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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随着富兰克林在伦敦的时间越来越久，德博拉给他的信中也流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寂寞和自怜，特别是在1760年她母亲不幸在一场可怕的厨房大火中丧生后越发如此。那场灾难发生之后不久，德博拉就给富兰克林写信，笨拙地表达自己的孤寂以及对自己所听到的关于富兰克林和其他女人的流言的担心。富兰克林的回复却显得冷漠、空洞，尽管再次向德博拉保证自己的忠诚。“我对那些无稽之谈给你带来的困扰深表关切。”富兰克林写道，“放心吧，亲爱的，我知道自己的心在哪儿，上帝也庇佑我。我不会做损害一个诚实、热爱家庭的男人的名誉与品德的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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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的伦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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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50年代，伦敦有75万人口，且增长迅速，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是仅次于北京（90万人）的世界第二大城市。伦敦十分拥挤，环境也不是很好，到处是病人、妓女和罪犯。长久以来两极分化明显：一半是有封号的上流社会贵族，另一半则是为温饱而苦苦挣扎的穷困工人。然而，伦敦也是一个活力四射的世界性大都市。伦敦当时已经出现了由商人和企业主组成的中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组成的咖啡馆阶层。尽管费城是当时北美殖民地最大的城市，但相比之下，只有2.3万居民的费城更像是个小村子（费城当时的规模相当于现在威斯康辛州的富兰克林市或马萨诸塞州的富兰克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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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各色人等组成的伦敦，富兰克林很快就赢得了知识分子和文人的喜爱。虽然富兰克林想提高自己的层次，但他对托利党的那些成员并无好感，而托利党人对他也是如此。富兰克林天生就对权力和所谓的精英十分鄙视，更喜欢和那些思想活跃、品德单纯的人在一起。富兰克林有一次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印刷店，买了一大桶啤酒，和那些工人一起为“印刷成功”而痛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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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富兰克林在伦敦有了新的朋友圈，取代了原来的共读社。相较之下，新圈子更加精于世故、层次更高。而斯特拉恩和克林逊则是这个圈子的核心。斯特拉恩是一个印刷商，也是当时《伦敦纪事报》的股东之一。1743年，斯特拉恩曾向富兰克林写信推荐自己的学徒戴维·希尔。富兰克林接受了推荐，雇用了希尔，日后还将其擢升为自己的合伙人。从那时起，两人保持着通信来往。在两人最终见面之前，一共通了60多封信。斯特拉恩对富兰克林这样一位传奇人物深感崇敬，富兰克林在给德博拉的信中写道：“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在每一方面都如此完美地与我如此投缘。有人是在这方面，有人是在另一方面，而他是在各方面都与我合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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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逊是一个商人，富兰克林与其通过书信往来交流电学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克林逊将富兰克林引荐给了英国皇家学会。正因如此，富兰克林重返伦敦的前一年，皇家学会就选举富兰克林为第一位北美殖民地会员。通过克林逊，富兰克林结识了伦敦最有名的医生之一——约翰·福瑟吉尔大夫。福瑟吉尔后来成为富兰克林的私人医生，并在他和佩恩家族的斗争中献策献力。富兰克林还通过克林逊结识了约翰·普林格尔爵士，一位暴躁的苏格兰道德哲学教授，后来成为一名御医，也是富兰克林未来的旅伴之一。克林逊还引荐富兰克林加入了“诚实的辉格党人”，这是一个由亲北美殖民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俱乐部。在俱乐部的会员中，富兰克林与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乔纳森·希普利成为朋友。普里斯特利后来著有《电学史》一书，奠定了富兰克林在电学研究方面的地位，他还成功地分离出了氧气。希普利则是圣阿萨夫的主教，富兰克林自传中有一部分就是在他家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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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还与年轻时那个任性的朋友詹姆斯·拉尔夫恢复了联系。拉尔夫早年曾陪富兰克林一起来到英国，随后因为金钱和女人，两人分道扬镳。拉尔夫的性格并没有多大变化，富兰克林从费城给他带来一封信，是当初被拉尔夫遗弃的女儿写的，现在她已经成为10个孩子的母亲。但拉尔夫不想让他的英国妻子和女儿知道自己和北美殖民地还有瓜葛，所以拒绝回信。他只是请富兰克林转达他“深深的爱”。