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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二、国家治理与思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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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可见政策与策略的重要性。而要制定出合适的政策和策略，需要决策者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一个政策出台之前，需要调查取证，论证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同时，要准确地推测政策实施的后果，权衡利弊;而具体的条文则需要明晰而且严密的表达。这些都需要决策者具有较强的推理及表达能力，不然的话，就可能造成政策执行难、弊大于利、漏洞百出等许多问题，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损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决策者思辨力的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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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思辨能力的不足同样反映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决策者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法规的制定及制度设计方面，会有偏差。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都犯过错误。由于思辨力的缺乏，导致判断错误，政策失误，给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给人民带来了痛苦甚至灾难。即使现在，也有一些政策存在急功近利的情况，对国家社会情况的判断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容易被一些表面的现象和暂时的现象迷惑，因而忘记了或者说是忽视了本质，从而制定了一些不合适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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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个错误的政策往往会造成严重后果，即使要改正，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正如一句管理学名言所说：一个错误的决策，一百个行动也难以挽回。国家政策任何一个小小的调整，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影响。蒲松龄说：“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66]所以政策的制定一定要慎之又慎，深思熟虑。笔者在此谈一谈思辨力不足对政府治理国家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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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辨力不足影响决策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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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力不足，看问题往往比较肤浅，看不到那些更深层次的、更为本质的东西。对政策的后果认识模糊或者片面，只看到了表面的、眼前的或某一个方面的利弊，而忽视了深层次的、远期的、另一些方面的利弊。表面有利、眼前有利、一个方面有利的政策，从深层次来看、长远来看、其他方面来看却可能是不利的。在我们国家就有这样的政策，这些政策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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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式主义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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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比较喜欢搞形式主义的国家，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就是例证。形式主义虽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外国人也会搞，但他们的形式主义跟我们比那只能算是吝啬了。搞形式主义造成的损失之巨大是不可想象的。形式主义与中国人思维的表面化有关，是面子心理在作怪。上级只看表面现象，只看你的面子，不看你的里子，下级自然就会搞形象工程。中国的形象工程遍布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从小村镇到大城市，到处都修大广场、大马路、商业街、地标建筑……大家都在争第一，世界第一、全国第一、全省第一，还有第一高楼、第一大坝、第一电视塔、第一大桥、第一过山车、第一大佛像……很多事情上争做第一个，第一条磁悬浮商业运行的国家、第一个制定网瘾诊断标准的国家、第一个使用x疫苗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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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个第一，那就两眼放光，兴奋不已，倍儿有面子。修个政府大楼，也要修得雄伟壮观，派头十足，说是要展示某某地方的形象。殊不知表面上城市的形象好了，而政府的形象却一落千丈。历史上，因政府奢侈而误国甚至亡国的事件屡见不鲜，吴王夫差修姑苏台而吴亡，秦皇羸政修阿房宫而秦灭，很多决策者却忘记了这些教训。北京因为奥运会，建设了一个颇具特色的鸟巢体育场，由此各地出现了不少山寨版鸟巢建筑，其中以山西蒲县政府投资上亿元的“蒲子文化宫”最为有名，该县领导认为此建筑能起到“打造城市亮点，提高城市品位”[67]的作用。2010年上海世博会即将开幕，造型奇特的中国馆又成了被山寨的热点对象，江苏贫困县阜宁县政府拨款350万元建的“山寨版中国馆”受到多方质疑。对于网友质疑，阜宁县政府新闻办回应称，该雕塑是展示阜宁新形象。[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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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形象工程不仅没有提高地方政府的形象，反而是为地方抹黑。相关的领导干部不仅没有因此获得政绩，得到提拔，反而下场可悲。比如著名的安徽阜阳“白宫”、湖南娄底的“白宫建筑群”，正是这些漂亮的建筑把一些领导干部送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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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形象工程劳民伤财，却没多少实际作用。磁悬浮成了赔钱的无底洞；许多立交桥美观而不实用;许多地方的商业步行街没有几个人逛，宽广的大马路也没多少车走;修的广场只重视好看，不重实用，连棵树都没有，夏天市民想到广场上活动活动，却因阳光太强、酷热难耐而作罢。很多工程，唯的一作用就是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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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仅很多看得见的工程是形式主义，很多事情的过程也都是走形式。走这个形式不过是为了“好看”而已，一些会议、检査、评估也是如此，都是没有内容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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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管理方面，维护城市的秩序、卫生、环境等工作确实是有必要的，但是有的城市为了表面形象，为了维护市容，简单粗暴地剥夺一些小商贩的经营权利，引发了一些矛盾甚至造成流血事件。其实，有的小商贩本是下岗职工或是失地农民，这些小买卖对他们来说是生存的根本。所以他们才会对城管工作人员有如此大的怨气，他们与城管的激烈对抗是可以被理解的。生存权与面子，哪个更重要？当然是生存。