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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专家还看到了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的浪费，有专家甚至说我们国家城市人均占地面积远超过国际平均水平。这些专家只看到了一个表面现象，只要稍微调查一下就知道，这个数字是很不准确的。中国的城市有很多所谓的市区并不是城市化地区，一些郊区、一些城乡结合部还有大量的半城市化地区及农村。比如上海连着郊区一起算，当然人均占地面积高，如果只箅市区呢，那就是世界最拥挤的城市之一。还有计算城市人均占地面积时没有包括流动人口，但流动人口在城市也要住呀，也要走路呀，也要吃饭呀。比如建筑工人，流动性大，但不住在小区，统计的时候不会把他们算上。如果把几亿流动人口也算上，我们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不会超过国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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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表面的、片面的现象，使得决策者忽视了最根本的东西，即城市化的问题。这就叫因噎废食，看到了小弊，忽视了大利。在对农民粮食补贴方面，一些人都有认识上的错误，包括一些干部和群众，他们总以为农民是占了便宜，又免农业税，又补贴，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农民因为种粮而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农业税和补贴的总和。农民如果选择种植一些高收益的经济作物，每亩地有可能挣1000块钱，但种粮食却只能挣100多元，损失了800多元，而补贴才几十块钱。据对全国9000个小麦生产经营单位和农户的调查，2006年小麦平均每亩纯收益为160元。[72]如果碰上年头不好，种粮就很可能赔本。种粮不挣钱，在政府要求下又不得不种，这种政策其实是害了农民。政府要求农民在自己承包的田里必须种粮食，其实是剥夺了农民的经营自主权，既然如此，就必须补偿农民的损失，而不是仅仅象征性地补贴几十块钱。因为农民的这种损失人们是不能直接看到的，是需要通过思辨和想象才能认识到的，就容易被人所忽视。人们只看到了表面的补贴，没看到深层次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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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政策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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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短时间内看不到成效，一些决策者因此就不重视，他们只重视那些表面的、见效快的。其所谓的对教育的重视也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在教育方面，我们同样有很多不合理的、欠考虑的政策。且不说教育不公平、教育经费投入过低、对基础教育重视不够等大问题，我们且谈一个稍小一点的问题——学英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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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学英语政策是缺乏思辨力的人制定出来的，其弊是远大于利的。首先是浪费青舂。很多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学英语，却一辈子用不到。中国人花费了十年的时间学英语，而外国人不需要学汉语，省下了十几年的学外语的时间，用这些时间学习其他课程比如科学、技术、文艺。中国人学习科技文化的时间则被学英语占用了，那么中国人的科学文化素养就会落后于外国人，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学一门语言，在没有这种语言环境的情况下，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花费十几年的时间说不定还是哑巴外语，无法用于实际。但如果在外语环境下学外语，则是事半功倍。一些西方人到中国后，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用汉语与中国人进行基本的交流。同样，一些到外国去的中国人，甚至是一些外语底子很差的运动员，都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外语。硬要规定所有学生都在非外语环境下学外语，害处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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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语政策另一个重大的弊端，就是严重阻碍了汉语的国际化，削弱了汉语的国际地位。笔者经常看到一些报道，说什么世界很多国家掀起了学汉语的热潮，学中文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等等。实际真的如此吗？世界上学汉语的外国人有多少？前几年一直说是大约3000万人，笔者看到的一些资料说2008年的最新统计是4000多万人。但是我们要看到，在这些外国人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华人、华裔。国家汉办组织派出的中文老师到了美国之后发现，“都说美国出现了中文热，杨老师表示，到了之后发现中文并没有那么热。即使是在双语学校，中文是学生的必修科目，但学生们都不爱说中文，即使是华裔小孩，一旦下课，也满口都是英文。”[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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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世界64个国家建立了210所孔子学院，大力推广汉语。2006年，中国教育部推出了一项庞大的计划，投人巨资，目标是到2010年，参加过汉语学习的外国人人数能达到1亿。2009年已过去了，可以说教育部的计划已经失败，到2010年学过汉语的外国人不可能达到1亿。除非我们把像NBA球星詹姆斯、科比等学过几个“你好”、“老北京”等词句的人都算上学过汉语，还有点可能。学习汉语的人数确实在增长，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国家来说，绝对谈不上什么汉语热。再说，在这几千万学过汉语的外国人中，有多少人能达到交流的程度？至今参加过有中国托福之称的汉语水平考试的外国人仅四五十万人而已。所以说，汉语热其实不太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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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汉语热不起来？因为外国人根本没有必要学汉语！为什么外国人不必学汉语？因为中国人会说外语的太多了！很简单的例子，一个美国人到中国做生意，他根本不需要会汉语，因为跟他做生意的很多中国人都会说英语。而这个美国人在美国碰到中国人，仍然不需要会汉语，因为中国人会英语。