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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由于当时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张，富兰克林和朋友们从未拿到自己的土地许可。“关于许可的事项有所进展，但十分缓慢，”富兰克林在1773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几个水手准备把缆绳从原来的地方抬到船上。其中一个说：‘这太长、太沉了，我希望看看这个头到底在哪儿。’另一个则说：‘该死，如果这东西有头的话，我早就把它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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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富兰克林却成功地罢免了自己的敌人。“我们终于摆脱了希尔斯伯勒勋爵。”富兰克林向自己的儿子欢呼道。而作为回应，希尔斯伯勒则称富兰克林是“英国最乐于恶意中伤的人之一”。他们虽然内心彼此敌视，但表面上还时不时地装作十分热情，这的确有些奇怪。第二年夏天，当他们在牛津偶遇时，两个人还是和好了。希尔斯伯勒向富兰克林鞠躬致敬并对其大加赞扬。“而为了回应这种过于夸张的言行，”富兰克林告诉威廉说，“我对他儿子在剧场的演出赞不绝口，尽管实际上十分普通。因此问题就解决了。正如人们在生气时常说‘以牙还牙’，但我有时更愿意说‘礼尚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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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钦森信札：与英国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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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最近落到了我的手中，我有理由相信其即使不是我们现在所处困境的全部根源，也是其重要的基础。”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话出现在1772年12月富兰克林给自己的马萨诸塞支持者库欣的信中。富兰克林也因此掀起了一场狂风暴雨，最终导致了其与英国的彻底决裂。当时随信附上的还有一些信札，其中有6封出自马萨诸塞总督托马斯·哈钦森的笔下。哈钦森是一名生在传统清教徒家庭中的波士顿商人，一度是富兰克林的朋友，1754年他们曾在奥尔巴尼会议上一道支持建立一个北美殖民地联盟。这些信是一名匿名的英国议员悄悄交给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则又将其转给了库欣，并警告其不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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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钦森的信中都是关于如何镇压殖民地反抗的建议。“必须对所谓的英国式自由来一番改变。”哈钦森写道。因此，当这些信件在波士顿被公开发表时（在托马斯·库欣的默许下，约翰·亚当斯和塞缪尔·亚当斯认为这些信必须发表，尽管富兰克林请求他们不要这么做），激起了当地激进爱国者的极大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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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富兰克林的初衷背道而驰。富兰克林的本意是告诉库欣及殖民地其他领导人，英国的错误政策是由于哈钦森等人的错误建议造成的，而非出自对北美殖民地的敌意，借此使殖民地的反叛情绪冷静下来。富兰克林认为这些信也许能够增强“和解的趋势”，这也正是富兰克林稍后所声称的“我真心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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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1773年年初富兰克林所写的大部分信件的本意，的确是希望缓解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紧张的对立局面。“我希望我们务必小心翼翼地使人民冷静下来，”富兰克林在3月给库欣的信中写道，“实际上我们的敌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叛乱，这样我们就给了他们一个好借口，他们就可以在北美殖民地增兵、更加苛刻地压制我们。”当马萨诸塞议会通过决议宣布不再服从英国议会时，富兰克林也同样要求英国人不要反应过激。“我个人认为，最好、最明智的方法就是对其视而不见，”富兰克林在给接替希尔斯伯勒出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达特茅斯勋爵的信中写道，“他们只是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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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且同时不激起更多的敌意，富兰克林重拾其年轻时的最爱——针砭时弊，1773年9月，他在英国的报纸上发表了两篇匿名的宣传文章。第一篇名为“大英帝国规模变小之指南”。文章写道，当初有“一位先贤”（指的是希腊海军将领、统治者地米斯托克利）自称知晓如何将城市由小变大的秘密，此文则列出了如何将一个帝国由大变小的20种方法。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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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绅士们，要认识到大帝国就像大蛋糕一样，外围最容易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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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那些没有被纳入母国的行省特别小心。他们没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同样的商业特权，他们甚至被施以更严苛的法律进行统治，而这些都是你们所强加的，甚至在议会中都没有他们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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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殖民地已经对政府表示顺从，显示出对你们利益的关切，甚至忍辱负重，但你们仍认为他们会叛乱，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在殖民地部署1/4的军队，而这些军队的无礼将激起更多的暴民进行反抗……就像丈夫如果怀疑妻子便会虐待她一样，你们这样做必然会将怀疑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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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受伤害之人到首都进行申诉时……对他们置之不理，使其付出高昂的费用，并做出对那些施暴者有利的最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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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征收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税款。