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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思辨的过程，就是证明的过程。我们常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证明假设的过程。思辨力不足严重影响了科技文化的发展，近代以来直到现在，中国人在科技方面一直落后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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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力不足影响了中国人的科学研究活动，也使得中国人不善于写科研论文，中国的很多本科毕业生写一篇像样的论文很困难。我们在平时的阅读中也经常会发现一些文章逻辑混乱、推理错误，即使是一些有名的专家、学者、科学家，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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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哲学上的不足由来已久，到了今天，哲学专业在大学中也许是最受冷落的专业，因为学哲学的经济效益不怎么样。在中国人的心里，挣钱多的专业就是好专业，挣钱少的专业就是差的专业。哲学学科的发展在中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虽然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结果却将造成中国人思辨能力的进一步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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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研究方面，思辨力不足使得中国人很难客观地、全面地描述和评价历史。当中国人描述古代史的时候，会陷人过度的自我拔高，洋洋自得、津津乐道，古代的中国总是那么伟大与辉煌，似乎其他国家都是野蛮人，都不值一提。而当中国人描述近代史的时候，则是满纸怨言，一腔幽怨，一方面深感耻辱，一方面却借口无数，把自己的耻辱归结于列强的贪婪与凶残，而很少去反思自己。正如赛珍珠所言：“中国的革命领袖诸公尽可以对这些异己分子解释说，中国的所谓落后主要是由于列强的政治与经济侵略。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成了中国落后守旧的替罪羊。实际上，中国在以自己的方式向现代化迈进，走得的确很慢，一步一回头。不去认识这个事实，而是大叫大嚷说如果不是外国人侵，中国在物质生活上早已同列强平起平坐了，这样叫喊一番，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了。”[76]许多中国人在评价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时候，往往是片面的、主观的、脸谱化的，很难给出客观全面的评价。中国人看不到真实，也不能面对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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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不少国人会不自觉地陷人妖魔化和神圣化的思维怪圈，很难把历史人物当成一个血肉丰满的正常人来看待，不是过度贬低，就是过度褒扬。特别是对待近现代史中的人物，这种思维非常明显。古代史同样不能幸免。我们的历史上，除了“妖”就是“圣”，就是没有“人”。除了政治压力的原因之外，中国人思辨力的缺乏造成了对人物评价的片面与极端，他们认识不到人性的复杂，只能以好坏简单地评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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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学长期以来缺乏思辨的特征，缺乏理性的深度和人文的关怀，对人性的探索、精神的探索不够深，往往过于注重情节和语言，人物形象也往往扁平化、脸谱化。中国人不能获得诺贝尔奖，与多数作品都缺乏思维的深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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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中国的电影电视剧也存在这个毛病，缺乏思维的深度，思想浅薄，不耐咀嚼，淡而无味;过于重视情节，经常运用情节的曲折离奇吸引观众，缺乏对人生的深度的思考，很多情节也像是哄小朋友，把观众当成了弱智；很多人物形象扁平化，不像是一个在生活中的人，没了人性，成了圣人或魔鬼。而我们看一些西方电影电视剧，其思想的深刻性经常令我们感到震撼;很多对白都发人深省，让人回味无穷，给人以人生的启迪;其人物形象往往更为丰满、生动，富有人性。当然，由于我们看到的多是西方的优秀影视片，不可否认他们也拍了大量的垃圾片。但是中国拍的优秀影视作品真是太少了。有一些中国人不喜欢西方电影，因为西方电影的人物有时经常会讲一些哲理性的话，而这正是中国人最不擅长也不喜欢的事情。如果一个中国人天天思考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周围的人便会认为他有点怪甚至是不正常，他们会认为：思考这些有什么用呢？挣钱最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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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研究中，思辨力的缺乏使得人们在论证时会出现许多逻辑上的、论据上的问题，比如概念不清、逻辑混乱、论据片面等。有了这些问题，其研究的结论便是不可靠的，甚至是错误的。特别是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由于社会问题的非直观性、复杂性、多变性，更容易产生错误的认识。比如说我国近年发展很快，各方面都是日新月异，很多人便会把中国的发展速度与其他国家作比较，得到一些结论。笔者发现，中国学者的很多比较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其相关结论当然也就不可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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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发展上，我们1999年开始高校扩招，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15%，有人就据此说中国用4年的时间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飞跃，远快于西方国家。”2009年9月11日，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千多美元的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用十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三十年、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77]类似的说法很流行，但笔者不得不说，这种比较是很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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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发展的过程为什么要从1999年扩招开始算呢？难道之前就没有发展吗？为什么不从改革开放开始算呢？为什么不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算呢？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最快的这几年去跟人家几十年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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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怎么样才算是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过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以下都算精英化，究竟从哪个比例开始算？是从1%开始算还是从14.9%开始算？从不同的地方开始，结论是迥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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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跟人家比的是什么？是哪个时间段？要明确，是从毛入学率1%到15%呢还是从14%到15%呢？不然就没法比，如果你用14%发展到15%的过程和人家1%发展到15%的过程来比，显然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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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分别选取了10年或5年的时间段，选取了部分国家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发展的历程来考察，发现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跟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还快！