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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星驰的电影《审死官》一幵始，水师提督之子宾少爷的狗阿才咬了肉贩，肉贩将狗打跑，结果宾少爷要求肉贩赔偿他300两银子;而状师宋世杰则让自己的仆人咬了宾少爷，被宾少爷打跑，宋世杰按照宾少爷的逻辑类比推理，要求宾少爷赔自己1000两银子。后来，富商的儿子打死人，宋世杰也是用类比推理的方法为富商之子辩护，这种诡辩方法歪曲了事实。他当堂踢打凶手，凶手没有死，如果几年后死了与此无关;而凶手也没有当场打死被害人，是第二天才死。宋世杰用这个类比说明被害者的死与凶手无关，毫无疑问，他的逻辑是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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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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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幵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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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来教育他们要爱国。但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呢，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呢，狗难道不能嫌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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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言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简单地以老黄瓜类比国家，不仅不能证明任何问题，而且语意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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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离开了明显的形象，他们便不会思考;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中国人向来喜欢攀比，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别人能做，我也能做；别人行，我也行;别人不要的，我也不要。这其实就是一种类比，这种类比忽视了自己与别人的差异，虽然都是人，却是不一样的人。能不能和别人一样，要不要和别人一样，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是不能盲目攀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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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元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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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学演讲中说，我们的企业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大学的高材生就问他：“难道要做小做弱吗?”这是推论错误，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并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也即好坏人思维、非黑即白思维。这种思维只看到了事物相反的两面或两端，忽视了其他方面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情况，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间情况也往往是最普遍的。二元思维是中国人常见的思维，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思维。——很多中国人上了这么多年的学，思维还处在小学生水平，小孩就会的好坏人思维。比如，对于体育明星姚明、科比等等，明显分成两个阵营，姚黑姚蜜，科黑科蜜，整天在网上骂来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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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比较明显，很多中国人把历史人物分成明显的好与坏两类，将好的神圣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似乎他们是没有缺点的完人;将坏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们一无是处。这种思维是片面的，没有认清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待现代人同样如此，中国人很容易将某一地区、某一阶层或是某一职业的人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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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政策上，我们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分治，也是一种二元思维。它把全国人民简单地分成了农民、市民两个部分，用户籍制度加以区别。但实际上，不论是通过历史纵向来看，还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农民与市民都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人，而是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农民与市民的截然不同，农民随时可以进城做生意成为市民，中了科举还可以到城里做官;同样，城市人也随时可以到农村买块地过田园生活，即使是贵为宰相，下了台也可能去做农民。国外也是如此，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去务农还是务工，即使美国总统华盛顿，下台后也回到了自己的农场。正是由于当前的二元制度，使得农民工成为了一个夹缝中的群体，他们的户口是农民，工作却在城市，既非农民，也非市民，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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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元思维下，政治思想界的左与右，也往往走向极端，我们的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教训。翟华在《中国人走遍天下之法宝：东方文化西方语》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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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中国人似乎有一个概念：没有明言禁止的事就是可以做的事。我曾听见有“犯了事”的同胞辩解说我不知道呀！”甚至质问：“哪儿写着不许了？”不错，国内很多地方、很多场合都写着“严禁xx（吐痰、吸烟、喧哗等等）”，一般与“违者罚款”连用。制订这些规矩的有关部门煞费苦心，往往不得不详细列出不许做的事，于是出现了“约法三章”、“五个不准”、“七不规范”、“服务忌语五十句”之类的标语。