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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法国人现在需要听到的答复。富兰克林得知，即使没有西班牙的支持，法国国王也会批准相关条约（一个友好贸易条约和一个军事联盟条约）。但法国人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将来未经法国同意，美国不得与英国讲和。于是，友好条约和联盟条约就这样最终达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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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有一点非常重要：其并未违反富兰克林和其他人所秉持的理想主义观点，即美国应避免陷入与外国结盟或受欧洲影响的羁绊中。美国所赋予的商业权利是对等的、非排他的，允许对其他国家开放和自由贸易。“我们的贸易中不存在垄断，”富兰克林在给大陆会议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所授予法国的和我们授予其他国家的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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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2月5日，美国使节在巴黎会面准备签署条约。然而，韦尔热纳得了感冒，因此签字仪式被推迟了一天。在这两天，富兰克林没有穿平时常穿的棕色外套，而是穿了一件旧的曼彻斯特出产的蓝色天鹅绒礼服，礼服已经有点儿褪色，甚至都破洞了。赛拉斯·迪恩发现了这令人疑惑之处，问富兰克林为什么。“为了小小的报复，”富兰克林回答道，“当年在白厅被韦德伯恩谩骂时，我穿的就是这身衣服。”自从他在“斗鸡场”受辱以来已经4年了，富兰克林一直保留着这件衣服，就是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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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富兰克林身边，随时准备提供协助的是他所认为的“忠实”的秘书爱德华·班克罗夫特。这个英国间谍偷偷地取出了盟约，抄了一份，雇专人在42小时之内就将其送到了伦敦的那些英国大臣手中。实际上早在两周之前，他就用密显墨水在密信上列出了条约可能包括的内容，还包括一支由三艘船和两艘武装帆船组成的法国护航舰队准备从基伯龙出发将相关文件提交给心急如焚的大陆会议。他还表示：“我们刚收到了一封来自普鲁士大臣的信，表示普鲁士国王愿意紧随法国之后承认美国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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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之后，当班克罗夫特和英国政府就他的欠薪讨价还价时，他给英国外务大臣写了一封信说：“对于那些投机商而言，他们愿意给这些情报付的钱比自己从政府得到的要多得多。”实际上，班克罗夫特也的确利用这些情报在市场上投机获利。他曾给他英国的股票合伙人塞缪尔·沃顿（一个出生在费城的商人）寄去了420英镑，并告诉他条约即将签署的消息，让他用这笔钱进行短线投机。“那些看涨的人恐怕要遇到麻烦了。”他在给沃顿的一封用密显墨水写的密信中写道。但这封信被英国情报机构截获了，而其他的信却成功地寄到了沃顿和他们的另一个合作人，英国银行家托马斯·沃波尔手中。最后，班克罗夫特在这些交易中获利1 00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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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接见了美国使团，正式认可了法美条约。在凡尔赛宫里，富兰克林即将经过的所有门的两侧都挤满了人，只为一睹那个著名的美国人的真容。当富兰克林的马车从镶金的门经过时，他们高呼“富兰克林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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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珊·玛丽·艾尔索普的研究，当时在凡尔赛宫中有一些“神气活现的门童”，他们向来访者出租进入宫殿必须携带的装饰用宝剑。其他的美国使节每人都租了一柄带上，还穿上了正式的宫廷着装。但富兰克林却没有。他认为自己没有理由放弃长期以来一直感觉良好的简单衣着。他穿一件普通的棕色外套，戴着他那著名的眼镜作为唯一的装饰。他没有携带宝剑，甚至当他发现他带来的假发不合适时，干脆连假发都不戴了。其中一位在场的女士写道：“我差点把他当成一个老农民”，“他和其他外交官的反差是如此之大，那些人都涂脂抹粉，一身正装，穿金戴银，系着丝带，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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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对这一场合唯一做出的迎合时髦的让步就是没有戴他那顶皮帽子，而是把一顶纯白色的帽子夹在了腋下。“那顶白帽子是自由的象征吗？”德方侯爵夫人问道。富兰克林曾在她的沙龙中戴着自己的皮帽子。但无论富兰克林是否故意为之，白帽子很快就在巴黎的男性中流行开来，就像富兰克林的任何东西都会流行起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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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会结束后，富兰克林于中午进入了国王的寝宫，路易十六摆出了一副祈祷的姿态。“我希望这对我们两国都好。”路易十六说。这就意味法国王室已经正式承认美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就个人而言，他表示：“我对你抵达我的王国之后的行动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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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完韦尔热纳在下午三点左右举办的一个宴会后，富兰克林有幸（甚至可能是高兴地）被允许站在王后——著名的、傲慢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身边。当时王后正在玩牌。在凡尔赛的人群中，她似乎并不欣赏那个曾经当过“印刷工头”的男人（有人这么告诉她）。正如她曾轻蔑地说过：“在欧洲，有这样一个背景的人是不可能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的。”我想富兰克林对此也会骄傲地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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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在外交上取得的胜利将帮助确保美国革命的胜利。