此后，富兰克林与他很少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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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贵族阶层及美食、赌博俱乐部（如怀特俱乐部及后来的布鲁克斯俱乐部和布多斯俱乐部）中的时髦绅士们，通常在圣詹姆斯公园附近聚集。而那些新兴阶级中的作家、记者、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也就是富兰克林喜欢和他们打成一片的那些人，通常选择咖啡馆作为集会的地点。当时，伦敦有500多家咖啡馆。那些咖啡馆提供报纸和期刊以招揽顾客，而咖啡馆的圆桌正好为各类兴趣俱乐部提供了场所。皇家学会会员们通常在斯特兰德的希腊咖啡馆聚会，离克雷文大街只有几步之遥。“诚实的辉格党人”则是星期四在圣保罗咖啡馆聚会。其余的，如马萨诸塞咖啡馆和宾夕法尼亚咖啡馆，则是北美殖民地人聚会的场所。富兰克林十分喜欢这些俱乐部，不时地光顾这些咖啡馆，喝上一杯马德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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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富兰克林建立了一个新朋友圈，也找到了几个新据点。这给富兰克林带来了共读社曾经带给他的乐趣，并在伦敦的知识分子中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正如托马斯·佩恩所言，这个基础还很薄弱。在富兰克林受命之后，领主们再次巩固了自己的同盟。富兰克林可能会赢得那些对其科学实验很感兴趣的人的好感，但是这些中产阶级的辉格党知识分子并不足以决定宾夕法尼亚的命运。“很少有政要听说过富兰克林的科学实验。那些对其实验感兴趣的是一拨人，”佩恩写道，“但是决定我们之间争端的又是另一拨人。”事实也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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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佩恩家族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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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来到伦敦时，他不仅对英国王室忠心耿耿，还对帝国极其热衷。他当时认为北美殖民地应该是大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在。富兰克林认为生活在殖民地的英国国王子民并不是二等公民。相反，他们应该具有和英国民众一样的权利，包括选举像英国议会一样具有立法权和征税权的殖民地议会的权利。富兰克林坚信，虽然佩恩家族不这样认为，但那些开明的英国大臣们将帮助他向领主家族施压，迫使其改变独裁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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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日后富兰克林会大吃一惊的原因。抵达伦敦不久，富兰克林就拜会了时任枢密院院长的格兰维尔勋爵。枢密院是由各部部长所组成的代英国国王行使权力的机构。“你们北美殖民地人对你们的宪法本质的认识是错误的。”格兰维尔勋爵说道，英国国王给各殖民地总督的指令就是“殖民地的法律”，殖民地议会无权推翻。富兰克林则回应说：“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理论。”富兰克林还指出，殖民地的宪章中明确规定法律应由殖民地议会产生，总督尽管有权否决，但无权规定。“他认为我完全错了。”富兰克林回忆道。富兰克林对此非常警觉，所以一回到克雷文大街的住处，就把这次谈话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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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的解释的确有理有据。数年前，议会曾否决了一项条款，即总督的指令具有法律效力。但格兰维尔恰好是佩恩家族的姻亲，所以他的责难实际上暗示了领主的干预得到了王室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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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即1757年8月，富兰克林开始同大领主托马斯·佩恩及其兄弟理查德进行了一系列会面。富兰克林和理查德是老相识，理查德曾经在费城住过一段时间，甚至连他的书签都是由富兰克林的店负责印刷的（富兰克林的账本显示理查德还欠着钱）。一开始，会议的气氛很友好，双方都宣称谋求事情的“合理解决”。但正如富兰克林回忆的：“我认为每一方对什么是‘合理’，都有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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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家族要求将议会的要求以书面形式提出。为此，富兰克林花了两天的时间完成了这份文件。在这份《申诉要点》中，富兰克林要求所任命的总督可以“尽最大可能自主行事”，并声称领主要求自己免税是“不公正的、残忍的”，因为所收的税款正是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土地的。与这份书面文件相比，富兰克林非正式的方式更具挑衅意味——他既没有直接将此文呈送给佩恩家族，也没有正确地称呼他们的头衔“宾夕法尼亚真正、绝对的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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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家族对这种冒犯十分气愤，于是告诉富兰克林，他只能和他们的律师费迪南德·约翰·帕里斯谈。