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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李经常辱骂美国代表团的秘书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实际上，在代表团中，班克罗夫特是一个有趣的角色。他于1744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年轻时受过赛拉斯·迪恩的指导，19岁时到圭亚那的一个种植园中工作。在圭亚那，班克罗夫特写下了很多关于热带植物的东西，还发明了一种利用当地的黑槲树皮对织物进行染色的方法并申请了专利。1767年，23岁的班克罗夫特来到了伦敦，成为一名医生和股票投机商。在伦敦，他与富兰克林成为了朋友。在富兰克林的帮助下，他被选为皇家学会的会员。富兰克林还付钱雇其收集英国领导人的情报。当1776年3月迪恩准备离开英国去法国之时，富兰克林告诉他：“以住在伦敦附近的特恩海姆公园的格里菲斯先生之名义给班克罗夫特先生写封信，设法与他见一面，劝他与你一起走。”于是正如迪恩一样，班克罗夫特也在7月抵达了巴黎，开始为他的前导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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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到了巴黎后，便任命班克罗夫特为美国代表团的秘书。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历史学家也是在一个世纪之后才在英国的一些解密文件中发现），班克罗夫特最近刚被招募为英国间谍，而且极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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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77年时，英国的情报机构每年几乎花费20万英镑用于收集情报。其负责人是反应灵敏的威廉·伊登，也就是后来的奥克兰勋爵。而其在法国的负责人是一个名叫保罗·温特沃斯的新罕布什尔人。温特沃斯在18世纪60年代搬到了伦敦，通过在投资股票和在西印度群岛与南美购买土地大发横财。而班克罗夫特在圭亚那工作的那个种植园也是他名下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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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温特沃斯将班克罗夫特招募为其在巴黎众多的间谍之一，并与1776年12月与其签署了一份正式的协议。协议中班克罗夫特的代号是“爱德华·爱德华兹博士”，这实在是太假了。协议的开头是这样写的：“爱德华兹博士应向P·温特沃斯先生定期写信汇报以下方面的情况。”随后，花了10页纸的篇幅详细列出了班克罗夫特应提供的信息范围，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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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国的条约及所希望获得援助的进展情况……关于其与西班牙及欧洲其他任何一个王室的同样信息……获取援助的方式、效果、金额、渠道以及代理人的姓名……富兰克林和迪恩与大陆会议秘密通信的内容……关于船只和货物的情况，出发时间以及抵达的港口……还有来自北美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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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起来友好、温文尔雅的班克罗夫特每周都会以所谓的“情书”为掩护，通过隐形墨水向英国提供秘密报告。英国间谍组织的负责人再用一种特殊的化学试剂将其内容显示出来。每周二晚上9点半，班克罗夫特都会把情报放在瓶子里，用一根绳子拴着，然后放在都伊勒斯花园南门廊附近的一个树洞里。然后英国使馆的一个信使就会将其取走。关于如何把瓶子放在树洞里的规定也十分具体：“瓶子必须密封，然后在颈部拴上一根约半码长（约46厘米）的绳子，绳子的另一端要固定在一个木钉上……木钉位于西面的地面上。”一开始，班克罗夫特每年会得到500英镑作为回报。但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出色了，不久之后就涨到了1 000英镑。而他作为代表团的秘书，每年最多也就能赚1 000英镑。班克罗夫特还利用所掌握的内部信息在股票市场上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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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克罗夫特一共向英国发出了数百份密报，内容都是敏感的信息，包括驻帕西的美国代表团的贸易往来、美国代表团与法国大臣会谈的内容、向美国运送军火的日程以及其他内容。例如，他曾告诉英国，拉法耶特将于1777年4月前往美国，还列出了陪同的法国军官的名字，并透露其将从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港出发，“直接抵达皇家南卡罗来纳港”。他还警告说法国人正“命令8或10艘军舰在法国沿海地区保护殖民地的商船，驱逐英国的巡洋舰”。1777年9月，他报告说“4艘战舰正驶离土伦前往布雷斯特”。1778年4月，班克罗夫特又报告说法国海军将领德埃斯坦公爵正坐船离开土伦前往美国加入战斗，“并指挥一支由17艘战舰组成的舰队摧毁或抵御英国舰队”。而在其下一周所写的信中，他又报告“布雷斯特港的舰队已经整装待发”，并提到了“布罗利奥公爵将对英格兰发动入侵”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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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和迪恩非常信任班克罗夫特，他们经常让其秘密前往伦敦搜集资料。而班克罗夫特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将一些极为机密的消息报告给英国人，回来的时候则会告诉富兰克林一些看起来很有价值但实际上却是由他的上司精心编造的假情报。英国人十分注意保护他的身份，甚至当1777年3月他前往伦敦时，假装将其逮捕并以美国间谍的名义关了几天。“班克罗夫特博士因与我们通消息并对我们提供帮助而在伦敦被捕。”迪恩心烦意乱地向大陆会议报告道。他还加了一句：“我对班克罗夫特博士的感情难以用言语来表达。”