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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琼斯的正式指令中，富兰克林甚至明确命令其要保持克制，特别是鉴于他的手下曾抢掠过那位苏格兰伯爵的银器：“尽管英国人曾肆无忌惮地烧毁美国很多全无防备的城镇，但你切不可效仿其行事，除非合理的赎金要求被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的慷慨以及这一指导将使你时不时地想起自己的初衷。因此首先疏散那些病人、老人，以及妇女和儿童。”琼斯则回信说：“你开明、高尚的指导将会使胆小者勇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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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法耶特对英国发动地面进攻的计划被抛弃之后，富兰克林和法国人决定由琼斯单独对英国发动海上进攻。1779年9月，琼斯行动了。结果就发生了“博诺姆·理查德”号与装备更为精良的“塞拉皮斯”号之间的那场传说中的海战。在一阵猛攻之后，当英国军舰舰长要求琼斯投降时，琼斯的回答却是（至少根据传说是如此）：“我还没开始打呢！”正如琼斯在给富兰克林的对此次战斗生动、详尽的描述中所言：“我以最坚决的否定回答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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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让“博诺姆·理查德”号紧紧咬住了“塞拉皮斯”号，他的手下则爬上桅杆朝敌船的军火仓投掷手榴弹。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琼斯手下的300人中有一半或死或伤，但最终成功地在“博诺姆·理查德”号沉没之前控制了“塞拉皮斯”号。“当时的场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写道，“仁慈不得不被放在一旁，我们只能感慨为什么战争会产生如此致命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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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对琼斯的成功深感自豪，甚至和他成了密友。“巴黎和凡尔赛几乎都在谈论你在可怕的战斗中那冷静的指挥，以及你表现出来的勇敢。”富兰克林回信道。他还帮助急于获得社会认同的琼斯加入共济会的“九姐妹会所”，并陪伴他以胜利者的身份去凡尔赛觐见了法国国王。富兰克林也陷入琼斯与叛逆的下属皮埃尔·朗代之间旷日持久、言语尖刻的争论中。皮埃尔·朗代是“联盟”号的舰长，本应是琼斯舰队的一员。但在与“塞拉皮斯”号的海战中，“联盟”号不仅没有施以援手，反而对“博诺姆·理查德”号开炮。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富兰克林与琼斯一直与阿瑟·李支持下的朗代就“联盟”号的舰长之职展开争夺。当朗代最终霸占了“联盟”号并离去之后，身处重围之中的富兰克林决定最好让别人来处理此事，而他自己在法国还有其他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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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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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亚当斯离开巴黎，对富兰克林和法国王室来说都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只可惜好景不长。当富兰克林被任命为美国唯一的驻法公使时，亚当斯带着更为尖酸刻薄的心情离开了法国，但他在美国只待了几个月，国会就决定将其派回法国。亚当斯的这次使命是待时机成熟之时，与英国进行和谈。但实际上当时和谈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亚当斯便插手富兰克林负责的相关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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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彻底惹恼了法国外长韦尔热纳。当亚当斯于1780年2月抵达巴黎时，就建议将其与英国人进行会谈的权力公之于众，韦尔热纳则援引美国答应过法国不单独行动的承诺否决了亚当斯的建议。韦尔热纳认为亚当斯待在法国无所事事，并严厉地教导他说：“首要的是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防止你出使的目标为英国王室所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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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也十分恼火。亚当斯的归来不仅打乱了他精心维护的与法国王室的关系，还令其想起了长久以来亚当斯和李等人在国会对其名誉进行的攻击。以沉思的笔触，富兰克林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表面上是对华盛顿的声望予以肯定，实则清楚地反映出他对自己声望的担忧。“我肯定很快就下台（去世）了。”富兰克林以一种难得的自省写道。富兰克林这样说并不是指其在法国的职位，而是指他的生命。富兰克林在信中写道，华盛顿在法国极大的声望，“并没有被其同胞和同代人的羡慕和妒忌遮蔽了光辉”。实际上他所试图安慰的并不仅仅是华盛顿，也包括他自己——历史总是忽略“这些卑躬屈膝之徒所发出的微弱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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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的是，富兰克林试图向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以及向历史）解释，为什么是亚当斯而不是他自己将肩负与英国进行和谈的重任。就在亚当斯刚到法国的时候，富兰克林就给自己的老友，英国国会议员戴维·哈特利写了一封信。他之前曾与哈特利讨论过交换战俘和进行试探性和谈的问题。哈特利提出英国与美国之间休战10年。富兰克林则回答说，他“个人认为”休战也许有用，但“我和你目前都没有被授权”就此类事项进行协商。