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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强调，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促进大英帝国内部的和谐。法案的支持者格雷·库柏问道：“法案通过之前，北美殖民地对大不列颠怀有什么样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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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他们自愿服从王室统治，支付相关费用，在他们所有的议会里，都遵从英国议会的法案。……你们无须费心设置堡垒、要塞，不必有警卫部队或军队来迫使他们臣服。大不列颠只花费了些许笔、墨和纸张就统治了他们。他们被一根线引导着。他们对于大不列颠不仅是尊敬，更是爱戴。敬重它的法律、它的习俗和它的风气，甚至喜爱它的时尚，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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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柏：“现在他们的感情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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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啊，大大地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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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柏：“过去北美殖民地人是如何看待英国议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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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他们把议会看作是伟大的堡垒和他们自由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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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柏：“他们已不那么尊敬议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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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是的，早已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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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富兰克林再次强调了内部税与外部税的区别：“我从未听说过任何反对通过制定关税来管理贸易的意见。但我不认为议会有权征收内部税，因为我们在议会中没有自己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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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殖民地是否会妥协呢？富兰克林的答案是不会，这是关乎原则之事。那么只有动用军队才能确保印花税法案得以实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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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回答道：“我不知道有哪支军队能够以何种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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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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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假设一支军队开进北美殖民地，却找不到一个武装人员，那时他们将怎么办？他们不能把印花税强加给一个选择不用印花的人。他们找不到一场叛乱，却可以制造出一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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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印花税的支持者们试图混淆外部税和内部税之间的区别：“如果殖民地成功地废除了印花税，难道日后它们就不会反对议会征收关税和其他外部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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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不会，”富兰克林回答道，“最近，这里的许多论证被用来证明两者之间没有区别……目前他们尚没有理解这一点，但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会被这些论证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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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戏剧性的结尾，也是一个不祥之兆。通过对内部税和外部税的区分，富兰克林再次试图寻找一个更为中庸、实用的解决方式。而北美殖民地很多新涌现的领导人，包括马萨诸塞议会中的大部分议员，都强烈反对英国对殖民地课以重税。8年后，波士顿倾茶事件还是发生了。当议会决定撤销印花税法案时，大西洋两岸都陷入狂喜之中。但人们都没有注意到，议会实际上也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祸根。当时议会通过了另一法案，宣称“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颁布对殖民地有效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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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不卑不亢地展示出了自己的理性与决心。对于通常不愿在人前演讲的富兰克林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次雄辩。他的成功并非源自他的口才，而是极有说服力地使争论的重点放在了北美殖民地的现实上。据富兰克林回忆，事后他的一个死敌说：“从那天起，他（富兰克林）所展示出的那种为自己国家辩护的精神，一直感动着我。”富兰克林在英国已经被视为一位知名的作家和科学家，现在，人们更将其视为北美殖民地最有效的代言人之一。实际上，富兰克林也成了北美殖民地的总大使：除了代表宾夕法尼亚之外，随后他还被任命为佐治亚、新泽西和马萨诸塞在英国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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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城，富兰克林的名誉也完全得到了恢复。他的朋友斯特拉恩将听证会的实况记录下来，寄给了戴维·霍尔以供发表。斯特拉恩写道：“正是这一考验，使得那个可憎的法案迅速地得以全面撤销，而你也从中受益。”一艘军舰被命名为“富兰克林号”，并鸣炮向其致敬。小酒馆向每一个从英格兰带来这一消息的人赠送酒水和礼品。“最后，你的敌人们开始为自己的含沙射影而感到羞愧，不得不承认殖民地应感谢你的业绩。”查尔斯·汤姆森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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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不愿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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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印花税而进行的斗争使富兰克林想起了自己那远在北美殖民地的妻子的美德，至少使富兰克林对其感到了更多的愧疚。德博拉的节俭和自立正是北美殖民地的象征，宁愿牺牲自我也不愿向不公正的待遇屈服。既然印花税法案撤销了，富兰克林就给德博拉送去了满满一船的礼物作为补偿：14码[1]的蓬巴杜绸缎（他特意强调“11先令一码”）、两打手套、给萨莉的一件丝绸便装和衬裙、一张土耳其地毯、奶酪、螺丝钳，还有一些桌布和窗帘。富兰克林还礼貌地表示桌布和窗帘是史蒂文森太太挑选的。在随礼物一同寄回家的信中，富兰克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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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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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法案终于废除了，我想你应该有一件新长袍了。但我想你已经猜到了我并没有买，因为我知道你不愿打扮得比自己的邻居更好，除非那些衣服是出自你的巧手。如果两地之间的贸易完全中止，我将再次骄傲地穿上那些我妻子亲手缝制的衣服，这将令我感到十分舒服。我一生中再也没穿过比这更好的衣服。我也知道，如果需要的话，我的妻子和女儿会再次拿起手中的针线做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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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当若干年后富兰克林再次回到自己北美殖民地的家中，看到特意给自己留下的奶酪时，他会十分高兴。但实际上，尽管在反对印花税的斗争中度过了自己60岁的生日，且随着印花税的废除，他在英国的使命已经完成，富兰克林却仍不打算回家。相反，他还打算利用1766年的夏天与密友约翰·普林格尔爵士一道去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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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博拉写给丈夫的那些信，尽管有些许尴尬，却表达了她的坚强和孤独：“我没有任何消遣，只是待在家中，痴痴地等待你的来信。”对于德博拉来说，唯一排遣寂寞、消除恐惧的方式就是做家务。德博拉说，她尽力（也许是听从富兰克林的指示）不让自己对政治的担忧扰乱富兰克林：“我给你写了很多信，几乎一天一封。但我总是忍不住想在信里和你讲一些政治上的事情，所以我就把它们都烧了。于是，烧了再写，写了再烧。”在谈到新盖好的房子时，德博拉说她还没把富兰克林的画挂到墙上，因为未经允许，她不敢往墙上钉钉子：“男人在家和不在家完全不同。不在家的时候，每个人都担心做错事，所以就什么也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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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富兰克林的回信大多带着公事公办的味道，总是关注新家的细节。“我多希望厨房完工的时候可以在场，”富兰克林写道，“我知道你还不太会用那些抽油烟、排气的小发明，我还没向你介绍清楚。”富兰克林对房子的关心可以说是面面俱到，甚至连每个房间如何粉刷都一一说明，时不时地还拿自己回家说事：“如果铁火炉还没装好，那就不要管了，等我回去的时候带一个更方便的铜火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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