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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杰斐逊还大胆借用了不少他人的思想，其中包括由乔治·梅森新近起草的弗吉尼亚新宪法中的很多内容。如果放在现在，这会给他带来剽窃的质疑，但在当时，这却被认为是正确且应该学习的。实际上，三年后，古怪的约翰·亚当斯出于对杰斐逊所取得的声望的嫉妒，就曾质疑《独立宣言》其实并无新意，而且很多都是从别人那儿抄袭来的。杰斐逊的回应则是：“我并不认为我必须完全创新或避免使用任何前人表达过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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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完成初稿并根据亚当斯等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杰斐逊在6月21日（周五）的早上将草稿送到了富兰克林处。他在封面写道：“不知富兰克林博士能否拨冗阅读此文，并根据您更广博的见识提出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当时，人们对幕后的编辑是相当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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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只做了少许改动，其中一些由其亲笔写在杰斐逊所谓的宣言“草稿”上（这份珍贵的文件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其网站上也可查询到）。其所做的最重要的修改虽然很小，但意义重大。富兰克林用其常用的重重的反斜线符号划去了杰斐逊所写的“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神圣、无可辩驳”的最后几个字，改成已被载入史册的：“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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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自证）的真理这一概念与其说是来自杰斐逊最喜欢的哲学家约翰·洛克，不如说是受到了艾萨克·牛顿的科学决定论以及富兰克林的好友戴维·休谟的分析经验主义的影响。在著名的“休谟之叉”（休谟对知识的两分法）中，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休谟和莱布尼茨等哲学家发明了一种理论，将人类认识的对象分为两类，即“综合真理”——也就是描述客观事物的事实（如伦敦比费城大），以及“分析真理”——也就是通过推理和定义自证的真理（如三角形三个角之和是180度）。杰斐逊使用了“神圣”这个词，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认为其所讨论的问题（人类的平等以及天赋人权）是基于宗教的主张。而经富兰克林修改之后，则将其变成了基于理性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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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处修改相比，富兰克林的其他修改则没有这么恰当了。比如富兰克林将杰斐逊的“将他们置于专制的权力之下”改为“将他们置于专制暴政之下”。他还将杰斐逊更有文学色彩的“将我们淹没在血泊中”变成更朴实的“侵略并消灭我们”。而还有一些修改看起来有卖弄学问之嫌，比如将“薪金的数额”改成了“薪金的数额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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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大陆会议终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对独立进行表决。宾夕法尼亚是少数几个抵制到最后一刻的殖民地之一，直到7月，宾夕法尼亚议会还指示其代表“断然拒绝”任何“可能引发或导致与我们的母国分离”的行动。但迫于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指示也最终得以更改。在富兰克林的带领下，宾夕法尼亚代表团和其他殖民地一道对独立投了赞成票（但保守的约翰·迪金森弃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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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一结束，大陆会议就开始全体讨论杰斐逊所起草的宣言。和富兰克林所做的修改相比，他们的修改并没有太大意义。大段的内容被删除，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批评国王纵容奴隶贸易。但值得赞扬的是，议会将草稿中最后5段杰斐逊贬低文件效力的内容砍掉了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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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几乎要发狂了。“我坐在富兰克林博士旁边，”他后来回忆道，“他觉察出我对这些改动很有想法。”但除了改进这份伟大的文件之外，这一修改过程也产生了令人愉悦的成果。富兰克林给杰斐逊讲了一个他最著名的小故事，试图宽慰他。当富兰克林还是个年轻的印刷工时，一个做帽子的朋友准备开自己的店，并希望他来写个招牌。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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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编了这样的话：“约翰·汤普森，帽商，制作并现金出售帽子”，还画了一顶帽子。但他认为应该让朋友们看看，听听他们的建议。第一个朋友认为既然后面有“制作帽子”的字样，前面的“帽商”两字就有点儿多余，应该删去。于是那两个字就被划掉了。下一位朋友认为“制作”二字不如略去，因为顾客不会在意帽子是谁制作的。他又把那两个字划掉了。第三位朋友说，他认为“现金”两字多余，因为当地没有赊账的传统，每个买帽子的人都会付钱。这两个字又被划掉了。招牌现在变成了：“约翰·汤普森出售帽子。”“出售帽子？”下一位朋友说：“为什么？没有人认为你会白送。那这两个字有什么用？”它们又被划掉了。接下来“帽子”两个字也被划掉了，因为牌子上已经画了一顶帽子。这样，他的招牌最后被简化为“约翰·汤普森”和一顶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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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2日对正式版本进行表决时，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以他著名的花体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们不能四分五裂，”他说道，“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根据美国历史学家贾里德·斯帕克斯的记载，富兰克林的回应是：“是的，实际上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否则就有可能被一一吊死。”他们的生命，以及他们神圣的荣誉，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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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应如何设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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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经宣布北美殖民地是一个新国家，第二次大陆会议现在就需要白手起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系统。因此，开始着手制定后来的《邦联条例》。实际上，直至1777年《邦联条例》才最终完成。而此后为得到各殖民地的批准，更是又耗费了4年的时间。但其基本的原则却是在会议宣布独立之后的几周内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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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年前所提交的有关邦联的设想中，富兰克林就提议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由基于人口比例普选产生的议会负责管理。