也许他们会向你们的议会抱怨，那些决定对他们征税的机构中没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代表，这是与最基本的权利相违背的……就让议会装作没听见……以极大的轻蔑对待那些请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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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这些方法，反映出了英国对北美殖民地极其轻蔑的态度，还包括：派遣“挥霍无度的人”和“目光短浅的律师”对他们进行统治，“以无数苛刻的规定对其商业进行管制”，任命“傲慢无礼之人”担任税务官，把军队部署在自己家中而不是更危急的前线。文章还总结道，如果你按照这些方法行事，你就会“摆脱统治他们的烦恼”，最后还以哲学思辨的方式表明文中所列的种种已经发生了。文章的署名是“Q·E·D”，拉丁短语“事实如此”的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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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之后，富兰克林发表了一篇更长的文章《普鲁士国王敕令》，讽喻英国统治北美殖民地的方式。文章以显而易见的戏谑方式，模仿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颁布的一道敕令。鉴于他们很早之前在英国建立了第一批殖民地，且在上一场战争中保护其免受法国的侵害，于是决定“向英国的那些殖民地征税作为回报”。普鲁士对英国所有进口和出口的货物征收4.5%的关税，并禁止英国未来继续发展制造业。赦令还决定“释放”普鲁士监狱中所有的重刑犯，将其派往英国，“以提高该国的人口质量”。文章在最后还特意强调这些措施都是“公正合理的”，因为其正是模仿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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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见报的那天，富兰克林正在勒·德斯潘塞勋爵的家中做客。德斯潘塞时任英国邮政大臣，是富兰克林的上司，也是他的朋友。用范·杜伦的话说，德斯潘塞是一个“理智的老罪人”。据说，他修缮了一个旧修道院，却用来召集朋友进行亵渎上帝之事，甚至还时不时地纵酒作乐。富兰克林是在1772年与其成为朋友的。当时德斯潘塞的行为已经体面多了，他帮助富兰克林编辑了一本更简洁的、自然神论的《公祷书》（从改进的角度出发，富兰克林不久前还编写了“更加简洁”的《主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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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正和勒·德斯潘塞及其他客人在餐厅聊天，一个客人举着当天的报纸“上气不接下气”地冲了进来，高喊：“看这儿，普鲁士国王正向我们这个王国大提无礼要求呢！”而当他向所有人大声朗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富兰克林却摆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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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他的厚颜无耻吧！”另一位客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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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文章快念完的时候，有人开始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恶作剧。“如果这不是你对我们开的北美殖民地式玩笑，就让我被吊死。”他对富兰克林说道。但文章刚读完，“在座各位早已是笑声一片，还有一位将军称这是公平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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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威廉的一封信中，富兰克林骄傲地向其描述了他所写的这些文章。富兰克林自己对《指南》一文尤为赞赏，因为它“质量极高，富于变化，每段的结尾都很有启发性”，但其他人则比较推崇《赦令》。富兰克林吹嘘道：“只有一两个朋友知道我是此文的作者，而即使这样，对此文的赞誉之声在很长时间内仍不绝于耳，认为其极为犀利，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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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富兰克林给威廉的这封信并非从头到尾都充满着喜悦。实际上，作为日益激进的殖民地代理人的富兰克林和作为与英国高层交往密切的皇家总督威廉之间，已经渐生隔阂。“国会无权制定任何禁止殖民地作为的法律，”富兰克林在信中写道，“我知道就这些问题而言，你我的立场截然不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英国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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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鸡场：波士顿倾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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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切地想知道茶叶是如何处理的。”1773年年末富兰克林焦急地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当时，英国议会变本加厉地通过法案，授予腐败的东印度公司对北美殖民地茶叶贸易的垄断权。虽然富兰克林一再呼吁对此克制，但波士顿的激进主义者在萨姆·亚当斯和“自由之子”的带领下，采取了过激的行动。1773年12月16日，50多名爱国者在老南教堂举行集会，然后化装成印第安人来到码头，将价值10 000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倒入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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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到“我方采取暴力的不公正行为后”，富兰克林深感震惊。虽然富兰克林对殖民地的遭遇深表同情，但他对暴民的行为更持保守态度。富兰克林声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不是我们的敌人”，“毁坏私人财物”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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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波士顿茶党采取行动时，英国却为哈钦森信札的泄露闹得不可开交。富兰克林对“自己名字没有牵涉”其中表示惊讶，并表示希望“自己仍可以置身事外”。但是该年12月，当有人指责另外一个人泄露信札后，这两个人决定在海德公园就此事进行决斗。而当两人即将再次进行决斗时，富兰克林觉得自己该站出来了。“是我一个人得到有关信件，并将其转寄到波士顿的。”富兰克林在给《伦敦新闻》的信中写道。但富兰克林并没有打算道歉。它们“不是朋友间的私人信件”，富兰克林声称，而是“由政府官员写给政府高官的”。而且这些信的本意在于“激怒母国反对其自己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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