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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两个母语不同的人如果要交流，二者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两种语言也是平等的，而任何一方要花时间学习对方的语言，都是一种牺牲和付出。为什么牺牲和付出的总是中国人？如果这种牺牲和付出能获得利益，还勉强算得上值得。但实际情况是，很多中国人学英语的付出并没有收获，除了用于考试之外。那么这种付出算什么？在外国人看来，我们的这种行为算什么？犯傻？谄媚？他们会想：你根本用不到我们的语言，干吗要花十年的时间来学?拍马屁也用不着花十年的时间呀！你们的时间与生命就这么贱吗？确实有一些职业必须要用到外语，但更多的职业和外语关系不大。让这些从事与外语无关工作的人花十多年时间学英语，绝对是一种傻瓜政策。而中国却在世界各地花大钱建孔子学院，送上门去请人家来学汉语。结果是请人家都不一定愿意来，人家不像中国人这样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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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强制学英语是为外国人减轻学习负担，而多数中国人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学习根本用不着的东西。一些学者过分夸大了学英语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印度人说了几百年英语了，是不是比我们发展得快呢？长此以往，会大大强化英语的语言优势，弱化汉语的国际地位。外国人会认为中国人花时间学英语是理所应当，而不去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学习汉语，因为他根本用不着学汉语。这种负面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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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策缺乏前瞻性给很多人带来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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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有些政策考虑不周，缺乏前赡性，造成难以执行或收效甚微，甚至最后成为鸡肋，产生了负面影响。近期，经济适用房政策已经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应该说这是一项失败的政策。但是政府已经投人了这么多的钱建设经济适用房，造成的损失谁来负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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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大学生村官的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很多地方争相设置大学生村官。但大学生村官的未来在哪里？这些制定政策的人有没有为这些大学生的未来考虑过？现在已经发生了大学生村官上访事件，因为当初政府对他们的承诺没有实现，这直接关系到他们一生的前途，他们怎么能不着急呢？2009年7月23日《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篇报道：《“出口”问题难解决，大学生村官成集体上访户》，说的是辽宁省沈阳市的20多名已经服务农村达9年的大学生村官到沈阳及国家信访局集体上访，因为当地政府要解除他们的“村官”身份，让他们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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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代课教师的问题同样是由于政策缺乏前瞻性造成的，决策者没有为这些老师们考虑未来，或者是承诺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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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课教师是指在农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1984年底以前他们被称为民办教师，在此前从教的临时教师基本被转正或清退。1985年开始，教育部为提高基础教育的师资质量，在全国一刀切不允许再出现民办教师。但不少偏远贫困山区因财政困难而招不到公办老师或公办老师不愿去，这些空缺仍需临时教师来填补，他们转而被称为“代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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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课教师虽然没有任何“名分”，且没有完全享受教师的待遇，却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和偏远农村为维系义务教育承担着历史责任。2006年，教育部提出要在较短时间内，将全国余下的44.8万人的代课老师全部清退，随后，代课老师在部分发达省市逐渐淡出人们视野，而部分省份仍然存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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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教师被清退后，大多生活困难，一些人没有其他的生活技能，他们对未来感到迷茫。很多人在工资极低、生活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做了半辈子的教师，为教育事业献出了青舂和心血，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说清退就被清退了，心理上的失落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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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制定一个政策、一项制度，一定要考虑到未来的各种结果，否则就会带来很多麻烦，给很多人带来痛苦。而一个思维能力不强的人，是不可能考虑周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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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辨力不足影响对治国理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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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力不足使得中国人对一些理念，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理念难以理解和接受，即使这些理念已经被国际社会所公认并为事实所证明。