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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口琴：富兰克林最有意思的发明之一就是一种乐器，他称之为玻璃口琴。这一发明的原型也很有趣，当时很多无聊的宴会宾客和一些音乐家用湿润的手指在玻璃杯的杯口摩擦，发出一种响声。富兰克林曾在英格兰参加了一场用酒杯演奏的音乐会。1761年，富兰克林改进了这一设想，他将37个不同大小的玻璃杯连在一起，像纺锭一样将其横串起来。富兰克林又做了一个脚踏板，通过脚踏板来控制杯子的转速，这样只要用湿手摩擦旋转的酒杯边，就会发出不同的音色。在给一位意大利电学家的信中，富兰克林详细地描述了这一发明。“这是一种乐器，”富兰克林说道，“看起来似乎特别适合演奏意大利音乐，特别是那种轻柔、悲伤的音乐。”富兰克林的发明风靡一时。玛丽–安托瓦内特曾学习如何演奏，莫扎特和贝多芬也曾专门为其谱曲。玻璃口琴这种令人难忘的音色使其成为婚礼上的必备之物。但似乎玻璃口琴会导致抑郁症，大概是由于其中含有的铅可能会引发铅中毒的缘故，所以它最终退出了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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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哲学：努力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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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富兰克林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观，集自由主义、平民主义和保守主义等思想于一身，这也成为美国中产阶级哲学的原型之一。富兰克林推崇努力工作、个人精神、勤俭和自助，同时，他又提倡民间合作、社会激情以及基于自愿的社会计划。他既不迷信精英也不信任乌合之众，既不盲从世袭的权力也不推崇暴民的蛮力。富兰克林秉承着自己作为一个商人的价值观，厌恶所谓阶级的排斥。富兰克林骨子里就坚信社会的流动性，认为通过个人勤奋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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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53年其与彼得·克林逊的交流中，富兰克林就已经对政府干预和提供福利持保留意见。当时，富兰克林质疑法律是否应该“强迫富人赡养穷人却不教会他们如何学会独立”以及“鼓励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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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克林逊，这些仅仅只是问题而已。但对于富兰克林来说却并非如此。在他18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所发表的文章中，富兰克林多次强调了自己的保守观点。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论劳动的穷人》，署名是“米蒂尔斯”，也就是拉丁语“中间”的意思。该文于1768年发表于伦敦的《绅士杂志》。文中，富兰克林谴责了那些认为穷人的窘境是富人压榨造成的观点。“难道你不认为这有些荒谬吗？”富兰克林问道。他认为英国穷人的条件已经是全欧洲最好的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英国有帮助穷人的相关立法。“这一法律并非是由穷人自己制定的。立法者都是富人……他们自愿贡献出自己和他人的财产来缴纳税款，供养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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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法律本身的确是出于善意。但富兰克林也警告说，这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并鼓励懒惰：“我担心人们在年老或生病时会更容易依赖别人（尽管人们在年轻或健康时会勤奋节俭），在这一法律的鼓励下，会更加激发人们懒惰的天性，鼓励民众游手好闲，最终使贫困愈演愈烈，而这却是法律本想要根治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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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不仅提出了对福利依赖的警告，还提出了自己的财富转移理论。他认为富人和社会赚的钱越多，转移至穷人那里的钱也就越多。“富人并不工作……他们或他们的家庭使用、消耗的每种产品都需要从劳动的穷人那里购买。”富人花钱购买衣服、家具和珠宝的同时，也会使劳动的穷人获利。“我们国家那些劳动的穷人，无疑会从整个国家的收益中获利。”富兰克林还反对提高工人工资的设想：“如果通过法律提高工人的工资，制造业的成本就会提高，在国际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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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在经济上虽然持保守主义观点，但是其基本的道德信仰却认为判断行为的正确与否，必须要以能否造福公众为标准，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制衡。富兰克林认为那种鼓励勤奋劳动的政策就是好政策，这不是因为其会增加私人财富，而是因为会导致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使每个有理想的人更有尊严。而那些获得财富较多的人则有责任帮助他人，建立一种公共制度，为他人的成功奠定基础。詹姆斯·坎贝尔认为：“富兰克林的理想代表了当时日益发展的、坚持民主平等的中产阶级的观点。那些在生活中获得了巨大经济成功的人有责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那些不愿为社会公益尽一份力的人也不要指望会得到社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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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这种复杂的价值观中还包括了其日益增长的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观点，并带有英国传统自由主义色彩。