近年来，一些城市采取疏通、引导、建立交易市场等方法，取得了双臝的效果，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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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政策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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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政策方面，思辨力的不足会造成错误的经济发展观念，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下，就会制定错误的政策。这些错误的政策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损失和浪费。有人说中国最大的浪费是决策失误造成的，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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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很多决策者往往看不见事物的本质，而总是拘泥于表面。近来，欧美国家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事件越来越多，而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遇到这种问题多数都是强烈不满，并认为欧美国家是故意找我们的麻烦，是害怕我们的商品占领他们的市场，是害怕我们中国的强大。其实对于国外的批评，我们不能盲目反对。就其他国家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来说，给中国人带来的并不一定是完全的损害。人家之所以反倾销是因为中国产品销量大，销量大基本上靠的是价格低，之所以价格低是因为成本低，之所以成本低是因为工人工资低、条件差，甚至生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环境得不到保护。我们付出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百姓贫穷的巨大代价去换那些外汇，值得吗？可以说，我们的廉价商品出口得越多，对我们自己的伤害就越大。我们是主动地把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贱卖给人家，人家不买我们还不高兴。为什么这么多人对国外的反倾销不高兴？是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廉价出口商品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损害，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就是出口商品可以立即换来钱，却忽视了这种行为给我们带来的长期的和深层次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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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发展市场经济，遭到一些人的质疑。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不应该搞，这就是著名的“姓社姓资”的问题。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一眼就看到了事物的根本，而不会被一些表面的东西、细枝末节的东西迷惑。提出姓社姓资问题的人，只看到了表面的“名”，没有看到“实”。一个事物的名字是人为规定的，名字不一定符实。可以给一条狗起名字叫公主、王子，但它仍然是一条狗，名字叫什么不重要，实质是什么最重要。姓社姓资不重要，一种制度，它叫什么名字不重要，来自于哪里不重要，只要它的实质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就是好的制度。是否有利于国家人民，这是判断政策和制度好坏最根本的标准。姓社姓资只是一个表面的、人为的现象，号称社会主义的不一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同样，号称资本主义的也不一定是真正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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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用手段与目的的逻辑关系来说明我们可以搞市场经济。手段是表面的东西，目的才是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为此发明了“黑猫白猫论”，即不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一个伟大的论断，因为他始终把眼睛盯着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目的，这种思维能力正是中国人所普遍缺乏的。而这个说法在今天之所以受到了一些争议，不是因为邓小平说得不对，而是很多人对“猫”和“鼠”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有人把作为目的的“鼠”理解成了金钱、美女、政绩，方向就搞错了；而把作为手段的“猫”理解成了不择手段，甚至违法乱纪，这当然是不对的。作为政府决策者，应该记住鼠”就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这个目的，真的可以“不择手段”。看问题一定要看到根本的东西，而不是被表面的东西所迷惑，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釆取正确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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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问题的抽象性、复杂性和专业性，造成研究经济问题的困难，经济政策的制定往往需要经济学专家学者的参与。但是经济学是最容易产生错误和谬论的学科，面对同样的问题，不同的经济学家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而在错误结论的指导下，则必然会产生错误的政策，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学界，充斥着各种谬论，以这些谬论为指导的政策，其后果当然也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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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专栏作家亨利•黑兹利特在其名著《一课经济学》中就对经济学谬论的产生原因作了精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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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学科中，充斥经济学的谬论是最多的。……尽管有些公共政策从长远来看对各群体都有利，但也有相与多的政策只对某些群体有利，甚至以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能够从那些政策获利的群体，会在利益的驱使下不遗余力地主张积极实施相关政策。他们会雇来一流的人才，要这些人专心致志，力陈利益集团自身的见解。最后，他们要么是让大众接受自己的主张，要么就干脆把水搅浑，让人无法认清其中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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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自身利益无止境地要求外，还有另一个导致新的经济学谬论每天都在产生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人们有着天生短视的倾向，总是只关注某项政策的即时影响，或者只关注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产生的影响，而不去探究那项政策对所有群体造成的长远影响。忽视那些不那么即时和不那么明显的后果，本身就是一个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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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差异正是坏的经济学和好的经济学的区别所在。坏的经济学家只顾及眼前所见的利弊得失，而好的经济学家则看得更长远；坏的经济学家只观察经济政策提案中的行动产生的直接结果，好的经济学家还会考察更长远的间接结果；坏的经济学家只关注某项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已经产生或者即将产生的影响，好的经济学家还会去探究该政策对所有群体产生的影响。[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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