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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这些方法,反映出了英国对北美殖民地极其轻蔑的态度,还包括:派遣“挥霍无度的人”和“目光短浅的律师”对他们进行统治,“以无数苛刻的规定对其商业进行管制”,任命“傲慢无礼之人”担任税务官,把军队部署在自己家中而不是更危急的前线。文章还总结道,如果你按照这些方法行事,你就会“摆脱统治他们的烦恼”,最后还以哲学思辨的方式表明文中所列的种种已经发生了。文章的署名是“Q·E·D”,拉丁短语“事实如此”的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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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之后,富兰克林发表了一篇更长的文章《普鲁士国王敕令》,讽喻英国统治北美殖民地的方式。文章以显而易见的戏谑方式,模仿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颁布的一道敕令。鉴于他们很早之前在英国建立了第一批殖民地,且在上一场战争中保护其免受法国的侵害,于是决定“向英国的那些殖民地征税作为回报”。普鲁士对英国所有进口和出口的货物征收4.5%的关税,并禁止英国未来继续发展制造业。赦令还决定“释放”普鲁士监狱中所有的重刑犯,将其派往英国,“以提高该国的人口质量”。文章在最后还特意强调这些措施都是“公正合理的”,因为其正是模仿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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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见报的那天,富兰克林正在勒·德斯潘塞勋爵的家中做客。德斯潘塞时任英国邮政大臣,是富兰克林的上司,也是他的朋友。用范·杜伦的话说,德斯潘塞是一个“理智的老罪人”。据说,他修缮了一个旧修道院,却用来召集朋友进行亵渎上帝之事,甚至还时不时地纵酒作乐。富兰克林是在1772年与其成为朋友的。当时德斯潘塞的行为已经体面多了,他帮助富兰克林编辑了一本更简洁的、自然神论的《公祷书》(从改进的角度出发,富兰克林不久前还编写了“更加简洁”的《主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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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正和勒·德斯潘塞及其他客人在餐厅聊天,一个客人举着当天的报纸“上气不接下气”地冲了进来,高喊:“看这儿,普鲁士国王正向我们这个王国大提无礼要求呢!”而当他向所有人大声朗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富兰克林却摆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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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他的厚颜无耻吧!”另一位客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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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文章快念完的时候,有人开始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恶作剧。“如果这不是你对我们开的北美殖民地式玩笑,就让我被吊死。”他对富兰克林说道。但文章刚读完,“在座各位早已是笑声一片,还有一位将军称这是公平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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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威廉的一封信中,富兰克林骄傲地向其描述了他所写的这些文章。富兰克林自己对《指南》一文尤为赞赏,因为它“质量极高,富于变化,每段的结尾都很有启发性”,但其他人则比较推崇《赦令》。富兰克林吹嘘道:“只有一两个朋友知道我是此文的作者,而即使这样,对此文的赞誉之声在很长时间内仍不绝于耳,认为其极为犀利,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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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富兰克林给威廉的这封信并非从头到尾都充满着喜悦。实际上,作为日益激进的殖民地代理人的富兰克林和作为与英国高层交往密切的皇家总督威廉之间,已经渐生隔阂。“国会无权制定任何禁止殖民地作为的法律,”富兰克林在信中写道,“我知道就这些问题而言,你我的立场截然不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英国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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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鸡场:波士顿倾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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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切地想知道茶叶是如何处理的。”1773年年末富兰克林焦急地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当时,英国议会变本加厉地通过法案,授予腐败的东印度公司对北美殖民地茶叶贸易的垄断权。虽然富兰克林一再呼吁对此克制,但波士顿的激进主义者在萨姆·亚当斯和“自由之子”的带领下,采取了过激的行动。1773年12月16日,50多名爱国者在老南教堂举行集会,然后化装成印第安人来到码头,将价值10 000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倒入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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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到“我方采取暴力的不公正行为后”,富兰克林深感震惊。虽然富兰克林对殖民地的遭遇深表同情,但他对暴民的行为更持保守态度。富兰克林声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不是我们的敌人”,“毁坏私人财物”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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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波士顿茶党采取行动时,英国却为哈钦森信札的泄露闹得不可开交。富兰克林对“自己名字没有牵涉”其中表示惊讶,并表示希望“自己仍可以置身事外”。但是该年12月,当有人指责另外一个人泄露信札后,这两个人决定在海德公园就此事进行决斗。而当两人即将再次进行决斗时,富兰克林觉得自己该站出来了。“是我一个人得到有关信件,并将其转寄到波士顿的。”富兰克林在给《伦敦新闻》的信中写道。但富兰克林并没有打算道歉。它们“不是朋友间的私人信件”,富兰克林声称,而是“由政府官员写给政府高官的”。而且这些信的本意在于“激怒母国反对其自己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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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在此事中所起到的作用给了那些视其为麻烦制造者之人一个很好的攻击借口。1774年1月初,富兰克林被传唤参加枢密院就此事举行的听证会,地址选在著名的“斗鸡场”,因亨利八世在位期间经常在这个房间举行斗鸡而命名。