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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廊里，学校里受欢迎的运动员们会把一些学生塞到储物柜里，用一些侮辱性的称呼辱骂他们，其他同学都在看笑话。吃午饭时，运动员们会把这些受欺负的同学的餐盘打翻在地，或者用食物砸他们。吃饭时，这些受欺负的学生会被人从后面按倒在桌子上。上体育课前，当大家在更衣室里时，这些受害者还会被打，因为老师们不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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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暴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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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与评判息息相关。施暴者就是想通过这种手段来确立谁更有价值、更重要。强势的学生会评价弱势的学生，他们将这些学生看作没什么价值的人，每天戳他们的痛处。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施暴者从自己的行为中得到了什么。正如谢里·利维研究中的那些男孩一样，他们的自尊心获得了提升。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本身缺乏自信，而是说评价和贬低他人可以让他们的自尊得到飙升。他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获得社会地位，旁人会仰视他们，认为他们很酷、很强大、很有趣，或是对他们感到害怕。无论怎样，他们都借此提高了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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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暴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固定型思维模式者：他们认为有些人高人一等，而另一些人身份卑微，他们也都是喜欢评价他人的人。科伦拜恩中学枪击事件中的一名枪手埃里克·哈瑞斯就是他们的完美目标。他胸部畸形，身材矮小，是个电脑迷，还是个外来者，不是科伦拜恩本地人。于是他们无情地欺负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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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与复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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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型思维模式同样对受害者对欺凌的反应有很大影响。人们因为被拒绝而感到他人在对自己品头论足时，第一反应就是自我感觉很糟，并感到异常痛苦。他们被无情地贬低，因此也想用同样的方式还击。在研究中，我们见过完全正常的普通人——包括儿童和成人——对这种人际交往中的拒绝现象产生暴力复仇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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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高等教育的正常年轻人，在向我们讲述自己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拒绝和背叛时，都会表达“我希望他死”或者“我差点想掐死她”之类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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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到校园暴力时，通常会认为只有从糟糕的家庭走出的坏孩子才会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但令人吃惊的是，那些有着固定型思维模式的普通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立刻想通过暴力来实施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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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很喜欢的某所学校里，我们给一群八年级学生一篇关于校园暴力的故事阅读，并让他们想象，故事里的情节是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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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始时，一切看上去都进展得非常顺利。突然，一些学校里受欢迎的孩子开始戏弄你，给你起外号。一开始你可以不去理会——这种事经常发生。但是他们继续欺负你。他们每天跟着你，捉弄你，嘲笑你的穿着和长相，他们告诉你你是一个失败者，并当着大家的面天天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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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让他们写下自己的感受，以及他们会怎么做或想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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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固定型思维模式的学生更容易认为这些行为表现了对他们个人的评判。他们会说“我会认为我是个无名小卒，谁都不喜欢我”或者“我会认为自己特别傻，是个怪胎，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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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们表示想用暴力进行报复，说自己会大发雷霆，一拳打在他们脸上，或者开车撞死他们。他们对“我的第一目标就是复仇”这一观点表示强烈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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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受到了他人的评判，因此也想评判他人。这就是科伦拜恩中学枪击事件中两名枪手埃里克·哈瑞斯和迪伦·克莱伯德采取的行动。他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漫长、恐怖的几个小时内，他们决定了周围人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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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研究中，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学生并不倾向于将欺凌行为看作对他们本人的评判。相反，他们认为施暴者存在精神问题，需要通过欺压别人来抬高自己的身份，增强自己的自尊：“如果他一直找我麻烦，我会认为他有什么家庭问题或者在为学习成绩烦恼。”或者，“他们需要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不要只是通过贬低我来让自己感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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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长型思维模式者通常会想去教育这些施暴者：“我会和他们好好谈谈。我会问他们问题（为什么会说这些话，为什么会对我做这些事）。”或者，“我会直接面对他们，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帮助他们认识到这么做一点意思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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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学生还强烈地认为“我想我最终会原谅他们”或者“我的首要目标是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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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否成功地改造这些欺凌他人者或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不敢肯定。但是比起开车撞死对方，这种做法确实是更有建设性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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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斯·布朗是埃里克·哈瑞斯和迪伦·克莱伯德的同学，他从三年级开始受人欺负。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是并没有寻求报复。他不认同固定型思维模式，不认为人们有权利去评判其他人，不认同类似“我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所以我比你强”或者“我是一个篮球运动员，像你这样可悲的书呆子跟我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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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他还积极采取成长型思维模式来思考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人们都有自我改变的潜质”，即使是枪击事件里，那个更抑郁、更充满敌意的枪手埃里克·哈瑞斯。布朗和埃里克·哈瑞斯在几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冲突，但在他们高中的最后一年里，布朗提出和他休战。“我告诉他，那年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希望他对于自己的状态也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布朗说，如果发现埃里克没有改变，他随时可以退出。“但是，如果他成长了，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证明的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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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没有放弃，他依然试图去改变他人。他希望全世界都能关注校园暴力问题，他希望接触到那些受害者，帮助他们打消打击报复的念头。因此，他参与了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电影《科伦拜恩的保龄》（Bowling for Columbine）的制作，他还设立了一个供受欺负的孩子交流的创新网站，他告诉他们，应对欺凌的方法并不是去杀人。“你要用你的头脑去让事情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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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斯·布朗和我一样，并不认为这两个枪手和其他人是不同世界的人。他说，迪伦·克莱伯德是他的好朋友，曾经是一个普通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父母都很负责任的良好家庭。他警告说：“我们不能只是置身事外，把这些枪手称作‘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变态’……我们应该意识到世界上可能还有更多的埃里克·哈瑞斯和迪伦·克莱伯德，他们被慢慢带上了……同样的悲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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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被欺凌的受害者一开始没有固定型思维模式，长期的欺凌行为也会给他们植入固定型思维模式，特别是当其他人只是袖手旁观甚至加入欺凌他们的队伍中时。这些受害者说，当他们被嘲讽和贬低时，没有人站出来保护他们，此时他们会开始认为，这一切是自己应得的。他们开始评判自己，认为自己确实低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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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暴者评判他人，受害者接受这种评判，有时这种评判会埋在心里，导致抑郁甚至自杀，有时就会通过暴力行为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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