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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议会权力的问题上，领主的态度很坚定：其对总督的指导权力是不可侵犯的，宪章“赋予了领主立法权”，议会只能提供“建议或表示赞成”。关于税收的问题，佩恩家族则显示出一些妥协的可能性。“已经做好了对财产的年收益进行调查的准备。”帕里斯写道。他认为很多物品“天生就应该征税”，因此有拿出一部分收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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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回复模糊不清，并没有任何真金白银的实质性保证。因此，富兰克林写信要求领主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主张。但领主的主要立场之一，就是不再和富兰克林打交道。帕里斯直接告诉议会，要选一个“正直坦诚的人”做代表。领主在自己写给议会的信中，则声称未来的协商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代表”。为了强调此点，帕里斯拜访了富兰克林，转达了领主的口信：“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同一个知识不足以使其正确行事的绅士进行协商。”“富兰克林一言不发，”帕里斯回忆道，“看起来十分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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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给他们和我之间所有未来进一步协商的可能性画上了一个句号。”富兰克林在给议长莫里斯的信中写道。富兰克林的使命遭到严重阻碍，他可以回家，以让其他人替代自己与领主进行协商。所以他半真半假地提出了辞职。富兰克林给莫里斯写道：“议会将会发现，如果他们还想同领主进行谈判，就必须把我召回，另选一个如领主所言的，比我更合适或更圆滑的公正之人承担此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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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富兰克林并没有推荐这一方法。怨恨、致命的骄傲、感情用事、对政治狂热，这些富兰克林曾经训练自己去避免的种种负面情绪此时冲昏了他的头脑，使其丧失了一贯的实用主义立场。富兰克林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法：将宾夕法尼亚从领主的手中解脱出来，变成由英国国王和大臣们直接统治的皇家殖民地。“随着权力和财富的与日俱增，在这样一个领主统治下的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也是不断高涨。如果议会能够意识到其中的危险，他们肯定会同意换一种统治方式——由王室直接对其进行统治。关于这一点，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最后，富兰克林满怀渴望地总结道：“那样的话，我就能继续我的使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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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英国的那些大臣会干涉领主宪章或支持殖民地的民主运动，实在是太天真了。那么为什么富兰克林会提出这样一个欠妥的方法，将宾夕法尼亚变成皇家殖民地呢？原因之一就是富兰克林对佩恩家族的憎恨使其丧失了理智。对于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埃德蒙德·摩根来说，富兰克林这种“政治盲目”令人惊讶，甚至有点儿不可理喻。“富兰克林对领主特权的过于关注——姑且不说是沉迷，使其变得愚钝、看不清形势、分辨不出政治的对与错。”摩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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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富兰克林如此行事的原因可以理解为其对日益庞大的英帝国的狂热，至少部分源自于此。“1760~1764年的富兰克林是一个狂热的、公开的保皇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帝国即将分崩离析这一事实。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一点，那么很多所谓的惊讶、困惑、甚至谜团也就迎刃而解了。”布朗大学教授戈登·伍德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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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仅是领主，大部分的英国大臣也都认为殖民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应处于附庸地位。相较于富兰克林，北美殖民地的那些人更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富兰克林在宾夕法尼亚议会中的同盟们仍然认可了他的观点。他们还同意富兰克林继续留在伦敦与领主斗争。实际上，富兰克林本身也不想离开伦敦，因此，他就从三个方面对领主发起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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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方面是佩恩家族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富兰克林长久以来一直对印第安人深表同情，特别是那些自认为受到佩恩欺骗而丧失了土地的特拉华人。1758年秋，富兰克林代表特拉华人向枢密院陈情。文中，他再次使用了那个曾经用来形容佩恩家族的“劣等骑师”的表达方式。富兰克林写道，佩恩家族“利用这种卑劣的骑术”拓展自己的领地，却“严重损害了印第安人对全体英国人的印象”。虽然最终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但富兰克林却通过将此文公之于众，在舆论上占得先机，引发了枢密院对佩恩家族统治方式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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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是利用宾夕法尼亚议会在威廉·史密斯诽谤案上的胜诉。史密斯是费城学院的院长，后来成为了富兰克林的政治对手。富兰克林将此案扩大到关于殖民地议会权力的斗争。费迪南德·帕里斯曾代表史密斯质疑“宾夕法尼亚议会并不是真正的议会，也不具有英国众议院般的权力”。1759年6月，枢密院做出了不利于富兰克林的判决。判决指出，宾夕法尼亚议会已经休会，而新一届议会尚未选出，因此目前，议会无事可做。更为不祥的是，判决还指出北美殖民地的“次等议会不具备众议院般的权力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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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在第三个方面取得的成果则大得多，那就是关于总督威廉·丹尼一事。威廉数次违反领主的指令，批准对领主财产征税的法案。领主则掌握了一些证据，声称丹尼受贿，不仅将其召回，更是向枢密院提出废除相关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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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贸易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是对富兰克林和议会不利的。