但是，富兰克林关于奴隶制的观点还未最终转变。当英国人攻击奴隶制是对殖民地人民要求自由的莫大嘲讽时，作为很多殖民地，特别是蓄奴的佐治亚的代表，富兰克林发现自己为殖民地的辩护十分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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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年，富兰克林匿名发表了《论奴隶制》，试图针对“虚伪”这一指控为自己辩护。富兰克林提出，在北美殖民地，“只有1/100的家庭”使用奴隶，而且“很多人对待奴隶极为人道”。他还质疑英国那些劳苦工人的生活状况“与奴隶有点儿相像”。富兰克林的某些观点还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也许你会认为黑人性情温和、极为温顺，当然他们中有一部分的确如此。但实际上大部分黑人很有心计、内心阴暗、郁郁寡欢、十分恶毒、小肚鸡肠、极为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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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急于为北美殖民地辩护，甚至有点儿强词夺理，这堪称其一生中逻辑性最差的辩论之一。甚至连他摆出的事实都是错误的：当时美国蓄奴家庭的比例远不止1/100，而是接近1/9（1790年，美国一共有410 636户家庭，其中拥有奴隶的为47 664户）。除了事实不清，富兰克林的论证还有道德上的缺陷，他甚至将拥有奴隶归结为精神失常。实际上，富兰克林家也使用奴隶。尽管他第一次到英国时带的那两个黑奴已经离开他了，但德博拉在费城还有一两个黑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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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富兰克林的观点也在不断进化。就在其写完《论奴隶制》两年之后，富兰克林开始与费城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安东尼·贝尼泽特通信。在1772年其在《伦敦新闻》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富兰克林引用了很多贝尼泽特的观点，用有史以来最为强力的语言谴责了“血腥残忍地贩卖肉体和灵魂这一人类自古就有的丑恶行为”。富兰克林甚至开始赞同贝尼泽特的观点，认为不仅要废除奴隶贸易，甚至连奴隶制本身也要废除。“当听到北美殖民地反对奴隶制的呼声日渐高涨，我很欣慰，”富兰克林在给贝尼泽特的信中写道，“我希望立法机构能够及时考虑这种观点，并以法律的形式将其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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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还在给其朋友，费城的本杰明·拉什医生的信中也表达出同样的观点：“我希望那些关注自由和人性的朋友能够及时采取行动，不再让我们的国家和宗教蒙羞。”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在给贝尼泽特还是拉什的信中，富兰克林都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及时”。对于富兰克林来说，对完全废除奴隶制的支持（而不是仅仅废除奴隶进口）只有在独立战争之后才能及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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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败希尔斯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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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斯伯勒勋爵在爱尔兰对富兰克林的诚挚热情，尽管一度使富兰克林迷惑，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可我回到伦敦时还稍有困惑，”富兰克林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登门拜访，希望当面为他在爱尔兰的款待表示感谢。”但是门童却告诉富兰克林，大臣“不在家”。于是富兰克林留下一张名片，几天后又来拜访，却得到了同样的答复，尽管富兰克林知道希尔斯伯勒那天的确见了别的客人。富兰克林又尝试了几次，却同样无果。“最后一次是在一个会见日，当时他门前停满了马车。我的车夫驱车载着我前往，并下来为我打开车门。这时门童看见了我，走了出来，粗鲁地训斥车夫没有让其确认勋爵在不在家就打开车门。然后，门童转过头来对我说‘勋爵不在家’。因此我再未接近过他，我们只是远远地互相诋毁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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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斯伯勒“对我置之不理，就像对待一个已经挤不出果汁、毫无价值的橘子一样。”富兰克林抱怨道。富兰克林再一次考虑回费城的事宜。“我越来越想家了。”富兰克林告诉自己的儿子。但还有一个因素使其不能就这么愤怒地离开英国。尽管困难重重，富兰克林仍希望能够使自己（以及朋友、家人和伙伴）在北美殖民地西部的俄亥俄附近获得一大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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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富兰克林参加了很多合伙计划，其中包括伊利诺伊公司和印第安纳公司等，但都没有获得英政府的支持。1769年夏，富兰克林帮助组建了一个强大的联盟，也就是大俄亥俄公司，他确信其足以压制希尔斯伯勒的反对力量。大俄亥俄公司的股东中包括了很多英国的富商和显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托马斯·沃波尔和理查德·沃波尔，因此又称“沃波尔集团”。