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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整体上缺乏讨论的氛围，中国人在当面讨论的时候，经常是过于客气;而在背后讨论的时候，又常常过于刻薄甚至是恶毒。同时，中国人由于思辨力的不足，造成不善于讨论，不善于说理。即使有讨论，也往往不够深入，只能进行有限的几个回合。在讨论的时候还经常逻辑混乱，表达不清，理解有误。至于网络上，理性的讨论则更少。这是不利于人的思辨力的发展的。我们需要建立理性讨论的氛围，大家各抒己见，互相学习切磋。讨论是发展思辨力的重要手段，会有效地激发人积极主动地去思考、去说理，从而锻炼了思维。这种理性讨论的氛围的建立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一两个人的努力是难以奏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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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怀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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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座右铭：怀疑一切。“怀疑一切”是指研究问题要有自己的判断，对任何权烕的结论甚至常识，都可以进行怀疑。显然，这种怀疑精神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提。没有这种怀疑精神，后人始终生活在前人观点的阴影之下，社会是不可能获得发展的。怀疑一切是为了发展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发展自己的思维。同时，也能够避免被人利用、被人忽悠、被人蛊惑，避免因轻信而受到损害或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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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毕业时，你发现，你在学校学到的一些观点并不正确。因为毕业后你对一些问题的结论，是自己独立思考得来的;而在学校里学的一些观点，是老师和课本告诉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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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怀疑一切主要是用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主要是用来对待观点，而不能以此来对待人如果我们都在社会生活中怀疑一切人，那这个社会就乱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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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四、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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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生活中常会遇到这样的人，当你向他讲某些做事或做人的道理时，他们会说：“你说的道理我都知道啊，别跟我讲道理。”确实，他们知道这些道理，但他们为人做事的时候却忘记了这些道理。笔者本书所讲的一些东西，同样有人会觉得他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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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很多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却不会按照这些道理去做事。虽然有时我们都在批评政府，批评政策，但是如果你做了领导，你会不会比现在的领导做得更好呢？能不能改变现在的许多政策呢？你会说当然，其实会很难。我们并不是从人际关系和政治的角度说很难，而是从个人思维的角度来看的。当你是一个百姓的时候，你这样想；当你是一个领导的时候，你就会是另一种想法。一些学校，有的老师对校长很有意见，等到有一天他自己当了校长的时候，他的思维方式和前校长一样，甚至还不如人家。当了领导就变了。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太正常了。中国之所以进步慢，正是如此，恶性循环。为什么一当领导脸就变？有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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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我当学生的时候，就觉得很多老师好笨啊，讲课都讲不好；自己当老师的时候，觉得很多学生是朽木不可雕。当一个好老师很难，并不是每个老师都是演讲家，一些老师讲课单调很正常。我做百姓的时候，觉得这些领导干部，都是贪官污吏，阿谀奉承，令人讨厌;我到了政府工作，发现个别群众真的是蛮不讲理。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会得到不同的结论。我们要学会尽量从客观的角度，全面、公正地看待问题。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官员也不是都贪污腐败，群众中也有坏人，老师不可能都是演讲家，学生不可能都是天才，这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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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知道不等于理解。王阳明的话很精辟：“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118]知道不等于理解，理解的层次有深浅之别。比如相对论这种理论，一个中学生说自己懂了，一个大学生说自己懂了，一个物理学家说自己懂了，一个顶尖物理学家说自己懂了，这是不同的层次。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思维层次上去理解，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缺憾。这是一个困境，同时，这也是一个好事，可以使人们自信、快乐，不至于因不如人聪明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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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自以为自己懂得很多道理，治理国家的道理、搞教育的道理、搞经济的道理、搞政治的道理，好像他都懂，但是当真正让他主持某项工作的时候，他并不一定能搞好。他的“知”是表面上的，从深层次上来说他是“不知”。他所谓的懂得那些道理，其实他只是浅层次的理解，而不是深刻的理解，并没有真正地弄懂，更没有以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且很容易动摇。我们有些人常教育别人要善于接受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自己却做不到，一听到批评就不高兴;生意人会说我懂得诚信的道理，但他却经常弄虚作假;政治家说我懂得民主的道理，但是他却搞一言堂、家长制;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又有哪个不懂得廉洁的道理呢？这些都是例子。我们在本书中讲的许多道理也是如此。光知道是不行的，要用这些道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才算是真正懂得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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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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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春，笔者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本书，于2009年国庆节大体完成。几经波折，终于付梓，深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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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思维问题的根本性，本书内容涉及面极广，诸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法学、文学、心理学等等，以本人之学力，对很多学科并无深入研究，只是略知皮毛而已。书中定有不少浅陋之处，望读者体谅，并欢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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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谈话题，对于当今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亦希望拙作能够抛砖引玉，引起社会对思维问题、教育问题的重视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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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完成之后，曾投之于多家出版社，或香无音信，或予以拒绝，唯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王康老师给予热情鼓励和指导。在此，向王老师和天津人民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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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2000年第6、7两期集中发表了全国23个省市数百名中学教师所找出来的当时的中学历史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的错误469条。而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发现的错误不下六七百处。这些错误除一些是知识性错误外，还有概念模糊、自相矛盾、表达不清等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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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引自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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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贝思福的内容来自于网易读书频道文章《李鸿章谈判遭枪击，一颗子弹换万两白银》，http：//book.163.com/09/0908/17/5IN2L3MG00923INP__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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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于岚：《丁韪良研究》，第109页，本文是作者1998年在加拿大New Brunswick大学读书期间的硕士毕业论文。来源于加拿大圈书及档案馆网站，http：//www.collectionscanacia.ca/obj/s4/f2/dsk2/ftp03/MQ384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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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亚瑟•亨•史密斯（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学苑出版社，1998年，笫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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