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829220 伯林的观点是，两个大师级的创造性人物，马克思和狄斯累利，都有着强烈的支配欲，要领导或改变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因此属于后一类人；而温和诚实的赫斯，既缺乏自欺欺人的能力，也缺少创造性的想像力，但是他有简单的直接领悟的天才，因此属于前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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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22 狄斯累利作为英国社会的一个局外人，把追求权力和社会承认看得高于一切：英国的贵族阶层在他那充满激情的想像中，被转化成了一个神话王国；他则把自己塑造成它的领袖，把自己对贵族身份的要求建立在自己种族的古老上，他在著述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一点。他看到自己正领导着这个阶层，与受剥削的大众团结在一起，反对一切有着真实特征的可恶敌人，野蛮的、功利主义的、物欲横流的中产阶级；他憎恶平等和平庸，相信想像力、直觉和传统价值优于一切形式的科学计算、理性和分析。他所编织的神话是如此强大，竟能以此把他那些五花八门的追随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在“至关重要的几十年里”影响了英国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但是，只有当这种全面的心理自我改造行为——狄斯累利的许多传记作家把它视为玩世不恭的诡计多端之举——货真价实时，它才能赢得胜算和传播信仰。伯林则坚持认为，狄斯累利确实把自己视为那些公爵和男爵们的同侪，他领导着他们，反对曼彻斯特的制造商和边沁主义者；他本人也完全被自己的虚构所虏获。伯林领悟到了狄斯累利的幻觉中最隐秘的动机：他追求成为一个大人物，他要取得一种认同，使他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站稳脚根有所作为。因此和他的大多数传记作者相比，伯林对狄斯累利有着更深入、更完整、更令人信服的理解。伯林洞察到一个人生命的最深处，洞察到了他的自我意识——他是谁，他来自何方，他属于何处——由此解释了一个具体而又奇特和令人困惑的事例。不仅如此，他还从这个事例中概括出一种富有成果的见解，它有助于解释今天的社会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因为从狄斯累利身上，伯林看到了一个早期极富天资与辩才者后来变得日见平凡的范例：完全放弃自身本质的“异化的”人——科学革命和日益集权的工业制度所造成的社会解体和传统纽带松弛的一个牺牲品，他的一生，是一个漫长且往往十分痛苦的寻求认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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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24 和狄斯累利不同，马克思很少提到自己的犹太人出身，这不免让人怀疑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压抑这种出身。伯林的看法是，马克思的中心思想虽然深刻而有创见，他却没有对民族主义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完全低估了它作为一股独立力量的重要作用，这很可能是因为他本人不公开承认自己的出身造成的困境，也很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种困境。根据这种观点，他和狄斯累利一样，也竭力让自己认同于一个从出身上说他并非其中一员的社会群体。他选择了受剥削的无产阶级这个普遍阶层，他们完全摆脱了给他本人打上烙印的那些恶名。他所谈论的、与他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无产阶级，和狄斯累利的贵族阶层一样，是一种虚构，一个抽象范畴或理想。正如伯林所说，他们并不是真实的劳动者，不是矿工和工厂里的工人，即有血有肉的人，效忠于自己的民族，被传统和地方意识的千万条纽带联系在一起。倒不如说，他们是全人类、有时是马克思本人受伤害的感情的承载者。因此，马克思的言论经常对和他一样的人很有号召力，那些漂泊无根、被社会所疏远的都市知识分子，他们对自己世界中的野蛮和不公的强烈反感，总是伴随着一种尊严受到伤害和极欲寻求认同的感情。正如伯林谨慎地指出的，马克思至少有一些信条部分地来自对深层心理需要的反应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使这些信条失去效力。不过这也有助于解释那些换了基础便会证明为不恰当的理论，为什么无法实践当初对它们所提出的要求。马克思和狄斯累利的信条和生平与这样一些人是一样的：他们不接受自己的出身，因此也不接受他们自己，无论他们属于什么人。他们最初提出的许多思想，并不是作为客观分析和描述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安抚性的神话，俾使受压迫受侮辱的灵魂，也包括作者本人的灵魂，能够重新振作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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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26 当伯林从这两位既眼光锐利又自障其目的大师级神话制造者转向摩西·赫斯时，他离开了这个紧张而又丰富多彩、被神经质地歪曲了的世界，开始讨论一个更为冷静和轻松的人物，他对事物的看法也许不那么深入透彻，却有着更多的平衡和比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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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28 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把赫斯描绘成马克思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先驱，他的重要性因那位大师而变得黯然失色。