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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劝说法国给予美国更多的帮助绝非易事。当时法国正处于财政危机和与英国短暂的和平中，因此十分谨慎，不愿在即将失败的一方身上押重注（当时华盛顿从长岛贸然撤退）。此外，无论是路易十六还是他的大臣们，一直就对美国放弃世袭君主制的想法（这一想法后来被证明具有极大的传染性）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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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可用的筹码之一就是他的名声。他与黎塞留、梅特涅、基辛格等伟大的政治家一样，都认识到名声可以产生威望，也可以带来影响。他有关闪电的理论在法国于1752年得到了证实，他的选集也于1773年在法国出版，而最新版的穷理查《致富之路》也在其抵达不久后出版，并在两年内再版达4次之多。富兰克林在法国的声名是如此显赫，以至于当他在1776年12月21日来到巴黎时，人民在街道两侧列队欢迎，只为亲眼一睹他本人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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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周内，貌似所有时尚的巴黎人都希望能够亲眼目睹富兰克林温和的表情。有各种大小的富兰克林像章，每个法国人的家里都有他的画像或塑像，甚至连鼻烟壶和图章戒指上也都印有他的画像。“它们的销量令人难以置信，”富兰克林告诉自己的女儿萨莉说，“这些东西以及画像、塑像和印刷品（一次又一次的被翻印，以至于到处都是）使你父亲的脸就像月亮一样为人所熟知。”这一风尚传播得如此之广，甚至令路易十六本人都深受其扰，不过也为其提供了消遣。当时戴安·德·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经常在他耳边为富兰克林大唱赞歌，令其不胜其扰，因此，路易十六就送给了她一个塞夫勒出产的、里面刻有富兰克林肖像的瓷夜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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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比莱布尼茨、弗雷德里克或伏尔泰还要有名，他的性格也更迷人、更值得尊敬，”多年之后，当亚当斯对富兰克林盛名的嫉妒逐渐减退之后，如此回忆道，“无论是农民、市民、男侍从、马车夫、男仆、女服务员还是厨师，富兰克林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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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甚至试图声称富兰克林是法国人的后裔。正如本书开始所提到的，富兰克林经常说他的姓氏来自英国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当然这一说法几乎完全正确，但是当时《亚眠新闻》却声称富兰克林的这一姓氏在法国的皮卡第省很普遍，而很多姓富兰克林的家庭移民到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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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伏尔泰和卢梭的门徒之外，还有很多法国其他学派的哲学家认为富兰克林的思想深受本派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农学派。重农学派是经济学的拓荒者之一，后来发展为自由主义。这一学派成了富兰克林新加入的俱乐部之一，他经常为其月刊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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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萨米埃尔·杜邦·德·内穆尔是最著名的重农主义学者之一（他于1799年移民美国并与儿子一道创立了著名的杜邦公司），他对其朋友富兰克林的描述听起来就像神话一样。“他的眼神流露出一种完美的镇定，”杜邦写道，“他的嘴边挂着永远平静的微笑。”其他一些人则对他衣着朴素、从不戴假发的行为崇敬有加。“他身上的每一处都显示出淳朴道德的简单和纯真。”一个巴黎人惊奇地称赞道。他们对富兰克林的沉默致以法国式的最高礼赞：“他深知如何不粗鲁地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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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的沉默寡言和朴素的装扮使很多法国人误以为他是个贵格会教徒。就在富兰克林抵达法国后不久，一个法国牧师说道：“这个贵格会教徒身着该教的礼服。他相貌英俊，戴着眼镜，头发很少，还喜欢戴一顶皮帽子。”对于这一印象，富兰克林并不想过多地纠正，因为他知道当时很多法国人都喜欢贵格会教徒。在《英国书信集》中，伏尔泰有4封信都对清教徒平和的简单大加赞美，并为世人所熟知。正如卡尔·范·杜伦写道：“巴黎崇拜贵格会温和、刚毅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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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深知自己创造出来的形象，并自得其乐。他曾给一位朋友写信形容自己：“衣着简朴，戴着一顶上好的皮帽子，却仍然盖不住自己一头浓密的灰色直发，头发从前额一直垂到了眼镜上。