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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古代世界文明分成两部分，即地中海文明（或称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地中海文明包括西亚、北非、欧洲，东方文明主要为中国和印度。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东西方文明在历史上基本是同步发展的，中国并没有显着地领先。在先秦时期不用比了，和我们一样辉煌的古文明有好几处;而在汉朝时，西方有罗马帝国;在唐朝时，阿拉伯帝国兴起，同时还有东罗马帝国。西方一直有与东方差不多强盛的国家，汉朝与唐朝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而不是唯一。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世界一千年的说法更是不值一驳的。如果我们把欧洲作为一个地域来看，那么希腊与罗马的相继就相当于中国的周与秦汉等朝代的更替，我们可以把希腊与罗马看做朝代的更替。那么欧洲文明也是从古延续至今的，绝不是只有中国文明是延续至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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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样看起来，中国文明不再像许多中国人想象的那么耀眼，但我们数千年以来一直是东方文明的代表，这已经足以让我们自豪了。难道非得说别人都不如自己、自己是世界第一才高兴吗？这是没有必要的。一个总是把自己父辈的成就或地位挂在嘴上的人，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一个民族同样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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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这么多的劣根性，这深深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要想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必须有智慧的国民，所以也就必须改造国民性。一百多年来，从严复、梁启超到鲁迅、胡适，再到柏杨、龙应台，这些杰出的学者不断地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反思和批判，不约而同地擎起“改造国民性”的大旗。鲁迅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65]遗憾的是，将近百年的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却收效甚微。虽然今日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建设日新月异，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许多中国人的思想却没有相应地快速进步，还停留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水平。以至于这积累了一百年的失望，让人们形成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天下最顽固的事物。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身上已经携带了“病毒”，并且终生无法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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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这么多仁人志士改造中国国民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思维能力对国民性的巨大影响。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性格，思维能力没有提高，很多事情想不明白，国民性又怎么能提高呢？所以要改造国民性，就必须先改善和提高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只有思维能力提高了，改造国民性才有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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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二、国家治理与思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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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可见政策与策略的重要性。而要制定出合适的政策和策略，需要决策者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一个政策出台之前，需要调查取证，论证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同时，要准确地推测政策实施的后果，权衡利弊;而具体的条文则需要明晰而且严密的表达。这些都需要决策者具有较强的推理及表达能力，不然的话，就可能造成政策执行难、弊大于利、漏洞百出等许多问题，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损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决策者思辨力的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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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思辨能力的不足同样反映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决策者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法规的制定及制度设计方面，会有偏差。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都犯过错误。由于思辨力的缺乏，导致判断错误，政策失误，给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给人民带来了痛苦甚至灾难。即使现在，也有一些政策存在急功近利的情况，对国家社会情况的判断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容易被一些表面的现象和暂时的现象迷惑，因而忘记了或者说是忽视了本质，从而制定了一些不合适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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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个错误的政策往往会造成严重后果，即使要改正，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正如一句管理学名言所说：一个错误的决策，一百个行动也难以挽回。国家政策任何一个小小的调整，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影响。蒲松龄说：“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66]所以政策的制定一定要慎之又慎，深思熟虑。笔者在此谈一谈思辨力不足对政府治理国家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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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辨力不足影响决策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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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力不足，看问题往往比较肤浅，看不到那些更深层次的、更为本质的东西。对政策的后果认识模糊或者片面，只看到了表面的、眼前的或某一个方面的利弊，而忽视了深层次的、远期的、另一些方面的利弊。表面有利、眼前有利、一个方面有利的政策，从深层次来看、长远来看、其他方面来看却可能是不利的。在我们国家就有这样的政策，这些政策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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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式主义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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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比较喜欢搞形式主义的国家，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就是例证。形式主义虽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外国人也会搞，但他们的形式主义跟我们比那只能算是吝啬了。搞形式主义造成的损失之巨大是不可想象的。