伯林在这篇文章中则确信，赫斯的主张应当被严肃看待，作为一个社会思想家，他自有其价值，他预见未来的天才，比他的同代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革命家更胜一筹。摩西·赫斯，伯林把他称为“德国共产主义之父”，是直观的道德意识和身边的生活经验战胜学说和教条的一个最值得纪念的事例。赫斯是个有着强烈道德意识和心地诚实的人，他被剥削和不公正的景象所激怒，受到普遍的人类进步的抽象计划的吸引，但是他逐渐认识到，一个人要想凭借不考虑具体而独特事物的理性主义普遍原则，竭力摆脱和否定自己的真实出身，是既不可能也很不足取的，因为这种出身是和他的民族的历史记忆、习俗、语言和传统联系在一起的。赫斯身上有一种简单的直观意识和人情味，一种赤子般新鲜的感受力，有时它与那种对远离生活经验的抽象教条的神经质的陶醉形成鲜明对比，这种陶醉正是马克思的理性建构中更压抑的一面所具有的特点。马克思和狄斯累利都不由自主地改造现实，使它适合自己的创造性意志，而赫斯却喜欢简单地观察事物的本来面目。伯林在一段很有启发性的旁注中说，要是马克思在童年时受到过和赫斯（据他本人说，是来自他的祖父，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一样的宗教教育，而不是吸收了伏尔泰和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教条，他的生活和世界观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与马克思不同，晚年的赫斯没有低估民族主义这个基本的、独立的历史力量的重要作用。他否定了世界主义，因为它压制不同群体的天然差别，而且他像赫尔德一样相信，人类分化为不同的种族和民族而形成的这种天然差别，不但不是一个可以改正的错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消除，反而是多样性的创造活动取之不竭的源泉。他同样坚定地谴责黑格尔对主导的“历史性”（historic）民族和默默无闻缺乏活力的民族的划分——前者因为其“优越性”，有权侵略和同化其他民族。根据一种高度抽象而模式化的历史观，历史是一个必然走向理性而和谐的新世界秩序的过程，在这种秩序中，人道的共产主义原理将会消灭贪婪自私的财产制度。犹太人在完成自己作为一个伦理民族的历史使命之后，会消失得无可辨认。而赫斯，被一种难以改变的现实感、一种对事实的直观而“坚实的”领悟力所促动，接受了基本上是赫尔德的观点：犹太人不仅仅由宗教纽带联系在一起，他们和其他所有民族一样，也构成一个民族，为了获得充分而确定的认同感，他们也需要一个自己的国家。所以他是犹太人复国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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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30 赫斯终其一生，始终相信平等和正义是固有的价值，而他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也是建立在道德前提上：只有通过那些相信善的内在道德价值的人们的自觉行动，才能使这些善得到保障。在他看来，有些十分普遍的人类价值是恒久而普遍正确的：人类自然感情的自由表达，属于并认同于一个有着历史连续性的共同体。假如能够用合理的论证说服人们相信这些价值，他们就会相应地变通自己的习惯做法。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嘲笑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对于他们以及那些受黑格尔历史主义影响的人来说，历史过程遵循着一成不变的、可以发现的客观模式：凡是看到了这些模式的人，就会使自己认同并支持那个“历史”价值，或在某个具体阶段注定会取得胜利的群体。不这样采取行动，执意对抗事物内在不变的性质，是不理性的，而且无异于自取灭亡。赫斯拒绝相信整个世界正在为他所钟爱的价值而战这种令人十分惬意的教条。他不相信阶级斗争、天翻地覆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或以暴力方式剥夺财产不可避免。正如伯林所指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献身于其中的革命改变了整个民族的生活，但是以暴力手段剥夺有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和共产主义政党本身，并不能保障社会公正、个人自由、经济平等和社会和谐。凡是在接近于实现这些价值的地方，往往都是自觉追求自己认为有内在价值的目标的人们所取得的成就；这些目标的实现仅仅取决于他们自身的个人努力，而不是取决于和人无关的无情的历史力量。赫斯也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心价值必然与一些最神圣的传统价值——对家乡的爱，对个人和集体的历史、民族记忆和各种符号的深厚感情等等——发生冲突。如伯林所说，赫斯保留着一种新鲜的观察力，因此他无法做到“激烈反抗自己的天性”。“他幸亏有自己的尚未被个人自负或教条所玷污的道德观”。