但是当枢密院听完富兰克林的陈情后，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枢密院的顾问之一，曼斯菲尔德勋爵示意富兰克林同他一道走进秘书办公室，而律师还在外面辩论。他问道，法案的执行是否真的不会让领主的财产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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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富兰克林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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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曼斯菲尔德勋爵说，“你应该不会反对用订约来保证这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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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儿也不反对。”富兰克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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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妥协就达成了。富兰克林同意议会的征税法案将属于领主的“荒地”排除在外，对领主那些无人居住的土地的税率也“不高于其他人拥有的同类土地”。在重新回归自己的实用主义之后，富兰克林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协议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议会权力的问题，也没有恢复议会和领主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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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这个协议也没有帮助富兰克林希望从领主的手中夺回宾夕法尼亚的大胆设想取得任何进展。事与愿违，在所有判决中，枢密院没有同意改变现有领主宪章，也没能在这一事件中获得公众对宾夕法尼亚的支持。富兰克林再一次面临这样的境遇：继续待在英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也不存在任何不让他回家的理由。然而同上次一样，富兰克林仍然不想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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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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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天的休闲之旅给富兰克林带来了极大的乐趣。1759年，富兰克林和威廉前往苏格兰旅行。富兰克林的两个朋友威廉·斯特拉恩和约翰·普林格尔都是爱丁堡人，因此通过他们，一路上富兰克林结识了很多当地的知识分子精英。亚历山大·迪克是苏格兰著名的医生和科学家，富兰克林曾在他的庄园待了一段日子，并结识了许多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哲学家戴维·休谟和历史学家卡姆斯勋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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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吃晚饭时，富兰克林向来宾们展示了一部他最得意的恶作剧文学作品，以博大家一笑。内容是《圣经》中的一章——当然是他编的，名叫“反迫害的寓言”，讲的是亚伯拉罕向一位198岁的老人提供食物和住所，而当听说老人并不信亚伯拉罕的神的时候，又把他扔出去的故事。文章的结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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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时分，上帝呼喊亚伯拉罕，问那个外来客去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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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回答道：“主啊，他既不崇拜你，又不愿呼喊你的名字。因此，我把他扔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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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则说道：“尽管他不信仰我，但我已经包容了他198年，给他食物果腹，给他衣物遮体。而你，一个罪人，难道一夜都忍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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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们被富兰克林和他的包容哲学所深深吸引，纷纷要求富兰克林把副本给他们，富兰克林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也正是同一时期，富兰克林写信给休谟，向他讲述了一个关于五朔节花柱的故事。故事中有一个叫马雷沙尔的勋爵，别人请他就永受地狱之苦是否能换来永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富兰克林将其与马萨诸塞一个清教徒小镇的镇长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对比。当时这个镇长需要解决这样一个争端，有人想立一个五朔节花柱，而有的人则不同意，认为这是大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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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长以极大的耐心听完了他们争论，然后庄严地做出以下判决：不想立花柱的那些人可以不立，想立的人就自己去立，然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别再让我听到这样的争论。所以我认为马雷沙尔勋爵极有可能这样回答：那些认为人在地狱中所遭受的痛苦是与自己的罪行成正比的人，我认为可能的确如此；而那些认为会得到永生的人，上帝也会满足你们的愿望。所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别让我再听到你们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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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休谟是当时英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是有史以来逻辑分析能力最强的思想家之一。当时，休谟已经发表了《人性论》和《人类理解研究》。这两部论著现在被认为是经验主义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作品，也奠定了他堪与洛克和伯克利比肩的历史地位。当富兰克林见到他的时候，休谟正在编写将使他名利双收的6卷本《大不列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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