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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就在富兰克林的小册子发行一周后的星期六，总督约翰·佩恩在议会大厦前的广场上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讨论如何应对危机。起初，他的态度很强硬。他要求逮捕领头的暴民，部署军队抵抗威胁，并号召民众都参加富兰克林等人组织的民团来保卫家园。尽管大部分长老会教徒拒绝了这一要求，很多贵格会教徒却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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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午夜，大约250名暴徒来到了费城北部的日耳曼城。教堂鸣钟示警，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而一个令人惊讶的联盟悄然诞生。富兰克林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当时的情况：“当时，在钟声中，佩恩带着他的顾问们来到我家，征求我的意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把指挥部设在了我家。”佩恩甚至提议由富兰克林来指挥民团，但是他谨慎地拒绝了：“我选择当普通一兵，通过服从指令来树立佩恩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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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和其他人，包括很多贵格会教徒，希望佩恩能够下令主动出击。但是佩恩拒绝了，并派出一个由7名费城当地领袖组成的代表团与“帕克斯顿之子”谈判，富兰克林当然是其中的成员。“我们脸上显示出来的决一死战的表情和据理力争的努力使城市又恢复了宁静。”富兰克林稍后回忆道。暴徒们同意撤退，前提是允许他们的代表进城陈述自己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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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帕克斯顿之子”之间的紧张态势刚刚缓和，富兰克林与佩恩之间的对抗旋即又激烈起来。富兰克林的态度十分强硬，他要求佩恩和议会一道与“帕克斯顿之子”的代表团对抗，并将其绳之以法。然而，佩恩却试图利用当前的政治乱局从中获利，与同情边民的长老会教徒和德国人结盟（他们自觉被富兰克林尖锐的文章伤害了）。因此，他绕过议会，单独会见了代表团，并听从他们的建议，颁布了一项政策，即任何人拿着一张印第安人（无论男女老幼）的头皮都可以去领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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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勃然大怒。“他的所作所为使其和宾夕法尼亚政府蒙羞，”富兰克林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议会对他的尊重荡然无存。所有希望在领主统治下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望也都灰飞烟灭。”当然，佩恩对富兰克林的感觉也是如此。在给其叔叔——宾夕法尼亚领主托马斯·佩恩的信中，约翰同样也表达了对富兰克林的强烈不满：“只要富兰克林那个恶棍还可以肆意地恶毒伤人，只要他仍然死性不改，宾夕法尼亚就不会有幸福和宁静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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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向来乐观的心中开始蒙上了一丝乌云。他对宾夕法尼亚的现状和肮脏的政治深表不满，在家中又焦躁不安，找不到科学研究和其他兴趣作为消遣，因此举止上或多或少失去了往日亦正亦邪的风度。他那时的信中充满对政治强烈的抨击，而非如往日般幽默的调侃，甚至表现出极为失望的情绪。在给约翰·福瑟吉尔医生（他在伦敦的一个贵格会朋友）的信中，富兰克林写道：“你行善的时候，是不是感到非常快乐？我想你错了。你救的人当中有一半不值得你救，而另一半则是恶人，根本不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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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与领主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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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和议会之间的对抗再一次开始了，甚至比以往更为激烈。双方就民团的指挥权、灯塔、税收等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决定对领主的财产征税。法案在原则上并没有违背枢密院调停时双方的约定，但细节上有所改变。富兰克林代表议会给佩恩写了一封信警告说，如果否决此项法案，“无疑会增加领主家族所背负的骂名和罪责，使政府更为民众所不齿”。然而，佩恩仍然否决了此项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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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斗争的焦点绝非原则，而是关乎权力。富兰克林认识到领主家族获得了边民及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和德国移民的强力支持。这再次激起了他利用英国废除领主宪章，将宾夕法尼亚置于英国国王直接统治之下的想法，尽管他深知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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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部分费城人都不赞同这一想法。费城的商业巨头都是佩恩家族的朋友。边民及与其同宗的工人阶级在“帕克斯顿之子”事件后结成了牢固的同盟，此外他们还都担心英国国王的直接统治会树立起英国国教在殖民地的独尊地位，这也正是他们的先祖当初漂洋过海来到北美殖民地的原因。甚至连很多贵格会的贤良，如艾萨克·诺里斯和伊斯雷尔·彭伯顿，都害怕新宪章的颁布会失去很久之前已故领主威廉·佩恩赋予他们的宗教自由。然而富兰克林对改革的态度仍然十分坚决，因此他“成功地”遭到了众叛亲离，并使敌人们同仇敌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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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英国对富兰克林的想法也不太感兴趣。富兰克林的上司，英国邮政大臣海德勋爵在信中写道，就连乐于“插手殖民地事务”的大臣们也不愿直接同佩恩家族对抗。他甚至公开警告富兰克林，作为一名皇家官员，其职责就是协助政府。富兰克林则对此置之一笑，甚至打趣道，他绝不会“为海德所缚”（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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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富兰克林仍然掌控着议会。