富兰克林拒绝了，因为他认为帕里斯是一个“傲慢、暴躁的家伙”，而帕里斯后来也成为他一生的敌人。这正中领主们的下怀：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们拒绝给予任何答复，而是要求等候政府律师们的法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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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58年1月与托马斯·佩恩的一次会面中，富兰克林为世人所熟知的冷静和善于沟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原定的议题是佩恩是否有权否决议会任命的处理印第安事务的代表，但富兰克林将其扩大到宾夕法尼亚议会是否应该拥有像英国议会一样的权力。富兰克林争辩道，托马斯的父亲，伟大的威廉·佩恩曾在其1701年颁布给殖民地民众的《特权宪章》中表示赋予宾夕法尼亚议会这样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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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则回应说，根据英国国王颁布的相关宪章，他父亲无权如此行事：“即使我父亲保证过这样的权力，但根据皇家宪章，他本无权这样做，那么这样的保证也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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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反驳说：“如果你父亲本无权保证这样的特权却故意为之，甚至还将其在整个欧洲发布，那么那些因此到此地定居的人……就是遭到了欺骗和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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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宪章毫无秘密可言，”佩恩回应说，“即使他们上当了，也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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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富兰克林有强词夺理之嫌。威廉·佩恩于1701年颁布的宪章中的确宣布宾夕法尼亚议会“在英国子民生来自由这一权利的基础上，和英国国王在北美的殖民地一样，拥有议会的权力和特权”。但是，这一说法有很多种解释，富兰克林因此怒不可遏。在富兰克林写给议会议长艾萨克·诺里斯的一封描述当时场景的信中，富兰克林用了很多难以想象的词语：“佩恩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无礼的大笑，就像一个低等骑师听到一个追赶者抱怨他在马匹上作弊一样。对于他故意否认他父亲的宪章，我很震惊。当时，我不禁打心眼里对他表示彻底的不屑，对我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而这封信公开之后，则彻底断绝了富兰克林作为说客成功劝服领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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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那时发现自己逐渐变得面红耳赤，脾气渐长，所以尽量少说那些言不由衷的话。富兰克林回忆道：“我并没有做过多的回应，只是表示那个可怜人因为自己不是律师而只能相信他父亲的话。我不认为还有继续商榷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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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面最终不欢而散。对于富兰克林来说，这是其使命的转折点。佩恩拒绝和富兰克林再进行任何沟通，并称他就像一个“恶棍”。佩恩还宣布：“从此我不会以任何理由和富兰克林说一句话。”无论他们在哪里碰面，富兰克林回忆道，“他那令人不快的表情中总是流露出一种由仇恨、愤怒、恐惧和烦恼交织在一起的奇怪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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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弃了他一贯的实用主义之后，富兰克林开始向其远在宾夕法尼亚的后方盟友们发泄自己的怒火。“我对领主的耐心几乎消磨殆尽。”富兰克林在给约瑟夫·加洛维的信中写道。富兰克林甚至打算和儿子一道写一部宾夕法尼亚的争端史，“在书中领主都会罪有应得地被绞死，腐烂，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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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调停的能力似乎不翼而飞了，起码暂时如此。但富兰克林却仍然能为费城的朋友提供内部消息，包括事先通报领主准备解雇总督威廉·丹尼的事情。当时，丹尼违背领主的指示，同议会达成妥协，同意对领主的财产征税。“我需要保守这个秘密，”富兰克林在给德博拉的信中写道，此外还加上了点穷理查的智慧，“因此你也必须保守这个秘密。如果你愿意，也让你所有的朋友们保守这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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