甚至是对我们自己祖先提出的很多理念，很多决策者也不能深刻地理解。比如说“无为而治”的理念。这是老子提出的治国理念，但在中国历史上，老子在治国方面的影响显然是不如孔子的。这不是因为老子的理论不高明，而是因为太高明，以致于只有极少数的统治者能够真正理解并加以实践。时至今日，中国人似乎更加不能理解老子了，儒家思想渐有复兴之势，而道家的声势则小得多。但笔者并不觉得太奇怪，因为在先秦哲学家中，老子是思辨力最强的一个，我们这些思辨力普遍贫乏的后人不能理解他，也算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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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觉得，当前中国特别需要老子的“无为”理念，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过度“有为”。中国人的过度“有为”表现在很多方面，从政府对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事务的管理，到个人对子女的教育、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处理等，都存在这个问题。过度“有为”的结果就是可能越管越乱、越管越糟。我们这里谈治国。很多人总会觉得，“无为”怎么能“治”呢？什么也不做就能管理好国家，怎么可能呢？这样的话国家岂不是要乱套了？中国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民众是需要管的。这种理念不仅是政府决策者们深信不疑的，很多普通民众也是深信不疑。就连影视巨星成龙也说：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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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无为”真的可以“治”。“无为”之所以能“治”，是基于以下两个理念：一是相信自然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有其自然的内在规律，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就会形成一定的行为规则，不需要政府去强行规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二是相信群众。即相信群众自己就能够管理好自己，不需要政府过多地强制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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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政府要为群众的自我管理服务，而不是去管理群众。中国人在治国时具有根深蒂固的“管”的理念，而不是服务的理念。政府总是想让老百姓的行为完全受其控制，认为这样才能使社会良好发展。按照“管”的理念，政府是主动者，百姓是被动的被管者。而按照服务的理念，百姓是主动者，政府是听从百姓要求的服务者。而政府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百姓需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结果，老百姓选出人来组成政府，绝不是要这些人来管理自己的，而是要这些人来为自己服务的。其实无为而治的理念和西方自由的理念有相通之处。不同的是，无为而治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谈的，而自由的理念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谈的。在经济方面，我们曾经实行政府高度控制的计划经济，结果是失败的;现在实行的是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结果是成功的。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就提倡自由经济，指出经济的发展不需要政府过多地管理，自然而然地会有“看不见的手”在起到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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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管理上，中国很多城市对小商贩釆取限制政策，谓之为维护市容。城管队伍越来越庞大，装备越来越好，管理越来越严，但是商贩与城管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不和谐现象之一。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笔者的意见是“无为”，即不管，就能解决。为什么呢？商贩之所以做这个小生意，是因为这点生意能够获得一定的收入，为自己提供生活来源。而有人来买商贩的商品，也说明消费者是需要商贩的。我们假设一条街上有10名小贩时，他们的平均收人正好能达到小贩们可以接受的水平。一旦小贩的数量增加，那么大家的收入都会减少，因为一条街的人流量是基本稳定的。收入减少了，有的小贩就觉得不挣钱，甚至赔钱，他就会离开这条街。同样，如果小贩太少了，收人就会增加，这样就会吸引另外的小贩到这里摆摊。总之，这条街上的小贩总会在10名左右摇摆，绝不会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无限地增加。这个道理和价格机制是一样的。对一个城市来说，即使没有人管，小贩的数量也会保持在某个合适的水平，绝不会无限地增加。人为驱赶小贩是根本没有必要的，政府应该做的是做好卫生、治安等方面的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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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管理也是如此。户口改革喊了很多年了，却一直举步不前，没有什么进展，正是因为决策者没有看到那“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当我们谈到应该让公民自由迁徙、自由落户的时候，一些人总是会说这样怎么行？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一旦放开户口，全国人民都朝大城市跑，岂不是会把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挤爆?”这种担心是毫无必要的杞人忧天，这种思维是简单的和肤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也没有发生把大城市挤爆的事情。