而看起来颇为神奇的是，班克罗夫特在几周后就被放了出来，回到帕西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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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李很快对就班克罗夫特的忠诚表示了怀疑。“我想你十分清楚班克罗夫特博士作为一名股票经纪人臭名昭著的本性，”1779年2月，当阿瑟·李听说自己被派往伦敦执行另一项秘密使命时，他给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写道，“他公开违背道德和宗教，你不是不知道，更不要提他对我的敌意。”更严重的是，李还引用了一些材料暗示班克罗夫特是个间谍：“我有证据表明班克罗夫特博士是美国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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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李几乎怀疑过每一个人，因此他对班克罗夫特的质疑也被忽略了。然而，李的疑心还是不够重，他竟然没有发现自己的秘书实际上也是个间谍。在大英图书馆的资料中，就藏有很多李的秘函的誊本，以及一份向间谍组织头目报告他们的特工如何“将李的日记偷出，抄写相关信息”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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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富兰克林从始至终就对身边有间谍这种可能性持乐观态度，他来法国不久时，一位住在巴黎的费城女士就向其提出了警告。“你身边都是间谍，他们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她写道。富兰克林给这位女士写了一封著名的回信，虽然除了能让我们再次称颂他的美德之外，对解决这一问题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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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我一直奉行这样的原则，它防止了我由于这样的行为而感到不便。原则很简单：避免将那些不该公开的事公之于众，除了间谍能够看到的事，什么都不做。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公正并值得尊敬的，那么别人知道得越多，他的名声也会随之增长和巩固得越多。而即使我确信我的贴身男仆是一个间谍——我想他有可能是，但如果他有其他方面值得我尊敬，我想我很可能不会解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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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方面来看，富兰克林的回答十分天真，要知道班克罗夫特的背叛使美国的船只处于危险的境地（事实上，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因此造成了损失：拉法耶特平安抵达，英国人没能及时采取行动阻止德埃斯坦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布罗利奥也没有入侵英国）。然而另一方面，富兰克林却是精明的，当正式协商开始后，他就收起了所谓周围没有间谍的假设，挑拨英国与法国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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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力量：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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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外交部长韦尔热纳伯爵是一位衣着邋遢的职业外交官，体态臃肿，毫不做作。但用苏珊·玛丽·艾尔索普的话说：“他是一个性格温柔的人，对人的判断很准。”（艾尔索普的著作《宫廷中的美国人》是对那段历史的生动再现。）实际上，韦尔热纳对富兰克林很热情，对富兰克林的性格也的确判断得很准。韦尔热纳在路易十六时期从未被王室完全接受，因为他的妻子出身中产阶级而非贵族。但他非常赞赏妻子身上的中产阶级品德，并认为也会在富兰克林身上发现同样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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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际关系观而言，韦尔热纳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曾在1774年声称：“国家的影响要根据其内在的力量来衡量。”这是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简明的总结。同时他也是个狂热的反英分子，这也有助于其对美国的事业持同情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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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春，就在富兰克林抵达法国之前，韦尔热纳给法国国王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平实的语言阐述了法国应该采取的政策：“英国是法国的天敌。这是个贪婪的敌人，野心勃勃，行为不公，充满了邪恶的想法。其政策最终、也是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羞辱和毁灭法国。”他还表示美国需要法国的帮助来取得胜利。支持美国这一新兴的国家以削弱英国是法国的利益所在，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方面来看。韦尔热纳在凡尔赛宫那富丽堂皇的会议室里，向路易十六及内阁（其中包括财政大臣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后来成为了富兰克林的朋友和支持者）提交了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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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尔哥和其他大臣担心法国财政紧张且缺乏准备，所以建议谨慎行事。