由于性格和教育背景使然，富兰克林是殖民地领导者中最民主的人之一。虽然他的大部分设想都没有体现在新的《邦联条例》中，但他在争辩时（大陆会议召开的同时，宾夕法尼亚议会也在召开会议制定自己的宪法，争论就发生这次会议上）表达出的观点却最终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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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核心之一，也是贯穿美国历史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到底应该建立一个由有主权的州组成的邦联，还是建立一个单一的统一国家。更具体地说：是每个州在议会中都有平等的一票，还是根据人口比例分配代表的名额？不出所料，富兰克林更倾向于后者。这并不是因为他所来自的宾夕法尼亚人口众多，而是由于富兰克林觉得议会的权力应该来自人民，而不是来自各州。此外，如果较小的那些州拥有同样的代表权，那些较大的州会觉得不公平。“基于这种不公正原则的联盟不会持续太久。”富兰克林极富远见地预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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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争论不断升温时，富兰克林试图令其更为诙谐、轻松一些。那些较小的州质疑如果按人口比例分配代表名额，它们的意见就会被大州所压制。富兰克林的回应则是，当初苏格兰和英格兰建立联盟时，有些苏格兰人担心重蹈约拿（《圣经》中的人物）的覆辙，被鲸鱼所吞，结果却是很多苏格兰人在政府谋得了职位：“他们发现，最后是约拿吞了鲸鱼。”杰斐逊记录道，参会的人当时都会心地笑了，因此恢复了幽默的气氛。不过，大会仍然投票通过了保持一州一票的体系。富兰克林最初威胁称要劝说宾夕法尼亚不参加联盟，但最后撤回了这一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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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就是奴隶是否应该被记入一州的人口总数，以确定该州应该缴纳的税额。一位来自南卡罗来纳的代表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奴隶不是人而是财产，就像绵羊一样。这激怒了富兰克林：“他们和绵羊之间还是有区别的，绵羊从不会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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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会议就新的《邦联条例》进行争论的同时，宾夕法尼亚也正在举行自己的制宪会议，而且就在同一幢大楼里。大会一致推选富兰克林担任主席，而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只有一院的立法机构。富兰克林声称，所谓主张建立一个间接选举产生的“上院”以制衡直接选举的立法机构，实际上是美国所反对的贵族和精英体制的残余。富兰克林还将两院制的立法机构比作一条“虚构的”两头蛇：“它想去溪边喝水，途中要经过一道灌木树篱，一根树枝挡住了它的去路。一个头决定从右边绕过去，另一个头却要朝左，双方一直僵持不下。最后，在做出决定之前，可怜的蛇已经渴死了。”宾夕法尼亚的官员如果想得到任命，就必须征得富兰克林的同意，富兰克林的指纹被列为必须要满足的条件之一。与其他州不同，官员没有财产数额的限制，但必须要“坚持正义、中庸、节欲、勤奋与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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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对一院制立法机构的偏好最终为宾夕法尼亚和美国所抛弃，却在法国深受欢迎，并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被付诸实践（却产生了令人质疑的结果）。富兰克林向宾夕法尼亚会议提出的另一个极端民主的建议是，本州的权力宣言中要将拥有大量的财产或财富的集中称为“人类幸福的危险”。同样，这也因为过于激进而未被会议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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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富兰克林还在大陆会议的很多委员会中任职。例如，他再次与杰斐逊和亚当斯一道，参与设计了新国家的国玺。杰斐逊提议国玺的图案应该是以色列儿童被指引穿过荒野的场景，而亚当斯则建议采用赫拉克勒斯的形象。富兰克林的建议是正面刻上“合而为一”，背面则配以法老被红海吞没的装饰以及一句格言——“背叛暴君就是服从上帝”。杰斐逊对富兰克林的设计大加赞赏，而这一方案中的很多设想也为大陆会议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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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劳无功的和谈：与豪勋爵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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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富兰克林在伦敦与海军将领理查德·豪的谈判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些谈判始于1774年年末，当时富兰克林装作与豪的妹妹在其家里下棋），但两人彼此间的尊重却从未减少。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僵局使豪勋爵无法担任和平使者前往殖民地，这使他感到非常挫败。1776年7月，理查德被任命为驻北美殖民地的英国海军总司令，而他的兄弟威廉·豪则被任命为驻北美殖民地的陆军总司令。此外，他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被任命为英国的代表，试图促成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和解。因此，他带来了一份详尽的提议，包括双方停战、宽恕叛乱的领导人（这正是约翰·亚当斯内心所希望的），并承诺奖励任何帮助恢复和平的北美殖民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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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国并不承认大陆会议的立法机构地位，所以豪勋爵不确定应将其提议直接提交至何处。因此当他抵达新泽西的桑迪胡克时，给富兰克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豪称其为“我最值得尊重的朋友”，并声称：“希望自己能为促进殖民地间建立持久的和平与联盟尽一点儿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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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向大陆会议宣读了此信，并被授权以个人的名义进行回复。富兰克林于7月30日写了给豪的回信。这是一个机智、雄辩的回复，表明了美国希望保持独立的决心，但在情绪上却试图避免全面革命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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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安全收到了阁下友善的来信，希望您能接受我的谢意。”富兰克林首先表达了必要的礼貌。但他很快就变得激烈起来，甚至使用了其所划掉的杰斐逊《独立宣言》草稿中的“将我们淹没在血泊中”这样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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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受到伤害的各殖民地直接的宽恕，实际上表达了认为我们愚蠢、卑微、迟钝的观点，而这正是您那无知又傲慢的国家长久以来拿我们取乐的原因所在。但除了增加我们的怨愤之外，这别无其他效果。这样一个肆无忌惮、野蛮、残酷的政府在隆冬时节焚烧我们不曾设防的城镇，挑动野蛮人屠杀我们温和的农民，唆使我们的奴隶杀害他们的主人，甚至带来外国雇佣军将我们的居民点淹没在血泊之中。要让我们向它屈服，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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