表面上,此次会议的原因就马萨诸塞议会要求撤除哈钦森总督职务的请愿书进行听证。然而,问题的焦点很快就转移到富兰克林所提交的作为证据的哈钦森信札是否属于私人信件,以及它们是如何落入富兰克林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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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富兰克林发现听证会的政府代理人由亚历山大·韦德伯恩担任时大吃一惊。韦德伯恩是一个下流的、野心勃勃的检察官,反对废除印花税法案,(用首相诺斯勋爵的话说)“他所谓的良知就是见风使舵”。当时的情况很明显,听证会的焦点已由是否同意撤除哈钦森总督一职变成了对富兰克林将信件公之于众的法律指控。韦德伯恩——或者说是英国政府,公然声称,有“权力调查它们是如何被富兰克林获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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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个法律问题,”富兰克林对听证委员会说道,“而且现在并没有我的律师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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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先生可以有律师的协助。当然,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不请律师。”枢密院的一位勋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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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律师在场。”富兰克林回答道。当被问及需要多久来准备此案时,富兰克林回答道:“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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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周的时间对富兰克林来说并不轻松。当时波士顿茶党的相关消息已经传到了伦敦,英国民众对北美殖民地的同情进一步减弱。富兰克林被称作“煽动者”,“报纸上到处都是对我的抨击”,甚至有人提议把他送进监狱。沃波尔集团中的其他股东则担心富兰克林卷入此事会对他们获得土地许可带来麻烦,所以富兰克林写信告诉他们:“我希望你们将我的名字从股东名单中划去。”(值得一提的是,这封信的用词十分聪明,因此实际上富兰克林并没有辞去该集团的股东职务,他仍是一名没有投票权的秘密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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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1月29日,当枢密院在“斗鸡场”重新召开会议时,一决生死的气氛令当初在此发生的争斗(斗鸡)显得不值一提。富兰克林回忆道:“所有的朝臣都得到了邀请,如同出席一个招待会。”那些出席会议的众多枢密院成员中有坎特伯雷大主教,还有复仇心切的希尔斯伯勒勋爵。富兰克林的朋友却寥寥无几,无法给予其精神上的支持,虽然他的朋友埃德蒙德·伯克、勒·德斯潘塞勋爵和约瑟夫·希普利都到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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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牙俐齿的韦德伯恩在长达一小时的指控中,表现得既聪明又冷酷。他将富兰克林称作鼓动反对英政府的“主要策划者”(策划者与导体是同一个词,借此影射富兰克林在电学上取得的名望)。韦德伯恩并没有关注马萨诸塞议会提出的请愿是否合理,而集中在那些被泄露的信件上。“私人信件是神圣的,”韦德伯恩狂怒地宣布,“他玷辱了社会和人的尊严。”韦德伯恩还讽刺道:“这个人可能从此将诽谤他人的人称为写信人。”此外,韦德伯恩还痛斥富兰克林。伯克称韦德伯恩的攻击是“狂怒的猛烈攻击”,另外一个旁观者则称之为“如潮水般的恶毒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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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愤怒之外,韦德伯恩的指控中还是有很多合理之处的。富兰克林辩称哈钦森不想把这些信公之于众,实际上也就是承认其中有事要隐瞒。但韦德伯恩对此嗤之以鼻,他指出富兰克林将自己牵涉此事的秘密保守了一年之久。“他一直置身事外,直到他最近意识到可能会导致一场谋杀。”韦德伯恩说道。(所谓的谋杀指的是海德公园发生的决斗。)韦德伯恩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据杰瑞米·本瑟姆所言),指责富兰克林自己想担任总督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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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者欢呼雀跃,但富兰克林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穿着一件曼彻斯特出产的蓝色天鹅绒长袍,静静地站在房间的角落里。富兰克林的朋友爱德华·班克罗夫特(日后在巴黎监视其行动之人),是这样描述富兰克林当时的样子的:“博士穿着曼彻斯特出产的蓝色天鹅绒长袍,卓尔不群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面部的表情如此平静,就像事先雕刻好了一样,自始至终丝毫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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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韦德伯恩召唤富兰克林作为证人上前,宣布“我要对其进行质询”。听证会的官方记录写道:“博士依然保持沉默,但让其律师宣布不接受质询。”沉默一直是富兰克林最有力的武器,使其看起来睿智、温和、安宁。这次,沉默使富兰克林看起来比自己的劲敌更强大,是对敌人的轻蔑至极而不是自我忏悔,是屈尊与会而不是胆怯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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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枢密院拒绝了马萨诸塞反对哈钦森的请愿,称其“毫无根据、无中生有、诽谤”。第二天,富兰克林就收到了他的老朋友勒·德斯潘塞勋爵的一封信,通知他“有必要”解除其邮政总长之职。这激怒了富兰克林,因为他耗尽心血,将殖民的邮政系统变得更有效率、盈利颇丰,他自己也为此深感骄傲。富兰克林甚至还给威廉写了一封信,建议其辞去总督一职回家当个农民:“(农民)更诚实,更值得尊重,因为无须趋炎附势。”在给妹妹简的信中,富兰克林显得更深思熟虑:“我被解职了,不要因此而不安。你我都快走到人生的尽头了。我们现在都离家有点儿远,但口袋中的钱足以支付回家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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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会被逮捕或自己的文章被查抄,在听证会几天之后,富兰克林乘船沿泰晤士河而上到切尔西的一个朋友家待了几天,还带着满满一箱子自己的文章。风声一过,富兰克林就又回到了克雷文大街,继续会见宾客。“我发现自己并未失去一个朋友,”富兰克林写道,“所有人都不断邀请我去做客,并保证对我就像以前一样尊重。”富兰克林还在朋友们的请求之下写了一篇关于哈钦森事件的详尽长文,但并未发表,因为“我通常沉默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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