而现在亚当斯被授予了这样的权限，富兰克林对国会的选择则有自己的解释：“一旦开始和谈，如果国会委托他人而不是我来进行此事，正如传闻一样，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听说了我认为‘战争无益处，和平总无害’的观点，从而以为我会为了获取和平而轻易地被对方误导并做出对美国不利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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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的确经常表达“战争无益处，和平总无害”的观点，甚至在美国革命结束之后，还经常向很多朋友念叨。这一句话有时被视作一个反战口号，并被用以证明富兰克林是一个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在富兰克林的一生中，当他认为战争是合理选择时，便会对其表示支持。富兰克林曾帮助建立了费城民团，为与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募集供给而奔波。尽管最初曾试图避免美国革命的爆发，但当他最终意识到独立不可避免时，便成了其坚定的支持者。富兰克林信中的观点是写给哈特利的，也是写给历史的。他试图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被国会选作和谈代表。而也许更有趣的是，富兰克林想让他在英国的朋友知道，一旦和谈开始，他将发挥比亚当斯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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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富兰克林比他大部分的美国同僚更狂热地致力于美法同盟。这导致了当亚当斯在1780年年初回到法国之后，富兰克林与其产生了公开分歧。之前，两人的分歧主要是关于个性和工作风格的，但现在却是关于政策的：美国是否应该对法国表示感激、拥护和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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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革命初期，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在某种程度上都持有一种孤立主义或例外主义的观点，这也是贯穿美国历史的主线之一：美国不应该乞求从其他国家获得援助，而当其与他国结盟时，则应该含糊其辞、小心谨慎。甚至在1777年与其所热爱的法国开始接触之后，富兰克林仍重申了这一原则。“我从未改变过我曾在国会上表达的观点，一个新的国家必须要保持纯洁的品格，而不应该追求联盟。”他向阿瑟·李保证道。在与法国商谈美法联盟的过程中，富兰克林成功地坚持拒绝做出任何让步，不肯赋予法国对美国的贸易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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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1778年年初签定条约之后，富兰克林却变成了一个信仰感激和忠诚的人。正如外交史专家杰拉尔德·施图尔茨所言，富兰克林“赞美法国在谈判中显示出的雅量和慷慨的举动，甚至有点儿可笑”。在富兰克林看来，美国对法国的忠诚是建立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上的。他不仅仅是从商业利益和欧洲均势的冷酷算计出发，而是从道德层面对其进行解释。“这是一个慷慨的国家，喜欢荣耀，尤其喜欢保护受压迫者，”富兰克林在给国会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法国，“告诉他们如果我们获得成功，他们的商业将会占据有利位置，那就是他们帮助我们的好处，就好像说‘帮助我们吧，我们不欠你们的’一样。这样不谨慎、不合适的语言实际上有时正出自我们在法国的某些人之口，那不会产生任何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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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比之下，亚当斯则更像是一个冷酷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法国支持美国是其国家利益使然——削弱英国，并在与美国的贸易中获取更有利的位置，条约的任何一方都不必因此感到亏欠。亚当斯还颇有远见地预测，法国对美国的帮助是有限度的：它希望这个新生的国家能够与英国决裂，但又不能强大到不需要法国支持的地步。亚当斯认为富兰克林对法国王室过于顺从了。在其1780年回到美国之后，曾强烈地提出这一个观点。亚当斯在当年4月给国会的信中写道：“在表达我们的观点，以及对任何国家的慷慨和雅量的感谢时，我们应谨慎地把握其中的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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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意料，韦尔热纳热切地希望只和富兰克林打交道。到1780年7月末，韦尔热纳已经同亚当斯通了很多气氛紧张的信，他已经受够了，无论话题是关于美国货币改革还是法国海军的部署。他认为有必要给亚当斯写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无论是从正式的外交角度还是非外交角度出发。韦尔热纳代表路易十六宣布：“法国国王陛下无须你帮助他注意美国的利益所在。”换句话说，法国不会再和亚当斯打交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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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热纳向富兰克林通知了这一决定，并给他发去其与亚当斯之间所有信件的副本，请求富兰克林“将其完整地呈给国会”。在回信中，富兰克林对韦尔热纳直言不讳，表达了自己对亚当斯的不满，但实际上此举非常危险。“造成这样的不快完全是因为其个人的轻率之举，并非是任何指令使然，”富兰克林接下来还明确地撇清了自己与亚当斯之间的关系，“他从不和我多说关于其在欧洲的事务，我从他那儿了解的和从报纸上了解的一样多。”最后，富兰克林承诺将把韦尔热纳所提供的亚当斯那些冒犯的信件呈给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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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富兰克林可以，或本应将这些信寄回国，不必加上任何评论，但他却抓住这个机会给国会写了一封信，（“不情愿地”）详细地描述了自己与亚当斯之间的分歧。他们之间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咎于风格的不同。