伯林在这篇文章中提供了对一个人的异常敏锐的解释：他以抽象学说和理性主义改造方案的名义，压抑他对自身和自己身份的最深挚感情，直到真理一点一点地变得十分强大，使他再也无法故意限制这种感情，它终于伴随着一种强大的解放意识彻底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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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34 人的尊严和认同，在一个熟悉的世界里寻找家园感——这些主题再次出现在使人深受启发的论述民族主义的文章中。伯林在这里讨论了它所采取的典型形式，以及它的一些主要来源，触及到了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和预言中一个最令人不解的特点，即它未能对民族主义在塑造现代世界上的重要作用做出正确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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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36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学说，最初似乎是在十八世纪的后三十多年出现于赫尔德的著作中。对赫尔德和受其影响的德国人来说，首要的敌人是法国的普遍主义和唯物主义。伯林认为，赫尔德的思想，一方面是对支配理论与实践的普遍理性原则能够被发现这种信念的否定，另一方面又是德国人对法国人做出的反应，后者在政治和文化上居于支配地位，有一种以庇护者自居的傲慢态度。这种受伤害的自尊心做出的自然反应，就是一种现象早期的典型表现，它在后来的十九世纪变得十分普遍，并在我们今天发展成一场遍及世界的运动，它所导致的后果的规模和性质仍有待人们努力加以揭示。伯林告诉我们，变成一个高傲、成功而又强大的邻国蔑视的对象，被他们以扬扬得意的谦和或庇护者的宽容态度相待，“是一个人或社会所能承受的最痛苦的经历”。那些尊严受到伤害的人所做出的夸张而时常是病态的反应，是拔高自己真实的或想像出来的美德，以此对抗给他们造成痛苦的人。德国人回首过去，看不到自己有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独霸一方的悠久传统，或在艺术、文学和科学上有一系列辉煌成就，但他们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优越的道德品质和深刻的精神，找到了对真理和内心精神生活的一种高贵而无私的爱，他们以此与享乐主义的、世俗的、肤浅且道德空虚的法国人相比较。和那些浮华堕落的法国人相比，他们感到自己年轻而朝气蓬勃，是未来的真正使者。最早表达这种强烈使命感的是德国人，然后是斯拉夫人，今天则已经成为摆脱了殖民地地位的新兴民族的共同语言。但是，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家们却没有预见到这一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如此，他们认为民族主义就像宗教一样，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用来对抗受剥削群众的一件武器，它的寿命不可能比资本主义更长久，一旦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它也会随之永远消失。伯林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是那些德国人，完全未能看透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把它解释成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为何像马克思这样一个充满创造力、深刻而强大的思想家，竟然没有注意到一个后来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因素，伯林在此文中并不想做出解释。不过在论述马克思和狄斯累利的文章中，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有所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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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38 论述索雷尔的文章也对人类尊严这个基本问题做了进一步阐述。索雷尔的政治取向虽然表面上看反复无常，他有关人性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观点，对于今天却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根据伯林的描述，他似乎更现代，和他的许多更著名、更坚定、更清醒的同代人相比，他似乎更能说出一些和我们直接相关的事情。他不是一个很有条理的思想家，能够提供一种基本原理固定不变的政治学说。他厌恶思想体系，并指责别人的体系。但是他的基本观点的价值不在于它们的内在力量，而在于一度局限于一个知识分子小团体的观点，竟变成了今天遍及世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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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40 索雷尔坚决反对西方社会和政治学说中的两个关键信条，即通过知识得到拯救的希腊信条和历史神正论（historical theod-icy）这种犹太——基督教信条。