀比，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别人能做，我也能做；别人行，我也行;别人不要的，我也不要。这其实就是一种类比，这种类比忽视了自己与别人的差异，虽然都是人，却是不一样的人。能不能和别人一样，要不要和别人一样，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是不能盲目攀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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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元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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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学演讲中说，我们的企业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大学的高材生就问他：“难道要做小做弱吗?”这是推论错误，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并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也即好坏人思维、非黑即白思维。这种思维只看到了事物相反的两面或两端，忽视了其他方面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情况，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间情况也往往是最普遍的。二元思维是中国人常见的思维，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思维。——很多中国人上了这么多年的学，思维还处在小学生水平，小孩就会的好坏人思维。比如，对于体育明星姚明、科比等等，明显分成两个阵营，姚黑姚蜜，科黑科蜜，整天在网上骂来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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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比较明显，很多中国人把历史人物分成明显的好与坏两类，将好的神圣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似乎他们是没有缺点的完人;将坏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们一无是处。这种思维是片面的，没有认清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待现代人同样如此，中国人很容易将某一地区、某一阶层或是某一职业的人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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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政策上，我们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分治，也是一种二元思维。它把全国人民简单地分成了农民、市民两个部分，用户籍制度加以区别。但实际上，不论是通过历史纵向来看，还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农民与市民都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人，而是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农民与市民的截然不同，农民随时可以进城做生意成为市民，中了科举还可以到城里做官;同样，城市人也随时可以到农村买块地过田园生活，即使是贵为宰相，下了台也可能去做农民。国外也是如此，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去务农还是务工，即使美国总统华盛顿，下台后也回到了自己的农场。正是由于当前的二元制度，使得农民工成为了一个夹缝中的群体，他们的户口是农民，工作却在城市，既非农民，也非市民，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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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元思维下，政治思想界的左与右，也往往走向极端，我们的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教训。翟华在《中国人走遍天下之法宝：东方文化西方语》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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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中国人似乎有一个概念：没有明言禁止的事就是可以做的事。我曾听见有“犯了事”的同胞辩解说我不知道呀！”甚至质问：“哪儿写着不许了？”不错，国内很多地方、很多场合都写着“严禁xx（吐痰、吸烟、喧哗等等）”，一般与“违者罚款”连用。制订这些规矩的有关部门煞费苦心，往往不得不详细列出不许做的事，于是出现了“约法三章”、“五个不准”、“七不规范”、“服务忌语五十句”之类的标语。[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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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认为没有明令禁止的事情就是可以做的事情，这也是二元思维。由“禁止的事不可以做”推出“不禁止的事就可以做”的结论，这是典型的逻辑错误。这个前提是不能推出这个确定的结果的，没有明确禁止的事情不一定就是可以做的事情。这样的思维会使得社会管理者疲于奔命，他们不断地出台各种禁令，但问题还是层出不穷的，禁令永远跟不上新问题出现的速度。江苏贫困县阜宁县拨款350万元建“山寨版世博中国馆”受到多方质疑，阜宁县政府新闻办回应说，中央无禁止的都可以做。这种思维正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因为中央是不可能对一个县政府的一举一动都作出详细的禁止规定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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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偏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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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偏赅全是一种不完全归纳的方法，即由一个群体中一部分事物拥有某个特点而推出这个群体的所有事物都有这个特点，这种推论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或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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