亚当斯直言不讳地维护美国的利益，而富兰克林的方式则更为委婉，更富外交魅力。但他们之间的分歧还在于两人的哲学思想南辕北辙。亚当斯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现实主义之上，而富兰克林则认为还需要包括理想主义的元素，既要有道德的责任也要有国际利益。正如富兰克林在信中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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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先生……认为，正如其亲口对我说过，美国对法国的感谢表示得太过随意了。法国欠我们的远比我们欠他们的多。我们在向其提出申请时，一定要展示我们的精神。我认为他错了，必须要体面、得体地对待法国王室。我认为，法国这位年轻有德的君主乐于回忆其援助一个受压迫民族所展示出的慷慨仁慈，认为此举是其统治下的荣耀之一。我认为我们应该通过致谢增加他的快乐，表达对他的感激并不仅仅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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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还没准备好和他接触，法国人又不愿意和他打交道，亚当斯只好愤恨地再次离开巴黎。富兰克林也再一次试图不让他们之间的分歧变成私人恩怨。随后，亚当斯远赴荷兰，试图劝说荷兰向美国提供一笔贷款。富兰克林则给亚当斯写了一封信，对此项工作的困难表示同情。富兰克林说道：“在从宫廷到另一个宫廷祈求金钱和友谊的过程中，我曾一次次被羞辱。”而在随后的一封抱怨法国对其的要求迟迟没有回复的信中，富兰克林嘲讽地写道：“然而，我有上帝赐予的两个美德——信仰与希望。但我的信仰正如耶稣的门徒所言，没有任何实证。”富兰克林还说，如果他们共同的努力都失败了，“我已经做好了中止、逃跑或和你一起进监狱的准备，只要能令上帝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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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年末，美国需要更多财政援助的愿望变得格外强烈。年初，英军指挥官亨利·克林顿在康沃利斯将军的协助下从纽约顺流南下，对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发动了进攻。克林顿返回纽约后，康沃利斯在此建立起一个英军指挥部。同样是该年夏天，忧心忡忡的美军将领贝内迪克特·阿诺德向英军投降，成了臭名昭著的叛徒。同年10月，华盛顿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写道：“我们现在的情况使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讲和，要么从我们的盟友那儿获得更多的援助，特别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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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富兰克林于1781年2月向韦尔热纳提交的申请可谓是竭尽全力，从私人感情谈到理想主义，再到国家利益。“我已经71岁了，”富兰克林写道，并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差，可能很快就要退休了，“当前的事态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得到更多的援助，国会就会失去其影响力，新政府就会流产，英国就将恢复对美国的统治。富兰克林警告说，这将打破权力的制衡，“使英国变成欧洲的噩梦，英国人将自然而然地显示出其天生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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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所要求的数额颇为惊人—2 500万里弗尔。最后，法国人同意提供600万里弗尔的援助，这对富兰克林来说已经是极大的胜利，也足以保留美国希望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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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富兰克林却十分伤心。在国内，他的敌人们一如既往地心怀恶意。“只有召回富兰克林博士才能从政治上拯救美国。”拉尔夫·伊泽德在给理查德·李的信中写道。甚至连韦尔热纳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向国会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疑问。“尽管我十分尊敬富兰克林先生，”韦尔热纳在给费城的法国公使的信中写道，“我仍然不得不承认，他的年龄和对和平的热爱可能会产生一种与其负责的事务不相容的冷漠。”伊泽德甚至在李兄弟一方的支持下发起了一次关于召回富兰克林的表决。尽管富兰克林轻松胜出，但国会仍决定派出一名特使负责处理未来的财政支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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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781年3月，当富兰克林得知法国将提供新贷款的消息之后，他告诉国会自己已经做好了辞职的准备。“我已经75岁了，”富兰克林写道，并表示自己深受痛风的折磨，身体也越发虚弱，“我不知道我的脑力是否已经衰退了，可能我是最后一个注意到这一点之人。”在致力于公益50年之后，富兰克林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荣誉，以满足于任何恰当的雄心壮志。我别无所求，只想好好地休息，希望国会能答应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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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还提出了一个私人请求：希望代表们能够给他的孙子坦普尔提供一份工作，因为他放弃了学习法律的机会而在巴黎为国尽忠：“如果他们认为坦普尔可以担任一个驻欧洲王室的公使助理之职，我认为他们将会为其工作表现感到满意，而我本人也将对此深感谢意，并将其视为对我本人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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