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并不是一种本体论，它无法给我们提供有关世界的终极性质和结构的解释。它顶多不过是人类在不断和敌对的自然力量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出的工具或武器。因此它无法解决人生的大问题，不管是形而上学的、道德的还是政治的。这是一些它力不能及的事情。事实上，现代最大的罪恶之一，出现在把人类及其精神和物质需要当做可以用科学进行彻底分析的客体看待之时。由此人便退化成了一些科学专家和理性化的官僚，他们在一架机器上各司其职，他们作为创造者的真正的人的本质便被剥夺了。索雷尔对自然科学以及它被错误地用于人类生活所持的看法，让人强烈地想到哈曼更阴郁的理解，虽然和这位德国的信仰至上论者不同，他把科学视为人类的理智与努力的胜利，是对抗盲目的自然界的一件不可缺少的工具。但是，看待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超越它的正确界限。它本身并不包含着能使人类尽善尽美的秘诀。把科学和技术进步等同于精神和道德进步，只会使精神陷入无可救药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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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42 索雷尔对如下信念同样表示怀疑：历史虽然表面上混乱，充满不可测的倒退，但它还是沿着不可避免的各个阶段，走向某种普遍向往的完美境界。就像赫斯一样，他相信绝对的、自由选择的道德价值和拥有其内在价值的各种目标。和赫斯一样，他否认历史规定了任何时代理性的人都应当追求的目标并为其最终成功提供了保障。那些人们视为神圣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的价值，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为其提供保证。索雷尔最坚信不移的两种绝对观念，就是前面谈到过的那种意义上的道德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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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44 伯林深入到索雷尔著作的核心，把握住了它们的idée ma，tresse（主要理念），这使他能够证明，这个令人费解、头脑混乱的作家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有着深刻的创见和重要性。索雷尔观点的核心是这样一种信念：人首先是一个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动物。索雷尔偏离了古典传统，认为人首先追求的不是幸福、和平、得救、安全或知识，而是创造性的工作。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把内心体会到的模式赋予外部自然界中那些拒不服从的物质，通过自由而自发的创造性工作，进行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不管它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这才是与人的内在本质最接近于一致的生活目的。这种观点自然而然地伴随着对享乐主义和一般的物欲主义价值观的仇恨。伯林以极为细致深入的态度，既用这种见解来说明索雷尔及其令人困惑的政治转变的意义，也指出了被西方思想主流中那些声名显赫的道德和政治思想家所大大忽略了的有关人性的一个真理，过去十年里世界所经历的剧烈动荡的浪潮，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光后，才由这一事实得到了解释，使其变得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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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46 事实上，伯林在考察现代世界时，窥测到了各种迥然不同的运动的最深层，从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浪潮，到工业化技术官僚制度中那些心怀不满的年轻人的骚乱——这也许是一种反动的早期发展，而这种反动注定会发展成一场波及全世界的运动。这是自由的、创造性的、自主的人性中一些难以杜绝的因素的反动，是认同、尊严和自我尊重意识的反动，它所针对的是一切以庇护者自居、贬低人、使人丧失自我的势力。这不过是由哈曼和赫尔德发起的那场伟大战斗的现代表现，虽然采取了新的形式，但并非不可辨认。这是一场反对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中心价值，即反对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世界大同、科学、进步和合理化组织这类信念的战斗：一场在整个十九世纪由躁动不安的伟大反叛者——傅立叶、蒲鲁东、施蒂纳、克尔凯郭尔、卡莱尔、尼采、托尔斯泰和索雷尔——发起的战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继承人是存在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反理性主义者，以及当代形形色色的一切反叛运动。这些思想家、团体和运动之间虽然存在着深刻分歧，但它们骨子里都是亲兄弟：它们所从事的战斗，都是以某种有关自我和自由行动者的内在知识，以某种无法消除的、特殊而具体的认同感为旗号。