而路易十六最终批准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法国将向美国提供一些支持，但只是秘密进行。此外还决定将韦尔热纳关于此方面内容的信以口授形式告诉他15岁的儿子，再由他的儿子誊写出来，这样即使信件落在坏人之手，也无法辨认出是谁的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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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年末，实际上是12月28日，就在抵达巴黎几天之后，富兰克林在一次秘密会议上第一次与韦尔热纳见了面。当时，迪恩和李也在场，富兰克林极力想促成美法联盟，当然也许有点儿太心急了。韦尔热纳对富兰克林的学识和机智大加赞赏，却没做出任何承诺，只是说如果富兰克林能就此提交一份研究资料，他将好好考虑一下。在当晚的日记中，他称富兰克林“聪明而谨慎”。在其给法国驻英大使的信中，他也写道：“他的谈吐温柔、诚实，看起来像非常有天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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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接受了韦尔热纳的建议，写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富兰克林特意强调了现实主义权力制衡的逻辑，他知道韦尔热纳一定会欣赏这一点。如果法国和盟友西班牙加入到美国的事业中，英国就会失去它的殖民地以及在西印度群岛的领地，“曾经使其富裕强盛的商业”也将受损，这样英国就会被削弱成一个“虚弱、屈辱的国家”。美国将愿意“最坚定地保证”法国和西班牙可占有英国所失去的西印度群岛的任何领地，那时，美国也“不需要通过和谈来结束与英国的战争了”。而“如果稍有耽搁，就会造成致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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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富兰克林也认识到，利益仅仅是影响决策的因素之一。富兰克林比美国历史上大部分外交官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力量将来自一种独一无二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融合。当二者结合在一起，正如日后从门罗主义到马歇尔计划等所体现出的那样，它们就成为了美国弹性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写道：“美国历史上光芒四射的时刻都发生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而没有人比富兰克林体对此体会得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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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将在法国所证明的，富兰克林不仅知道如何像一个最好的现实主义实践者一样精心地进行权力制衡，也知道如何扣人心弦地展示美国例外主义的魅力——美国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其道德本质的与众不同。富兰克林意识到，无论是来自战略威力的硬性实力，还是来自其理想和文化吸引力的软性实力，都在施加同样重要的影响。正如作家兼数学家孔多塞（日后成为富兰克林最好的法国朋友之一）所言，在外交上，富兰克林也是一个“相信理性力量和道德现实”的人，正如在他自己的生意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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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给韦尔热纳写了一份饱含经典外交现实主义色彩的备忘录之后，富兰克林在帕西定居下来，设法从美国的理想主义中获取力量。他精心安排，将来自美国的那些鼓舞人心的文件（包括其为宾夕法尼亚制定的宪法）在法国等地翻译、出版，从而赢得了人心与思想上的支持。“整个欧洲都在支持我们。”他在一封给秘密通信委员会解释为什么要出版这些文件的信中写道。随后，富兰克林对美国理想主义的魅力进行了一次经典的阐释：“暴政在世界其他地方肆虐，而美国则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提供了避难所，这实在是令人欣喜。我们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他以“山巅之城”这一比喻作为文章的结尾，而从约翰·温斯罗普到罗纳德·里根，那些伟大的美国例外主义者无不对此呼应。“我们为人性的尊严和幸福而战，”富兰克林宣布，“被上帝赋予这样的荣誉是美国人的骄傲。”几周之后，他给波士顿一个朋友的信中写下了类似的观点，并得出以下的结论：“在这里，大家都认为我们的事业也是全人类的事业。我们在保卫自己自由的同时，也是在为他们的自由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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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的公共外交战略实在令韦尔热纳摸不着头脑。“我真不知道他在这儿想干什么，”韦尔热纳写道，“最初我们认为他有种种事情要做，而突然间他就把自己关进了哲学的密室中。”韦尔热纳拒绝了美国马上结盟的请求，对进一步的会面也百般推脱，并在几个月内一直对富兰克林敬而远之，只是静观战争的走向。然而，他也悄无声息地向美国提供了一些援助：法国将为美国提供另一笔秘密贷款，并允许美国商船使用法国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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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英国一样，富兰克林在法国也通过发表一些匿名的文章进行公共关系方面的努力。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篇冷酷的模仿之作，其沿袭了《普鲁士国王赦令》的故事情节，就写在与韦尔热纳第一次会面不久之后。文章模仿了一位德国伯爵写给一位驻美的黑森部队指挥官的信。被伯爵派往美国的士兵战死之后，伯爵就会得到赔偿。而由于英国决定不赔偿伤者，只赔偿死者，因此伯爵就鼓励指挥官说，士兵死得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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