它也将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并不仅限于法国与英国之间，还包括共和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这一点是法国不想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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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卡尔·范·杜伦写道：“富兰克林在外交上取得的胜利可与萨拉托加大捷相比肩。”耶鲁历史学家埃德蒙德·摩根则评价更高，称其为“美国有史以来取得的最大的外交胜利”。实际上可能除了北约之外，这一评价并不为过，尽管其忽视了美国在谈判桌上所取得的其他成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凡尔赛或越南战争后在巴黎的成果。但至少可以这样认为，富兰克林的胜利使美国在独立战争中直接取得胜利成为可能，而不必受困于阻碍其成为一个新国家的羁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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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约达成的消息传到费城前，大陆会议一直在争论是否应该考虑英国方面提出的和平建议。在深思熟虑了两天之后，大陆会议反而批准了美法联盟。“你无法想象与法国的条约给所有真正的美国人带来的快乐。”富兰克林的朋友塞缪尔·库珀在马萨诸塞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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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传 轻蔑又嫉妒：富兰克林与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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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4月，就在美法条约签署之后不久，约翰·亚当斯抵达巴黎，接替被召回的赛拉斯·迪恩，担任驻法的三名使节之一。法国人对这一更替并不兴奋。“迪恩先生在这儿很受尊敬，但其继任者亚当斯先生却并不受信任。”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向伦敦的情报头目报告说。班克罗夫特还报告说亚当斯自己也并不高兴：“亚当斯发现万事俱备，真心地感到失望，正在讨论回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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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他们在大陆会议共事时，亚当斯从一开始就不信任富兰克林，随后又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感情：困惑、愤恨、尊敬以及妒忌。在一同前往斯塔滕岛与豪勋爵进行谈判的路上（他们挤在一张床上，还开了窗户），亚当斯发现富兰克林令人又喜又恼。因此，当抵达巴黎时，他和富兰克林之间不可避免地（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享受并忍耐一种复杂的关系——彼此轻蔑却又怀着嫉妒之情欣赏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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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觉得这种关系实在令人困惑：亚当斯到底是怨恨还是尊敬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觉得亚当斯十分讨厌还是与其相处融洽？他们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对方？答案并非那么令人困惑，正如很多伟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以上种种他们都有，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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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都很聪明，但个性却截然不同。亚当斯十分严谨、心直口快、喜欢争论。富兰克林则充满魅力、不苟言笑、喜欢打情骂俏。亚当斯的道德观和生活习惯十分刻板，富兰克林则是出了名的爱开玩笑。亚当斯学习法语是通过研读语法书、背悼词。富兰克林（一点儿也不在乎语法）则是通过慵懒地靠在他那些女性朋友的枕头上，以及给她们写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亚当斯喜欢当面与人对峙，而富兰克林则喜欢循循善诱。他们在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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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刚到法国时才42岁，比富兰克林小30岁，甚至比富兰克林的儿子威廉还小5岁。他对各种所谓的“冒犯”更敏感（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他对富兰克林的态度比富兰克林对他的态度更加强硬。他经常为富兰克林的心不在焉和自我放任而分心。“他妒忌、怀疑那些处事圆滑、在上流社会游刃有余的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家罗伯特·米德尔科夫在其所著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与他的敌人》中写道。戴维·麦卡洛对亚当斯的态度则更为同情、中肯，在其为亚当斯所著的堪称大师之作的传记中这样写道，他“不会摆出一副轻松的姿态，也学不会其他人在生活中常用的那些伪善的小把戏”，麦卡洛同样描述了亚当斯对富兰克林复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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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对富兰克林的大部分愤恨是由那些明显的妒忌引起的，他恨自己被富兰克林的光芒所掩盖。到巴黎几个月之后，他就给朋友写了一封信，抱怨富兰克林“在这儿的威望无人能及，而他也愿意显示自己的威望”。当我们看到亚当斯所写的那些对富兰克林不甚友善的话时，我想提醒诸位的是，亚当斯对他见过的所有人都恶言相向（例如，他曾经称乔治·华盛顿为“傻瓜”）。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私人矛盾，但亚当斯和富兰克林仍然因他们共有的爱国主义以及对美国独立的狂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