理性而仁慈的殖民地主子，技术官僚和专家，不论他们的意图多么无私和可敬，由于他们首先是把人视为异质的、需要进行管理、控制和支配的客体，而不是自由的和难以预测的自我转化的行动者，因此他们肯定不会尊重和理解人类的这种基本愿望，甚至常常无视、破坏或消灭它。对控制的反叛所采取的形式是一种要求：要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要成为不受外界干涉的自己的主人——一个独立的自我，不管它是个人还是集体，它不接受别人的摆布或组织。这场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中叶的持久而激烈的竞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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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48 论威尔第的文章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出人意料的解释。伯林用源于席勒的对素朴的艺术家和感伤的艺术家的划分，来解释威尔第，揭示出威尔第身上一些易于被人忽略的重要因素。“素朴的”艺术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与自我以及这个世界是合为一体的。他没有自我意识，他的艺术是对他直接看到和感受到的事物的自然而如实的表现，不追求任何外在的目的。“感伤的”艺术家则是处在统一和谐的原始状态之外，他要用自己的作品恢复这种状态，并且经常怀有一种不顾一切的紧迫感。然而他所追求的，是一种以有限的媒介终究难以达到的理想。从威尔第身上，伯林看到了最后一位伟大的“素朴”艺术家的天才，至少在音乐世界里是如此。他是赫尔德的“归属”理想——这个不断出现在伯林著作中的主题——的一个最值得纪念的生动事例。威尔第在他的作品中，毫无自我意识地直接向所有的人讲述，他只把他们当做具有人类天然情感的人。作为一名艺术家的他，丝毫没有神经质、自我怀疑和颓废的表现。他的作品不是反抗或反叛的隐喻，他也没有用某种宣言、纲领或意识形态来装备自己。或者说，假如他确实有一种意识形态，伯林告诉我们，“它也是一种涉及人类最大多数成员、历史跨度非常之大的意识形态，而这正是‘人道主义’的中心含义之一”。这些话很有启发性，它提醒我们，伯林对颓废派作家几乎不感兴趣，他没有提到过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或贝克特之类的人物，这是很自然的。那些专门描述边缘性心理状态，罕见、奇异或“反常的”经历，与人类基本情感、关系和需要中永恒牢固要素相去甚远的情绪的人，并不是他最关心的对象。例如，像哈曼这样的思想家充其量可以被视为一个古怪的幻想家，索雷尔是个变幻无常没有定见的人，不过他们都谈不上有病态或颓废的表现。相反，他们都在追求一种完美的理想，即充满创造性热情的充实的人性。伯林最关心的是这样一些作家和思想家，他们表达或追求的是一些吸引人类的中心价值，是充实完美的多样性生活的理想。不错，人们有时会感到，从他的许多文章背后都可以听到一种郁闷不乐的声音，那是在抱怨“正常状态”和一些“自然”条件已无可挽回地消失，在这些状态和条件下，人们有身在家园之感，身边都是可靠而熟悉的事物，它们既未在人们心中分裂或彼此对抗，也没有脱离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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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52 在赫尔岑这位思想家身上，我们看到了最接近于发出激进多元主义先声的人，伯林本人在连篇累牍的文章和著述中深入细致地予以辩护和阐述的，也正是这种多元主义。年轻的赫尔岑在莫斯科大学受到的主要影响之一来自黑格尔，但是他的正统黑格尔主义并没有坚持多久，便把黑格尔学说改造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这种改造的主要结果是，他对任何单一教条或严密理论体系解释人类生活和解决普遍人类问题的能力，都抱怀疑主义的态度。就像索雷尔一样，他似乎是在直接和我们谈论我们的困境。他对现实以及他那个时代关键性的道德和政治分歧的复杂感觉，使他的言论特别尖锐、新鲜而持久，这与十九世纪大多数专业社会思想家的思想判然有别，后者只是提出了一些运用理性方法从抽象原则中演绎出来的通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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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54 赫尔岑的观察、分析和阐述的能力，始终没有被追求严密而枯燥的精确分类体系的愿望所削弱。伯林指出，在赫尔岑那儿“唯心主义和怀疑主义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他十分清楚什么思想会把人变成狂热的革命家；另一方面，他又对他们的信条的可怕后果有着透彻的认识。他对他们想要铲除的那种制度的专横、野蛮和不公正有强烈的反感，可是他也认为，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怀着复仇和惩罚的强烈欲望所要实现的世界，也会造成另一些可怕的极端后果。他首先担心的是个人自由的命运，因此他坚持私生活和艺术、人类体面而尊严的生活的权利，反对那些新的解放者不切实际的平等主义信条。他担心权威会以空洞的抽象概念的名义，对个人进行奴役、压制和压迫。他对那些无所不包的历史观深表怀疑，它们声称将来能够建立一种符合人性的理想秩序，它的实现将证明现在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牺牲是值得的。他和施蒂纳一样，相信不应把个人供上抽象观念的祭坛，不管它被冠以什么名称：进步、正义、人道、国家、民族、历史本身，或任何虚幻的形而上学实体。