总之，中国人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与外国人交流的时候都用外语。既然如此，外国人根本就没有必要学汉语，因为不会汉语他照样可以与中国人打交道，他不论在哪儿碰到中国人，中国人都会和他说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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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人学习汉语，纯粹是出于一种兴趣，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强迫学英语，实际上是弱化了汉语的国际地位，外国人基本不用说汉语，中国人则天天说英语。甚至有一些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都要求必须全用英语发言。前些年，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上，从论文汇编到会议网站，从演讲到提问，乃至会场门口的指南，全是英文。部分海外华裔学者提出采用中英文双语，竟被组织者以“国际惯例”为由拒绝。在那次会上，倒是美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坚持用汉语作报告，成为唯一的“反潮流”者。而坐在台下听讲的多是中国人，不知他们心中是何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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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两个母语不同的人如果要交流，二者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两种语言也是平等的，而任何一方要花时间学习对方的语言，都是一种牺牲和付出。为什么牺牲和付出的总是中国人？如果这种牺牲和付出能获得利益，还勉强算得上值得。但实际情况是，很多中国人学英语的付出并没有收获，除了用于考试之外。那么这种付出算什么？在外国人看来，我们的这种行为算什么？犯傻？谄媚？他们会想：你根本用不到我们的语言，干吗要花十年的时间来学?拍马屁也用不着花十年的时间呀！你们的时间与生命就这么贱吗？确实有一些职业必须要用到外语，但更多的职业和外语关系不大。让这些从事与外语无关工作的人花十多年时间学英语，绝对是一种傻瓜政策。而中国却在世界各地花大钱建孔子学院，送上门去请人家来学汉语。结果是请人家都不一定愿意来，人家不像中国人这样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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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强制学英语是为外国人减轻学习负担，而多数中国人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学习根本用不着的东西。一些学者过分夸大了学英语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印度人说了几百年英语了，是不是比我们发展得快呢？长此以往，会大大强化英语的语言优势，弱化汉语的国际地位。外国人会认为中国人花时间学英语是理所应当，而不去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学习汉语，因为他根本用不着学汉语。这种负面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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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策缺乏前瞻性给很多人带来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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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有些政策考虑不周，缺乏前赡性，造成难以执行或收效甚微，甚至最后成为鸡肋，产生了负面影响。近期，经济适用房政策已经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应该说这是一项失败的政策。但是政府已经投人了这么多的钱建设经济适用房，造成的损失谁来负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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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大学生村官的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很多地方争相设置大学生村官。但大学生村官的未来在哪里？这些制定政策的人有没有为这些大学生的未来考虑过？现在已经发生了大学生村官上访事件，因为当初政府对他们的承诺没有实现，这直接关系到他们一生的前途，他们怎么能不着急呢？2009年7月23日《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篇报道：《“出口”问题难解决，大学生村官成集体上访户》，说的是辽宁省沈阳市的20多名已经服务农村达9年的大学生村官到沈阳及国家信访局集体上访，因为当地政府要解除他们的“村官”身份，让他们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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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代课教师的问题同样是由于政策缺乏前瞻性造成的，决策者没有为这些老师们考虑未来，或者是承诺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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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课教师是指在农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1984年底以前他们被称为民办教师，在此前从教的临时教师基本被转正或清退。1985年开始，教育部为提高基础教育的师资质量，在全国一刀切不允许再出现民办教师。但不少偏远贫困山区因财政困难而招不到公办老师或公办老师不愿去，这些空缺仍需临时教师来填补，他们转而被称为“代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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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课教师虽然没有任何“名分”，且没有完全享受教师的待遇，却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和偏远农村为维系义务教育承担着历史责任。2006年，教育部提出要在较短时间内，将全国余下的44.8万人的代课老师全部清退，随后，代课老师在部分发达省市逐渐淡出人们视野，而部分省份仍然存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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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教师被清退后，大多生活困难，一些人没有其他的生活技能，他们对未来感到迷茫。