1764年3月，富兰克林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达26项之多），敲响了“领主统治的丧钟”。他写道，领主的某些行为“暴虐且不人道”。他们利用印第安人的威胁“从人民处谋利……哪怕刀已经架到了脖子上”。决议宣布议会将与人民协商，以决定是否向英国国王“请愿”，“恳求其将宾夕法尼亚的子民置于自己的保护和治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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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带来了一场呼吁罢免领主的请愿运动。富兰克林印制了英文和德文的请愿书，甚至为贵格会教友度身定制了特殊版本。但是他只收集到了3 500个支持者的签名，反对者则有15 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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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再一次拿起了最擅长的武器，发行了名为“对于当前局势的冷静思考”的小册子。其中的内容可比书名火爆得多。在书中，他并未使用其最擅长的幽默、讽刺、迂回、轻微挖苦等惯用手法。富兰克林谴责领主讨好“帕克斯顿之子”，认为其无法管理好殖民地。“我们现有的分歧并不是宗教信仰不同，尽管将其作为争论的内容之一，使我们深感痛苦。”富兰克林有失偏颇地写道。他认为无论如何，英国国王要比领主更倾向于保护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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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的新对手是约翰·迪金森。他是个年轻的律师，也是贵格会贤良艾萨克·诺里斯的女婿。迪金森曾经是富兰克林的朋友，并不是领主的死忠支持者。但他认为佩恩宪章中的有益内容不能轻易放弃，也不能妄下英国国王的大臣们就一定会比领主开明的结论。他的质疑很有道理。诺里斯并不愿意卷入其中，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就称病辞去了议长之职，富兰克林则被推选接任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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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富兰克林还要面对一个刻薄的老对手：首席法官威廉·艾伦。艾伦也曾经是富兰克林的朋友，但因为他支持领主，富兰克林很早就与他绝交了。当年8月艾伦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富兰克林曾主动造访示好，而艾伦却当着其他宾客的面指责富兰克林攻击领主。他认为，由英国国王直接管辖将会使宾夕法尼亚付出高达10万英镑的代价，而且并不会得到伦敦的任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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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0月1日的议会选战逐渐临近，舆论战也越发激烈。富兰克林的敌人们希望阻止其连任。其中一篇名为“依样画葫芦”的匿名文章竭尽所能地诋毁富兰克林，称他的儿子威廉是他和“乡下厨娘”芭芭拉所生的混蛋——这还有点儿靠谱。但文中还将富兰克林之前所写的反对德国移民的文章略加改动之后拿来大肆发挥，甚至还指责他靠行贿买来名誉学位，为赢得皇家总督的位子四处游说，窃取别人的电力实验成果——这些都是诬陷，却说得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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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传单则把富兰克林刻画成一个好色的登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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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上了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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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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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有年轻姑娘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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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立即青春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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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选战中充满了负面的批评，今天的新闻界也很是刻薄。但是1764年竞选时的无耻中伤，依然可以算得上登峰造极。宾夕法尼亚政府允许了这些言论的存在，富兰克林的态度也是如此。美国民主可以在一个宽松甚至可以说是无节制的、讲求新闻自由的氛围中蓬勃发展。正如1764年选举表明的，美国民主的确建立在无约束的言论自由的基础上。此后的数百年中，只有言论自由、允许不同声音存在，甚至进行激烈辩论的国家，比如美国，才能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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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日当天的情况就像宣传战一样激烈。10月1日那天，从早到晚，投票的人群把议会大厦门前的台阶围得水泄不通，直到午夜仍是人头攒动。富兰克林的支持者使投票过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他们把能找到的每个人都拉来投票。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战术上的错误。长老会教徒们派工人到日耳曼城找来了更多的支持者。结果，富兰克林在14名候选人中名列倒数第二，而当时费城只有8个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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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富兰克林一派仍然控制着议会。他们很快投票决定向英国政府递交请愿书，反对领主。更有意思的是，议会以19票赞成、11票反对通过了决议，并委派富兰克林作为代表前往英国递交请愿书。这对于富兰克林来说，与其是一个胜利，不如说是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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