他至少是个心存疑虑的理性主义者，无法让自己相信存在着符合不变规律的固定人性。他的世界观的核心是，他相信人类不断出现的基本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人类只能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下尽力而为，没有任何先验因素能够保证他们会最终获胜；人们为解决自己的时代和文化中的问题所做的努力，也会使他们自身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出一些新的人和问题；因此，人们未来的问题和需要，解决和满足它们的办法，从原则上说是无法预知的，提前制定更是无从谈起；最后，在定义人性时无法解决的问题，还在于自由意志、选择、意图、努力和斗争这些概念，总是会给人类的完善开辟难以预见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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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56 在赫尔岑看来，选择的痛苦是无可避免的。在一个并无理性秩序而是混乱无序、有着难以预料的变化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价值或普遍理想。在不同价值之间做出的选择是一种绝对的选择。也就是说，以有关人类需要和价值的客观模式的归纳性知识为根据，对这种选择做出类似于普遍适用的自然科学所提供的那种经验解释，是不可能的；根据一些有关真实的人性和人生目的的先验的、直觉的或神学的知识做出的演绎性论证，也是不可信的；因为它们都会使其内在意义消失：它是一种纯粹的选择。一个人出于自己的理由做出选择，而这些理由只属于他本人，归根到底也只由他对此负责。随着时间的推移，赫尔岑的立场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对于对任何想找出人类问题最终解决办法的努力的怀疑有增无减的一代人，就更是如此。伯林以极为细致和信任的态度捍卫这种立场，把它描绘成我们这个时代最健全和最成熟的哲学思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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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58 不过，这是否会导致伦理学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由赫尔岑所宣扬、伯林所提倡的这种激进的多元主义，是否会打破人类道德的统一性这一古老的观点？如果不存在一套全面的、普适的客观标准，是否只会导致价值无政府主义的后果？这是不是向一切可以想像的人类活动或行为敞开了大门，使它们都能获得道德目的的地位？这种一般态度能够提供什么手段，来防止譬如说第三帝国那些制度化的残忍和疯狂？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更严格地考察一下伯林的人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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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62 伯林认为决定着道德、政治、社会甚至认识论学说的人性观是什么？在伯林就这个重要问题所做的全部陈述中，始终贯穿着若干假设。首先，对于人的真实本性，它的表现、潜在需要和能力，它的可变性和自我发展的范围，在不存在任何不变的、终极的、神启的或具有演绎或经验证据的知识的情况下，我们会接受一种有关人是什么的最低限度的解释，以便不至于预先排除出现全新的、不可预测的生活和自我完善的形态的可能性（甚至是极大的可能性），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也由此得以扩展。因为如果说他这些论述观念史的文章揭示了什么的话，它们所揭示的就是，新的、更丰富更深刻的集体自我认识的形式，人是什么以及能够成为什么的认识形式，事实上是来自人与人——集体的和个体的——以及人与自己的过去、与其他民族和文化、与他们的物质环境的历史交往。正如这些文章所示，这个过程的发生并不遵照一套先验的原则，或遵循着可以发现的经验规律：它是一个分化出各种新方向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它并无一定之规，兴衰无常，有时充满了暴力，无法提前预知，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保证它继续存在或按既定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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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64 但是这个过程并非毫无章法、混乱不堪，也不是全然缺乏合理的意义。这是因为，既然它反映着在某些重要方面和我们完全一样的、有感情的理性动物在遇到自己整个环境中的问题并设想解决办法时做出的合理反应，我们就能够从维柯最早认识到并做了具体表述的那种特殊意义上，进入和理解这一过程。进一步说，既然我们对人及其本性的认识或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不断探索和追寻的产物，是更恰当、更深入的新人性模式缓慢而不可预测的发展的产物，因此这些深入探讨和评价对我们核心人类观点的各种划时代补充的文章，可以说是为一种经验的、开放的和反教条主义的有关现代西方人的现象学，做出的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贡献。