[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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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认为没有明令禁止的事情就是可以做的事情，这也是二元思维。由“禁止的事不可以做”推出“不禁止的事就可以做”的结论，这是典型的逻辑错误。这个前提是不能推出这个确定的结果的，没有明确禁止的事情不一定就是可以做的事情。这样的思维会使得社会管理者疲于奔命，他们不断地出台各种禁令，但问题还是层出不穷的，禁令永远跟不上新问题出现的速度。江苏贫困县阜宁县拨款350万元建“山寨版世博中国馆”受到多方质疑，阜宁县政府新闻办回应说，中央无禁止的都可以做。这种思维正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因为中央是不可能对一个县政府的一举一动都作出详细的禁止规定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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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偏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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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偏赅全是一种不完全归纳的方法，即由一个群体中一部分事物拥有某个特点而推出这个群体的所有事物都有这个特点，这种推论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或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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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常常因某地或某个群体出现了个别的素质不高的人，便否定这个群体的所有人。比如一些大城市人对外地人、对农民、对农民工的看法，以及部分人对河南、上海等地方人的妖魔化，正是因为这种以偏赅全的不当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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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上海某小区有一个很有名的新闻：一对住在这里的美国青年夫妇收留了一位残疾的流浪乞丐，他们不但和这个乞丐握手、拥抱，把乞丐邀请到家里做客，甚至还给了这个乞丐一套家里的钥匙，让他在自己家里吃、住，结果遭到了同住在此小区的中国人的强烈不满。因为这些中国人认为，这个乞丐是外地人、是穷人，很可能不是好人，说不定会是小偷、犯罪分子，要求这对美国夫妇把这个乞丐赶走。这对美国夫妇很诧异中国人的思维：为什么穷人就一定是坏人？为什么外地人就一定是坏人？这种以偏赅全的逻辑是很多老外难以理解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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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过逻辑训练的人是很容易犯以偏赅全的毛病的。例如，我们如果在这儿看到某个国家的某个人很变态，在那儿又看到这个国家的两个人很变态，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联想到，这个国家所有的人可能都很变态，这就是以偏赅全。以偏赅全是一种原始的、自然而然的逻辑，是不完全归纳，其结论并不确定。其实，这个国家中不变态的人是居多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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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谈到改革的时候，总有人为保守辩护：“凡事都要循序渐进，慢慢来。”以此来作为不改革的借口，这也是一个以偏赅全。有的事应该慢慢来，但并不是什么事都要慢慢来，有的事就需要快刀斩乱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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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错误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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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人们即使不经过专门的学习，也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些固定的思维逻辑，但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理，往往不能推出确定的结论。如果再按照这些或然性的结论作其他推理，那就更没有说服力了。我们前面谈到的以偏赅全、类比推理等也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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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与人的讨论中有时会发现这种现象：你说的话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但某人却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根据这个错误的理解对你进行批驳。显然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攻击的其实是一个与你无关的观点。对于这种行为，有人给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自己树立了一个靶子，却说是别人的靶子，然后对着这个靶子进行猛烈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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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多次谈到同性恋的问题，引起不少人的攻击。有个人在网上发评论说：“我是个医学院的教授，我认为，同性恋不宜提倡。”这里面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他作出了错误的推论，因为李银河从来没有说过要提倡同性恋，只是说政府和公众要正视，而不要装作看不见而已。这位教授对李银河观点的理解是错误的，他的逻辑就是：你替同性恋说话，你就是提倡同性恋。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所反驳的观点根本就不是李银河的观点！并且此人还以“教授”自居，似乎做了教授就代表了正确，反而显示了其无知与自大，格调更低一等。而在攻击李银河的人中，大部分人的逻辑都是和这位“医学院的教授”差不多的。在反驳论证中，他们经常会对别人的观点作出片面的或是错误的理解，得出一个与别人原意不相符合的结论，并且把这个结论当成别人的观点进行反驳和攻击。这种思维的错误就在于从别人的论述中推不出反驳者所理解的观点。比如，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从李银河的论述中推出“李银河提倡同性恋”的结论，是这位“教授”逻辑思维能力太差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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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些愤青的逻辑，一个中国人，你夸日本好，那你就是汉奸;你夸美国好，你就是“鹦鹉”，你说中国不好，那你就是卖国贼。毫无疑问，这些论断是有问题的，是没有道理的，夸不夸中国、夸不夸日美，和是不是汉奸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样的前提不能推出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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