想一想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在巴黎那些精心打扮的人群中会是什么样。”这一形象与其1767年第一次到法国时截然不同。那时他在给波莉的信中说，他买了“一小袋假发”，让裁缝“把我打扮成一个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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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富兰克林朴素的新造型只是这个美国第一位伟大的形象设计师和公关大师所摆出的姿态的一部分。他戴着那顶在前往加拿大途中偶然得到的皮帽子，出现在大部分的社交场合。甚至当他刚到巴黎不久，参加德方侯爵夫人所举办的文学沙龙时，也是如此。这顶帽子如同卢梭戴的那顶一样，成了富兰克林的朴素纯洁和新世界道德的象征，就像他一直戴着的眼镜（这也是他的形象特征之一）是其智慧的标志一样。帽子帮助他扮演起了法国人想象中的角色：一位来自美国西部的哲学家、一位来自边远之地的圣人。不过，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费城和伦敦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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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也向法国人对自己的喜爱投桃报李。“我发现法国人很和善，很适合与其一起居住，”富兰克林在给乔赛亚·昆西的信中写道，“一般人认为西班牙人比较残忍、英国人比较傲慢、苏格兰人比较无知、荷兰人比较贪婪……但我认为法国人整体而言没有什么缺点。他们的举止有些轻浮，但无伤大雅。”正如他给波士顿一个亲戚的信中写道：“这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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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的帕西“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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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时，富兰克林通过一个所谓的“家”，聚起了令人感到舒服的“一家人”。在法国，富兰克林很快就建立起了一个小宫廷，而不仅仅是一个家。富兰克林的宫廷位于巴黎的沙龙和凡尔赛的宫殿之间（无论是就地理位置还是象征意义而言）。不久之后，它的规模就不仅限于必要的“新家人”，还包括前来拜访的同僚、代理人、间谍、学者、朝臣和与其打情骂俏的女性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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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所统治的“宫廷”位于帕西村。帕西位于布洛涅森林的边缘，距巴黎市中心有三英里之遥，到处是别墅和庄园。其中最好的一个庄园属于雅克–多纳西安·勒雷·德·肖蒙。他是一位商业新贵，在东印度群岛做生意赚了一大笔钱。而现在，出于对美国真挚的同情以及盈利的考虑，他将自己与美国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他为富兰克林和他那一群人提供了房间和食宿，最初甚至都没收房租。而他那帕西的院子则成为美国第一个驻外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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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富兰克林来说，这是一种田园般的生活。他有一座“好房子”，“一个可供散步的大花园”，以及“一大堆熟人”，富兰克林在给史蒂文森太太的信中写道。而唯一欠缺的就是“在你指导下的家庭秩序和经济”。这实际上是富兰克林希望她能来法国重新成为其家人、伴侣的暗示，虽然不十分明显。但富兰克林并非提出建议，因为他发现自己在一群新家人和新女伴中如鱼得水。“我从未见过我祖父的身体如此之好，”坦普尔在给萨莉的信中写道，“帕西的空气和一周三次的热水澡又让他变成了一个小伙子。他令人高兴的玩乐使每个人都爱上了他，特别是那些女士，经常让他亲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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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蒙的主宅（富兰克林也为这里装上了一个避雷针）坐落于一大堆楼阁、整齐的庭园、庄严的门廊，以及一个八角形池塘中间，从那里可远眺塞纳河。肖蒙家的正餐通常在下午两点开始，一般有7道豪华的美味。富兰克林还修了一个酒窖，里面很快就装满了波尔多红酒、香槟和雪利酒，有1 000多瓶。于是，机智的肖蒙夫人就扮演起了“女主人”的角色，而她的大女儿则成了富兰克林口中的“我的女士”。富兰克林甚至还喜欢上了帕西领主的女儿，当时她还只是个小姑娘，他满怀希望地称其为他的“情妇”。多年之后，当这个小姑娘最终嫁给了德·托纳尔侯爵时，肖蒙夫人语带双关地说道：“富兰克林先生所有的避雷针也不能阻止闪电击中这位小姐。”（在法语中，“闪电”与“托纳尔”是同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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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己的贸易公司，肖蒙成为了法国援助美国的中介，当时法国的很多援助都通过肖蒙的公司发往美国，其中包括硝石和军装。他实际上效仿了穷理查的那句格言“行善诸事顺”，但很多人质疑他的动机。