从1999年到2008年1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9.8%增长到23%。日本1960—1970年10年间，毛入学率从8.4%增长到17%;法国1960—1970年10年间，毛入学率从9.9%增长到19.5%。而韩国和联邦德国更快。1980—1985年的5年间，韩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4.7%增长到34%，5年增加近20个百分点；联邦德国1970—1975年的5年间，毛入学率从13.4%增长到24.5%，5年增加了11.1个百分点。[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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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速度都和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还要快。我们所谓的“用十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三十年、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又从何谈起呢？根据这种错误的结论制定的政策与措施，能没有问题吗？有关人士之所以得出了这样错误的结论，除了掌握的材料太少或者说是故意选择有利材料之外，思辨力的不足是最重要的原因。要比较，首先必须明确“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过程”这个概念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再者要明确比较哪个时间段，概念不清楚，时间段不对应，比较的结论当然就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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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方面，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当前城市化速度太快了，提出要减缓城市化。有人说，英国城市化水平从26%提高到70%用了90年时间，法国从25.5%提高到71•7%、美国从25.7%提高到75.2%都用了120年。而我们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3年的40.5%仅用了10年，以这样的速度到2020年左右就能达到60%，2035年以前就能达到75%左右。我们只用英国的一半时间，法国和美国的差不多1/3的时间，走过同样的城市化进程。还有人说，我们改革幵放30年城市化率从20%提高到43%，而西方国家城市化从20%提高到40%多用了100到150年的时间，西方100多年的城市化道路我们30年就走完了，太快了，要减缓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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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比较和上述高等教育的问题犯的是同样的毛病，结论当然更是荒谬。英法美都是城市化很早的国家，比我们要早一二百年，我们不能拿21世纪的情形去和人家十八九世纪的情形去比，这个比较是不科学的，他们为什么不和原始社会比呢？原始社会几万年都没形成城市。18世纪西方城市化速度慢是因为当时的生产效率远低于现在，交通、信息通讯等技术更是和现在无法相比，这两个时代的社会条件具有巨大差别，不能拿当代的事情和古代相比并嘲笑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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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比较，我们可以和20世纪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去比，看看我们的城市化速度是不是太快。一些人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多快，三十年走了西方一百多年的道路，看看韩国吧，1930年韩国只有不到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960年达到36%，1970年达到50%，2000年城市人口更高达到89%。[79]相比韩国，我们改革开放30年从20%增长到44%，不比人家快。中国台湾城市人口比例1956年为33%，到2000年为78%，44年增加了45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也是很快，巴西仅用了40年时间就将城市人口比例从30%提高到70%。我们又快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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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方面，同样存在这类问题。中国很多政界和学术界的人士常常说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道路，这个说法同样是极不严谨的。很多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都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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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意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开始向更先进的国家学习，学欧洲、学日本、学美国、学苏联，这种学习是从文化到制度的全方位的学习。但遗憾的是，中国人学谁都没有学好，往往是只学到了皮毛，没学到精髓。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人的思辨能力不足，不能深刻地理解某些思想，又不能制定符合实情的严密的制度，效果当然大打折扣。直到现在，中国仍处在学习的阶段，但要想学好，必须提高自己的思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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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思辨力的强弱对国家治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一个单位、一个企业来说同样如此。对于企业来说，思辨力是企业家的核心能力，思辨力的水平决定了经营水平，思辨力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成败。笔者对于管理学没有研究，但笔者相信，一个管理者如果没有强大的思辨力，是很难做好管理的。思维决定行为，管理者的管理行为是他思考的结果，思维方式和思辨水平决定了他会采取什么管理方式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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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分成两个方面：处理人际关系和决策。无疑，这两种活动都需要强大的思辨力才能做好。对企业家来说，处理人际关系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活动。即使再有才华的领导者，如果人际关系搞不好，其他事情就不可能搞好。我们在前文中已多次强调，思辨力对人的交流沟通能力具有巨大影响。与同事的交流需要准确地理解别人、清楚地表达自己，任用干部需要准确地评价其优缺点并给他合适的职位。领导需要面对各种个性的员工，如果思辨力不强，则不能与同事很好地沟通，相互不理解，甚至造成许多误解；也不能够准确地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或者埋没了人才，或者把蠢才当成了人才。这不仅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效益，更会影响团结，带来诸多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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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力的强弱同样影响对企业内外部形势判断的正误，而只有准确地判断形势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决策水平至关重要，一个正确的决策可以使濒临倒闭的公司起死回生，而一个错误的决策也足以毁掉一个公司。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同样受到思辨水平高低的影响，如果制定不出合适的政策和措施，正确的决策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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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力的高低决定了企业家对经营理论、理念的理解，对于一些先进的理念不能理解，就谈不上用先进的理念来指导自己的经营活动。中国少数企业家鼠目寸光，缺乏诚信，见利忘义，窝里斗，中国的民族劣根性在他们身上都有所反映。而企业之间的竞争则更是一个充满思辨的博弈过程，在一般情况下，思辨力弱的领导必然是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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