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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费城新任总督约翰·佩恩的所作所为对富兰克林关于未来的打算产生了重要影响。约翰是领主托马斯·佩恩的侄子,曾与富兰克林一道作为代表出席奥尔巴尼会议。富兰克林对其寄予厚望。他对克林逊写道:“佩恩有公民意识,所以我认为我们之间没什么不同,至少我不会给他使我们产生分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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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和宾夕法尼亚议会所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前线的防御问题。虽然英国人打赢了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但是并没有给殖民地带来真正的和平。当时,北美殖民地西部仍然受印第安人的袭扰,为首的则是渥太华族的首领庞蒂亚克。到了1763年的秋天,这种骚扰虽有所减弱,但是宾夕法尼亚很多偏远地区的居民仍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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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年12月4日,来自帕克斯顿周围的大约50名暴徒(都是边民)杀害了6名印第安人。受害者手无寸铁,而且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两周后,惨案再次发生,在附近济贫院中栖身的14名印第安人也惨遭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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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暴徒越聚越多,自称是“帕克斯顿之子”。他们宣称下一个目标就是费城,当时有超过140个爱好和平的印第安人居住于此。他们威胁不仅要杀光印第安人,甚至连给印第安人提供庇护的白人也不放过,这其中就包括了很多贵格会教徒。他们因此把和平主义的教义放在了一遍,拿起武器准备保卫自己,而另外一些人则逃到了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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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斯顿之子”成为费城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威胁,几乎可以被视为一场社会和宗教问题引发的内战。一边是生活在偏远地区的边民,大部分是长老会教友,以及他们在城镇中的工人阶级支持者,很多是德国路德会移民和苏格兰–爱尔兰的长老会教友。另一边则是费城相对保守的贵格会教徒,他们反对使用暴力,同印第安人有贸易往来。虽然从数量上看,贵格会教徒要远少于德国移民,但他们却控制着议会,坚持反对在防御印第安人上花费太多。值得一提的是,费城的上流阶层、一直与议会作对的圣公会商人,在威胁面前也站到了议会一方,起码暂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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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首先爆发了一场舆论战。长老会教友们表示支持“帕克斯顿之子”,指责贵格会教徒纵容印第安人,并且没有按照宪章的要求在议会中给予边民足够的代表席位。1764年1月,富兰克林发行了自己写的小册子作为反击,名为“近来兰卡斯特县屠杀印第安人的实录”。在文中,他首先满怀同情地介绍了受害的印第安人,一一列举了他们的英文名字,着力强调他们温柔的性格。“这些可怜人被放火烧死、被刺死、被斧头砍死”,其中最年长的一位“在床上被砍成数段”,其他人则被“剥去头皮或乱刀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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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接下来描述了两周之后发生的更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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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家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跪在地上,孩子们紧紧搂着自己的父母。他们反复哀诉自己是无辜的,他们爱英国人,而且从未做过伤害他人的事。但他们的哀求换来的却是屠杀。男人、女人,哪怕是小孩子都被毫无人性的暴徒杀害了,纷纷倒在血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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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帕克斯顿之子”来说,印第安人都是一回事。他们的发言人声称:“哪有人只是对一个民族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个民族宣战的?”然而,富兰克林在小册子中谴责了这一偏见,明确表示必须要就事论事,不能一概而论,并且要包容。这也是其政治信条的核心。“假如一名印第安人伤害了我,难道接下来我就可以向所有的印第安人报复吗?”富兰克林反问道,“这些不幸的人的唯一罪过,是他们生着红棕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头发。”他认为不问青红皂白,随便找一个人要他承担其族人所犯下的罪过是不道德的。“假如一个脸上有雀斑、红头发的人杀了我的妻子或孩子,难道从此我就可以杀死在任何地方遇到的所有长雀斑的红发男人、妇女和儿童作为报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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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调这一观点,富兰克林举了很多历史上的例子,显示其他种族的人,如犹太人、穆斯林、摩尔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在相同情况下是如何展示出伟大的道德和忍耐的。最后,他总结道,全体宾夕法尼亚人民必须站起来同仇敌忾,并将“帕克斯顿之子”绳之以法。虽然其论述中有些许矛盾之处,但对集体暴行的警示值得所有白人共勉:“除非凶手被绳之以法,否则整片土地都会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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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这本小册子给富兰克林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影响。它反映出了富兰克林对德国移民的偏见,正如其一生都反对长老会–加尔文派的教义一样。对于那些边民的遭遇,富兰克林并不同情,甚至称他们为“野蛮人”,“玷污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尽管从很多方面来看,富兰克林是一位平民主义者,但他对群氓十分警惕。如同往常一样,富兰克林的观点代表了新兴的中产阶级:既敌视无知的暴民,又与顽固的权贵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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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就在富兰克林的小册子发行一周后的星期六,总督约翰·佩恩在议会大厦前的广场上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讨论如何应对危机。起初,他的态度很强硬。他要求逮捕领头的暴民,部署军队抵抗威胁,并号召民众都参加富兰克林等人组织的民团来保卫家园。尽管大部分长老会教徒拒绝了这一要求,很多贵格会教徒却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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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午夜,大约250名暴徒来到了费城北部的日耳曼城。