形式主义与中国人思维的表面化有关，是面子心理在作怪。上级只看表面现象，只看你的面子，不看你的里子，下级自然就会搞形象工程。中国的形象工程遍布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从小村镇到大城市，到处都修大广场、大马路、商业街、地标建筑……大家都在争第一，世界第一、全国第一、全省第一，还有第一高楼、第一大坝、第一电视塔、第一大桥、第一过山车、第一大佛像……很多事情上争做第一个，第一条磁悬浮商业运行的国家、第一个制定网瘾诊断标准的国家、第一个使用x疫苗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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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个第一，那就两眼放光，兴奋不已，倍儿有面子。修个政府大楼，也要修得雄伟壮观，派头十足，说是要展示某某地方的形象。殊不知表面上城市的形象好了，而政府的形象却一落千丈。历史上，因政府奢侈而误国甚至亡国的事件屡见不鲜，吴王夫差修姑苏台而吴亡，秦皇羸政修阿房宫而秦灭，很多决策者却忘记了这些教训。北京因为奥运会，建设了一个颇具特色的鸟巢体育场，由此各地出现了不少山寨版鸟巢建筑，其中以山西蒲县政府投资上亿元的“蒲子文化宫”最为有名，该县领导认为此建筑能起到“打造城市亮点，提高城市品位”[67]的作用。2010年上海世博会即将开幕，造型奇特的中国馆又成了被山寨的热点对象，江苏贫困县阜宁县政府拨款350万元建的“山寨版中国馆”受到多方质疑。对于网友质疑，阜宁县政府新闻办回应称，该雕塑是展示阜宁新形象。[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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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形象工程不仅没有提高地方政府的形象，反而是为地方抹黑。相关的领导干部不仅没有因此获得政绩，得到提拔，反而下场可悲。比如著名的安徽阜阳“白宫”、湖南娄底的“白宫建筑群”，正是这些漂亮的建筑把一些领导干部送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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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形象工程劳民伤财，却没多少实际作用。磁悬浮成了赔钱的无底洞；许多立交桥美观而不实用;许多地方的商业步行街没有几个人逛，宽广的大马路也没多少车走;修的广场只重视好看，不重实用，连棵树都没有，夏天市民想到广场上活动活动，却因阳光太强、酷热难耐而作罢。很多工程，唯的一作用就是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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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仅很多看得见的工程是形式主义，很多事情的过程也都是走形式。走这个形式不过是为了“好看”而已，一些会议、检査、评估也是如此，都是没有内容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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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管理方面，维护城市的秩序、卫生、环境等工作确实是有必要的，但是有的城市为了表面形象，为了维护市容，简单粗暴地剥夺一些小商贩的经营权利，引发了一些矛盾甚至造成流血事件。其实，有的小商贩本是下岗职工或是失地农民，这些小买卖对他们来说是生存的根本。所以他们才会对城管工作人员有如此大的怨气，他们与城管的激烈对抗是可以被理解的。生存权与面子，哪个更重要？当然是生存。近年来，一些城市采取疏通、引导、建立交易市场等方法，取得了双臝的效果，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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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政策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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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政策方面，思辨力的不足会造成错误的经济发展观念，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下，就会制定错误的政策。这些错误的政策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损失和浪费。有人说中国最大的浪费是决策失误造成的，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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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很多决策者往往看不见事物的本质，而总是拘泥于表面。近来，欧美国家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事件越来越多，而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遇到这种问题多数都是强烈不满，并认为欧美国家是故意找我们的麻烦，是害怕我们的商品占领他们的市场，是害怕我们中国的强大。其实对于国外的批评，我们不能盲目反对。就其他国家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来说，给中国人带来的并不一定是完全的损害。人家之所以反倾销是因为中国产品销量大，销量大基本上靠的是价格低，之所以价格低是因为成本低，之所以成本低是因为工人工资低、条件差，甚至生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环境得不到保护。我们付出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百姓贫穷的巨大代价去换那些外汇，值得吗？可以说，我们的廉价商品出口得越多，对我们自己的伤害就越大。我们是主动地把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贱卖给人家，人家不买我们还不高兴。为什么这么多人对国外的反倾销不高兴？是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廉价出口商品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损害，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就是出口商品可以立即换来钱，却忽视了这种行为给我们带来的长期的和深层次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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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发展市场经济，遭到一些人的质疑。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不应该搞，这就是著名的“姓社姓资”的问题。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一眼就看到了事物的根本，而不会被一些表面的东西、细枝末节的东西迷惑。提出姓社姓资问题的人，只看到了表面的“名”，没有看到“实”。一个事物的名字是人为规定的，名字不一定符实。可以给一条狗起名字叫公主、王子，但它仍然是一条狗，名字叫什么不重要，实质是什么最重要。姓社姓资不重要，一种制度，它叫什么名字不重要，来自于哪里不重要，只要它的实质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就是好的制度。是否有利于国家人民，这是判断政策和制度好坏最根本的标准。姓社姓资只是一个表面的、人为的现象，号称社会主义的不一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同样，号称资本主义的也不一定是真正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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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用手段与目的的逻辑关系来说明我们可以搞市场经济。手段是表面的东西，目的才是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为此发明了“黑猫白猫论”，即不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一个伟大的论断，因为他始终把眼睛盯着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目的，这种思维能力正是中国人所普遍缺乏的。而这个说法在今天之所以受到了一些争议，不是因为邓小平说得不对，而是很多人对“猫”和“鼠”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有人把作为目的的“鼠”理解成了金钱、美女、政绩，方向就搞错了；而把作为手段的“猫”理解成了不择手段，甚至违法乱纪，这当然是不对的。作为政府决策者，应该记住鼠”就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这个目的，真的可以“不择手段”。看问题一定要看到根本的东西，而不是被表面的东西所迷惑，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釆取正确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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