很多人在工资极低、生活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做了半辈子的教师，为教育事业献出了青舂和心血，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说清退就被清退了，心理上的失落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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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制定一个政策、一项制度，一定要考虑到未来的各种结果，否则就会带来很多麻烦，给很多人带来痛苦。而一个思维能力不强的人，是不可能考虑周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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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辨力不足影响对治国理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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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力不足使得中国人对一些理念，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理念难以理解和接受，即使这些理念已经被国际社会所公认并为事实所证明。甚至是对我们自己祖先提出的很多理念，很多决策者也不能深刻地理解。比如说“无为而治”的理念。这是老子提出的治国理念，但在中国历史上，老子在治国方面的影响显然是不如孔子的。这不是因为老子的理论不高明，而是因为太高明，以致于只有极少数的统治者能够真正理解并加以实践。时至今日，中国人似乎更加不能理解老子了，儒家思想渐有复兴之势，而道家的声势则小得多。但笔者并不觉得太奇怪，因为在先秦哲学家中，老子是思辨力最强的一个，我们这些思辨力普遍贫乏的后人不能理解他，也算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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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觉得，当前中国特别需要老子的“无为”理念，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过度“有为”。中国人的过度“有为”表现在很多方面，从政府对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事务的管理，到个人对子女的教育、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处理等，都存在这个问题。过度“有为”的结果就是可能越管越乱、越管越糟。我们这里谈治国。很多人总会觉得，“无为”怎么能“治”呢？什么也不做就能管理好国家，怎么可能呢？这样的话国家岂不是要乱套了？中国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民众是需要管的。这种理念不仅是政府决策者们深信不疑的，很多普通民众也是深信不疑。就连影视巨星成龙也说：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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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无为”真的可以“治”。“无为”之所以能“治”，是基于以下两个理念：一是相信自然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有其自然的内在规律，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就会形成一定的行为规则，不需要政府去强行规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二是相信群众。即相信群众自己就能够管理好自己，不需要政府过多地强制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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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政府要为群众的自我管理服务，而不是去管理群众。中国人在治国时具有根深蒂固的“管”的理念，而不是服务的理念。政府总是想让老百姓的行为完全受其控制，认为这样才能使社会良好发展。按照“管”的理念，政府是主动者，百姓是被动的被管者。而按照服务的理念，百姓是主动者，政府是听从百姓要求的服务者。而政府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百姓需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结果，老百姓选出人来组成政府，绝不是要这些人来管理自己的，而是要这些人来为自己服务的。其实无为而治的理念和西方自由的理念有相通之处。不同的是，无为而治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谈的，而自由的理念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谈的。在经济方面，我们曾经实行政府高度控制的计划经济，结果是失败的;现在实行的是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结果是成功的。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就提倡自由经济，指出经济的发展不需要政府过多地管理，自然而然地会有“看不见的手”在起到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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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管理上，中国很多城市对小商贩釆取限制政策，谓之为维护市容。城管队伍越来越庞大，装备越来越好，管理越来越严，但是商贩与城管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不和谐现象之一。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笔者的意见是“无为”，即不管，就能解决。为什么呢？商贩之所以做这个小生意，是因为这点生意能够获得一定的收入，为自己提供生活来源。而有人来买商贩的商品，也说明消费者是需要商贩的。我们假设一条街上有10名小贩时，他们的平均收人正好能达到小贩们可以接受的水平。一旦小贩的数量增加，那么大家的收入都会减少，因为一条街的人流量是基本稳定的。收入减少了，有的小贩就觉得不挣钱，甚至赔钱，他就会离开这条街。同样，如果小贩太少了，收人就会增加，这样就会吸引另外的小贩到这里摆摊。总之，这条街上的小贩总会在10名左右摇摆，绝不会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无限地增加。这个道理和价格机制是一样的。对一个城市来说，即使没有人管，小贩的数量也会保持在某个合适的水平，绝不会无限地增加。人为驱赶小贩是根本没有必要的，政府应该做的是做好卫生、治安等方面的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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