教堂鸣钟示警,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而一个令人惊讶的联盟悄然诞生。富兰克林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当时的情况:“当时,在钟声中,佩恩带着他的顾问们来到我家,征求我的意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把指挥部设在了我家。”佩恩甚至提议由富兰克林来指挥民团,但是他谨慎地拒绝了:“我选择当普通一兵,通过服从指令来树立佩恩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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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和其他人,包括很多贵格会教徒,希望佩恩能够下令主动出击。但是佩恩拒绝了,并派出一个由7名费城当地领袖组成的代表团与“帕克斯顿之子”谈判,富兰克林当然是其中的成员。“我们脸上显示出来的决一死战的表情和据理力争的努力使城市又恢复了宁静。”富兰克林稍后回忆道。暴徒们同意撤退,前提是允许他们的代表进城陈述自己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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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帕克斯顿之子”之间的紧张态势刚刚缓和,富兰克林与佩恩之间的对抗旋即又激烈起来。富兰克林的态度十分强硬,他要求佩恩和议会一道与“帕克斯顿之子”的代表团对抗,并将其绳之以法。然而,佩恩却试图利用当前的政治乱局从中获利,与同情边民的长老会教徒和德国人结盟(他们自觉被富兰克林尖锐的文章伤害了)。因此,他绕过议会,单独会见了代表团,并听从他们的建议,颁布了一项政策,即任何人拿着一张印第安人(无论男女老幼)的头皮都可以去领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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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勃然大怒。“他的所作所为使其和宾夕法尼亚政府蒙羞,”富兰克林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议会对他的尊重荡然无存。所有希望在领主统治下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望也都灰飞烟灭。”当然,佩恩对富兰克林的感觉也是如此。在给其叔叔——宾夕法尼亚领主托马斯·佩恩的信中,约翰同样也表达了对富兰克林的强烈不满:“只要富兰克林那个恶棍还可以肆意地恶毒伤人,只要他仍然死性不改,宾夕法尼亚就不会有幸福和宁静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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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向来乐观的心中开始蒙上了一丝乌云。他对宾夕法尼亚的现状和肮脏的政治深表不满,在家中又焦躁不安,找不到科学研究和其他兴趣作为消遣,因此举止上或多或少失去了往日亦正亦邪的风度。他那时的信中充满对政治强烈的抨击,而非如往日般幽默的调侃,甚至表现出极为失望的情绪。在给约翰·福瑟吉尔医生(他在伦敦的一个贵格会朋友)的信中,富兰克林写道:“你行善的时候,是不是感到非常快乐?我想你错了。你救的人当中有一半不值得你救,而另一半则是恶人,根本不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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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与领主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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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和议会之间的对抗再一次开始了,甚至比以往更为激烈。双方就民团的指挥权、灯塔、税收等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决定对领主的财产征税。法案在原则上并没有违背枢密院调停时双方的约定,但细节上有所改变。富兰克林代表议会给佩恩写了一封信警告说,如果否决此项法案,“无疑会增加领主家族所背负的骂名和罪责,使政府更为民众所不齿”。然而,佩恩仍然否决了此项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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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斗争的焦点绝非原则,而是关乎权力。富兰克林认识到领主家族获得了边民及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和德国移民的强力支持。这再次激起了他利用英国废除领主宪章,将宾夕法尼亚置于英国国王直接统治之下的想法,尽管他深知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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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部分费城人都不赞同这一想法。费城的商业巨头都是佩恩家族的朋友。边民及与其同宗的工人阶级在“帕克斯顿之子”事件后结成了牢固的同盟,此外他们还都担心英国国王的直接统治会树立起英国国教在殖民地的独尊地位,这也正是他们的先祖当初漂洋过海来到北美殖民地的原因。甚至连很多贵格会的贤良,如艾萨克·诺里斯和伊斯雷尔·彭伯顿,都害怕新宪章的颁布会失去很久之前已故领主威廉·佩恩赋予他们的宗教自由。然而富兰克林对改革的态度仍然十分坚决,因此他“成功地”遭到了众叛亲离,并使敌人们同仇敌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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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英国对富兰克林的想法也不太感兴趣。富兰克林的上司,英国邮政大臣海德勋爵在信中写道,就连乐于“插手殖民地事务”的大臣们也不愿直接同佩恩家族对抗。他甚至公开警告富兰克林,作为一名皇家官员,其职责就是协助政府。富兰克林则对此置之一笑,甚至打趣道,他绝不会“为海德所缚”(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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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富兰克林仍然掌控着议会。1764年3月,富兰克林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达26项之多),敲响了“领主统治的丧钟”。他写道,领主的某些行为“暴虐且不人道”。他们利用印第安人的威胁“从人民处谋利……哪怕刀已经架到了脖子上”。决议宣布议会将与人民协商,以决定是否向英国国王“请愿”,“恳求其将宾夕法尼亚的子民置于自己的保护和治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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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带来了一场呼吁罢免领主的请愿运动。富兰克林印制了英文和德文的请愿书,甚至为贵格会教友度身定制了特殊版本。但是他只收集到了3 500个支持者的签名,反对者则有15 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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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再一次拿起了最擅长的武器,发行了名为“对于当前局势的冷静思考”的小册子。其中的内容可比书名火爆得多。在书中,他并未使用其最擅长的幽默、讽刺、迂回、轻微挖苦等惯用手法。富兰克林谴责领主讨好“帕克斯顿之子”,认为其无法管理好殖民地。“我们现有的分歧并不是宗教信仰不同,尽管将其作为争论的内容之一,使我们深感痛苦。”富兰克林有失偏颇地写道。他认为无论如何,英国国王要比领主更倾向于保护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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