沃波尔集团一度极为接近成功，但1770年夏，希尔斯伯勒成功地以“有待继续研究”为名将此计划搁置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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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沃波尔集团却没有就此放手，而是将很多高层要员作为股东拉了进来，其中包括大法官和枢密院主席，从而使这一计划欲罢不能。1772年春，希尔斯伯勒无法将此计划再拖延下去了。甚至连英国国王也向希尔斯伯勒表态，希望详细考虑这一问题。4月，贸易委员会向枢密院提出了土地申请，并附上了一份处理意见，建议否决此事。但两个月后，枢密院却就此召开了听证会，富兰克林、沃波尔和很多有影响力的股东都出席了此次会议。希尔斯伯勒扬言若计划获准，他就辞职。但结果很可能对其不利，因为正如富兰克林所言，枢密院的很多成员都希望“修理他”。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土地授权获得批准，希尔斯伯勒也宣布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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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由于当时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张，富兰克林和朋友们从未拿到自己的土地许可。“关于许可的事项有所进展，但十分缓慢，”富兰克林在1773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几个水手准备把缆绳从原来的地方抬到船上。其中一个说：‘这太长、太沉了，我希望看看这个头到底在哪儿。’另一个则说：‘该死，如果这东西有头的话，我早就把它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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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富兰克林却成功地罢免了自己的敌人。“我们终于摆脱了希尔斯伯勒勋爵。”富兰克林向自己的儿子欢呼道。而作为回应，希尔斯伯勒则称富兰克林是“英国最乐于恶意中伤的人之一”。他们虽然内心彼此敌视，但表面上还时不时地装作十分热情，这的确有些奇怪。第二年夏天，当他们在牛津偶遇时，两个人还是和好了。希尔斯伯勒向富兰克林鞠躬致敬并对其大加赞扬。“而为了回应这种过于夸张的言行，”富兰克林告诉威廉说，“我对他儿子在剧场的演出赞不绝口，尽管实际上十分普通。因此问题就解决了。正如人们在生气时常说‘以牙还牙’，但我有时更愿意说‘礼尚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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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钦森信札：与英国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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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最近落到了我的手中，我有理由相信其即使不是我们现在所处困境的全部根源，也是其重要的基础。”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话出现在1772年12月富兰克林给自己的马萨诸塞支持者库欣的信中。富兰克林也因此掀起了一场狂风暴雨，最终导致了其与英国的彻底决裂。当时随信附上的还有一些信札，其中有6封出自马萨诸塞总督托马斯·哈钦森的笔下。哈钦森是一名生在传统清教徒家庭中的波士顿商人，一度是富兰克林的朋友，1754年他们曾在奥尔巴尼会议上一道支持建立一个北美殖民地联盟。这些信是一名匿名的英国议员悄悄交给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则又将其转给了库欣，并警告其不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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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钦森的信中都是关于如何镇压殖民地反抗的建议。“必须对所谓的英国式自由来一番改变。”哈钦森写道。因此，当这些信件在波士顿被公开发表时（在托马斯·库欣的默许下，约翰·亚当斯和塞缪尔·亚当斯认为这些信必须发表，尽管富兰克林请求他们不要这么做），激起了当地激进爱国者的极大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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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富兰克林的初衷背道而驰。富兰克林的本意是告诉库欣及殖民地其他领导人，英国的错误政策是由于哈钦森等人的错误建议造成的，而非出自对北美殖民地的敌意，借此使殖民地的反叛情绪冷静下来。富兰克林认为这些信也许能够增强“和解的趋势”，这也正是富兰克林稍后所声称的“我真心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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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1773年年初富兰克林所写的大部分信件的本意，的确是希望缓解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紧张的对立局面。“我希望我们务必小心翼翼地使人民冷静下来，”富兰克林在3月给库欣的信中写道，“实际上我们的敌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叛乱，这样我们就给了他们一个好借口，他们就可以在北美殖民地增兵、更加苛刻地压制我们。”当马萨诸塞议会通过决议宣布不再服从英国议会时，富兰克林也同样要求英国人不要反应过激。“我个人认为，最好、最明智的方法就是对其视而不见，”富兰克林在给接替希尔斯伯勒出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达特茅斯勋爵的信中写道，“他们只是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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