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看不见的手”，没有看到自然规律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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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迁徙和自由经济一样，都有“看不见的手”在进行调节，人们之所以到大城市，是因为在大城市能获得更好的生活水平，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一个人如果在大城市生活不下去，甚至生活水平还不如在农村，那么他就会离开大城市，到生活条件更好的地方去。如果大城市人口太多，超出某个合适的数量，那么生活成本就会越来越高，交通、环境等压力就会越来越大，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造成一部分人在大城市的生活水平不如其他城市了，这时大城市的这些人自然就会向其他城市迁徙。企业因为在大城市的成本太高，也会向其他城市迁徙。这样这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就会减少。而当这个大城市的人口数量少到一定程度之后，一些条件就会变好，重新焕发吸引力，其他地方的人就又会向这个大城市迁徙。如此反复，这个大城市的人口会始终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数量上，而绝不会无限地增长。而且人口这样不断地反复流动之后，地区之间的差异也会逐渐缩小。这就是西方国家几百年城市化总结出的规律。只有放开户口，地区差距才会逐渐缩小;如果一直采取当前的二元户口制度，地区差距很难缩小，而且必将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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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专家认为，应该在城市和农村差异缩小之后再放开户口，这是非常错误的，是本末倒置。中国城乡差异之所以逐年扩大，正是城乡二元管理体制造成的。只有破除这种体制，城乡差距才能逐渐缩小。妄图在城乡差距缩小后再放开户口，这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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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教育界，中国人也是过度地“有为”。中国人彳顷向于对孩子进行过多的限制与干涉，中国的孩子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孩子。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孩子不是孩子，而是学校和家长的工作原材料，学校和家长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这些材料加工成自己希望看到的东西。他们很少考虑到孩子是活生生的人，是有自己的思维方式、爱好、兴趣和理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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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很多学校都是半军事化管理，从早到晚，每一个时间段该干什么，都被安排好了，学生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自主权，极少有时间安排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教师则既是保姆，又是警察，什么事情都要管。而且管得越多的学校，越受家长的欢迎。很多寄宿制学校都宣称实行军事化管理，以此来引起学生家长的好感。如果说对于低年级的学生，由于其生理和心理不成熟，需要成人更多的指导，那么对于高年级特别是大学生来说，这种过度的管理就不那么理直气壮，更无必要。但遗憾的是，现在的大学也在倾向于越来越严格，严格地控制学生的行为甚至是思想。对大学生的管理仍然像对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样，事无巨细，横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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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上的过度管理严重地制约了学生思考能力的发展及其性格的主动性。因为无论什么事情，都已经由老师和家长安排好了，学生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就像是一个被设置好了程序的机器，没有自己的主动性。甚至有很多事情，学生完全可以自己处理好，老师也要进行管理。其结果就是学生对任何问题都难以形成自己的主见，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决策的能力。当他们走上社会之后，就会思维简单，缺乏主见，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都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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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每个班级都有班主任或辅导员，专门管理学生。而在很多发达国家，从中学开始直到大学，没有什么班主任或是辅导员，学生都是自己管理自己，不需要专门请老师来管。学校里本身就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无论做什么事都有详细的规定，学生只要按规章制度行事即可，何必要什么班主任专门来管理呢？这种理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主见，有能力，善于思考，创造性强。所以在教育上无为”的效果是好于“有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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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还有很多的理念，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决策者，不能理解或是错误理解。比如，依法治国的理念。中国人总是难以严格地遵守和执行法规，中国人总是相信人治大于法治。在国人心里，法规是人制定的，人是活的，法是死的，法规是可以通融的，执行起来是可以灵活掌握的。一些西方人在路口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也要等绿灯亮了再走，在中国人看来是死板的、很傻的一每当有人说发达国家或者其他国家推行的是某种理念、实行的是某种政策的时候，一些中国的领导便说道：“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国情成了部分领导不改革最好的借口。其实不是中国国情的问题，而是领导的思维能力问题。有很多理念，是他不能理解的;而想让他按照这些理念来制定政策，更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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