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伯林不会喜欢这种有着强烈黑格尔主义色彩的说法，然而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为寻求自我理解做出的贡献的特殊性质，它在一个和他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思想家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他当然反对黑格尔的历史观，即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有着逻辑必然性的过程，经过预先注定的各个阶段，向着一个终极合理的目标发展，人类的一切利益、能力和价值终将和谐共存。对于黑格尔的道德目的观点，他也有着同样的对立态度，这种观点认为，道德目的是一个可以用演绎方式发现的行动原理和规则的体系，它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理性为人们所规定的，它不考虑行动者的非理性、盲目性或不成熟性。然而，他同时也强调了有着黑格尔主义本质的三种观点。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一再说，黑格尔以其充满想像力的才华，证明了思想和文化史是解放性观念的一种不断变化的模式，这些观念形成了普遍的态度和世界观，它们最终会变得陈旧过时；它们对有着自我意识的人的生活经验的不恰当性变得越来越明显，直到人们终于感到它们是束缚人的桎梏，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打破。使人摆脱束缚的新观念出现了，它们形成了更令人满意的新的普遍观点，而它们又会逐渐变成精神的牢笼。此外，伯林的观念史著作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他似乎持有一种准黑格尔主义的观点，认为历史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理智成长和自我纠正的过程——一个集体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明、社会、发展、成长、野蛮和成熟这些概念，对理解人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所揭示的人性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有着某种不变而普遍的本质，而是在时间中不断变化和成长的。最后，与这种思想以及维柯的许多言论密切相关的是，伯林特别强调的一种观点是，存在着一种利用想像力得出历史判断的特殊能力，它不同于通过演绎和归纳方法获得的技巧，借助于它，天才的史学家能够知道，在一种文化或文明的特定发展时期或阶段，什么事情不会相伴而生，什么事情能够发生或不能发生——从理论上说不能发生。正是这种能力，赋予了这些典型的社会——历史观点以意义，使它们或是被视为时代错置，或是被当做正常的、典型的观点，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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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66 因此，伯林并不是一个譬如说像施宾格勒或韦斯特马克那样的文化相对主义者。这些相对主义者坚持一个时代或文明与另一些时代或文明必然全无相通之处。伯林和他们不同，他相信人们有可能通过学习和想像，进入并理解与他们相距遥远的另一些文化和时代。伯林也不是主观主义者——他相信从对每个社会的生活和活动的理解中得出的客观的判断标准；这些价值构成了历史客观结构的内容，发现和理解它们，需要受正确学术规范所驾驭的想像力；假如它们适合环境，适应一个既定社会的本能，不自我损毁或与极少量的基本价值发生冲突——不承认这些价值，将导致对相关的行为者是人这个事实的否定——那么对它们便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因此伯林也不是道德相对主义者。他经常宣布，在行为中对至少是极少量道德规范的过大偏离，将导致对行动者的人性的否定。他说，“显然，认识普遍——或几乎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的能力，进入了我们对‘人’、‘理性的’、‘健全的’、‘自然的’这些基本概念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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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268 假如伯林有一种本体论，它也只能是这样一种信念：绝对不可否认其存在，而且我们对其有着最直接和无法消除的知识的事物，就是特定环境中的人类——我们自己和另一些人，也即是具体的、个别的、独特的和自我定向的，在不同程度上负责的和自由的人，拥有由各种思想感情构成的内心生活，自觉地提出目标和原则，并在我们的外在生活中追求它们；企图把这一切简化成不易理解的自然科学的概念和定律——因为它们仅仅是因果论的和统计学的——或是把它们变成任何形而上学的、目的论的或机械论的抽象体系中的功能因素，无论从实际的目的考虑这样做多么方便易行，它终究否定了所有人都直接而极其生动地了解的有关他们自己的太多实情，而且往往会限制、阻碍和摧残它们，对于由此造成的后果，这些文章已阐述得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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