“如果可能的话，他会把13个殖民地的贸易都抓在自己手里。”有一家报纸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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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蒙还担任了富兰克林宣传员的角色。他委托当时意大利伟大的雕塑家乔瓦尼·巴蒂斯塔·尼尼制作了一系列富兰克林的纪念章，还委托宫廷御用的肖像画家约瑟夫–希弗雷德·迪普莱西为富兰克林绘制了很多庄严的油画。其中，富兰克林最爱的一幅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其他的则分别藏于华盛顿国家肖像美术馆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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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就读于附近的一所寄宿学校，在那儿他很快就掌握了法语。每周日他都会与外祖父共进晚餐，有时还会带来几个美国的同学。乔纳森·威廉姆斯——富兰克林的一个侄孙，也从英国赶来。他还一度被富兰克林任命来监督商业贸易。坦普尔则成为了富兰克林忠实的助手，尽管并不十分称职。他有点儿花花公子的味道，显然还没能掌握其祖父所列出的13项美德中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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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直忙于全力应付武器运输和商业贸易等复杂局面的富兰克林显然需要忠诚与家庭的支持。但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是与这样的几个人共事：一个腐败透顶的同事、一个憎恨所有人的同事、一个实际上是间谍的秘书、一个盗用公款的厨子，还有一个希望牟取暴利的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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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帮乌合之众中，富兰克林最喜欢的是那个腐败的同事。他实际上与富兰克林十分投缘，而且还算不上不诚实。来自康涅狄格的赛拉斯·迪恩是1776年7月到的法国，比富兰克林早了5个月，而法国第一批秘密援助就是经他之手安排的。那时，与他合作的是一个最不可能的中间人：对外交一窍不通的皮埃尔–奥古斯丁·加隆·德·博马舍，也是一个未来的唯利是图者。博马舍是世界知名的剧作家，当时刚刚完成了《塞维利亚理发师》，马上就要撰写自己的另一部作品《费加罗的婚礼》。和博马舍一样，迪恩喜欢雁过拔毛，记的账看起来也像天书一样。一年后，他就被大陆会议召回、审判并最终坐了牢。但富兰克林仍然对其十分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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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人中，对于迪恩以及后来的富兰克林来说，最大的对手就是美国派出的第三个使节，来自弗吉尼亚的阿瑟·李。他怀疑身边的每个人，有点儿妄想狂的味道，但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有他的道理的。自从与富兰克林共事，担任驻伦敦的殖民地代理人（后来成为富兰克林的大俄亥俄公司的竞争对手的股东之一）以来，李就一直对富兰克林心生妒忌。他与其兄弟威廉·李及理查德·亨利·李，是很多质疑富兰克林忠诚及个人品质的谣言的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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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言之有据地成功揭露出迪恩通过贸易中饱私囊之后，李却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发起了一场对富兰克林的攻击。“我越来越感觉到那个老博士牵涉其中。”李在给自己兄弟的信中说。他后来还写道，这次稍微有些根据了，富兰克林“比任何一个身处他现在位置的年轻人都更沉溺于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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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曾经认为富兰克林对待英国过于软弱一样，李现在也认为富兰克林对法国的态度值得怀疑。他还坚信几乎帕西的每一个人不是间谍就是骗子，对大事小事都很操心，包括发往美国的制服的颜色以及迪恩的房间离富兰克林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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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和李偶尔也会把彼此间的敌意放在一边，共同讨论他们的美国大业。在帕西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富兰克林向李详细讲述了1776年7月发生的大事。当时李家所有的兄弟都在伦敦，而富兰克林在日记中虔诚地将其记了下来。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富兰克林回忆道，将会产生“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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