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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想要恢复短命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人来说，今天看来他显然只是个见利忘义，对任何主子来说都靠不住的小人，他为了得到梅迪奇家族的宠幸，曾徒劳地向他们献媚。乔治·萨拜因在其著名的教科书中59将他视为反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者，他是休谟或波普尔之前的休谟和波普尔，他摆脱了蒙昧主义、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各种先入之见。在葛兰西60看来，他首先是一名革命性的创新者，他将矛头直指腐败的封建贵族和教皇制度及其雇佣军：他的《君主论》是一部预示着新的进步势力实行专政的神话：群众终将承担的角色，要求出现新的现实主义政治领袖的需要——《君主论》是“集体意志”霸权（hegemony）的“拟人化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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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布克哈特61和梅尼克62一样，弗里德里希63和辛格莱顿64也认为，他提出了一种国家是一件艺术品的认识，那些追求或维护人类合作的伟人，其地位同以美为目的、基本素质就是对材料的理解力的艺术家一样——他们是人的塑造者，正像雕塑家之于大理石和黏土的关系。65根据这种观点，政治学脱离了伦理学而同美学相近。辛格莱顿认为，马基雅维利的原创力包含在他这样的观点中：政治行为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创制”（Mak-ing）的一种形式，其目的是一种非道德的人工制品，它属于外在于人的美或实用的目标（在这里是对人类事务的某种具体安排），而不是“做”（doing）（如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所说），它的目的是相互间的和道德的，不是创造一个客体，而是创造一种具体的生活或存在方式——正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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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把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分道扬镳归功于马基雅维利，就此而言，它和维拉里、克罗齐等人的观点相去不远。辛格莱顿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观念转移到技艺的领域，认为那是同道德无关的事情。克罗齐赋予它独立的地位：为政治而政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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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少就他作为政治思想家而言，大多数伊丽莎白时代的人，那些剧作家和学者所持的观点，依然是最普遍的看法。他们认为他是个魔鬼附体的人，要把好人引向毁灭。他是个大颠覆家，恶行的传授者，le docteur de la scélératesse（恶毒行为的博士），圣巴托罗缪前夜的教唆者，埃古（莎士比亚《奥赛罗》一剧中阴险毒辣的人物）的原型。这就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提及达四百多处的那个“嗜血成性的马基雅维尔”。66他的名字给更古老的“恶棍老尼克”（Old Nick）形象增加了新的内容。对于耶稣会士来说，他是“魔鬼的犯罪搭档”，“可耻的作家和无信仰的人”，《君主论》，用伯特兰·罗素的话说，是“恶棍的手册”[与此相对，墨索里尼将它称为“政治家的vade mecum（袖珍指南）”，这一观点大概也由另一些国家的首脑们暗中分享]。这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真蒂莱和奥特芒、枢机主教波尔、博丹和腓特烈大王的共同观点，许多反马基雅维利的作者也追随之，其中最晚近者有马利坦67和施特劳斯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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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评判之间的分歧竟如此严重，这乍看上去确实有些令人不解。69还有哪位思想家，会向他的思想的研究者呈现出如此多样的面孔？还有哪位作者——他甚至不是公认的哲学家——会让读者在理解其意图上产生如此深刻而广泛的分歧？不过我必须再说一遍，马基雅维利的文笔并不晦涩，几乎他的所有解释者都赞扬他那简洁、直率而清晰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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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东西使这样多的人着迷呢？让我来谈谈一些显而易见的答案。毫无疑问，发现这样一位思想家，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我们一直被教导应视为常规的知识前提如此不屑一顾，这的确会让人感到吃惊。马基雅维利很少提到自然法，而在他之前和身后的好几十年里，无论基督教徒还是异教徒，无论目的论者还是唯物论者，或法理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自然法（或者是它的许多变种）是他们在讨论他所思考的题目时都要依据的基本范畴。他当然不是哲学家或法学家，但他是一位政治学专家，也是博览群书的文人。到了他那个时代，旧的斯多噶——基督教信仰在意大利的影响力已今非昔比，尤其是在早期人文主义者中间。此外，马基雅维里要让自己以一种新的方式，对社会中人的行为加以概括，他或许希望，即使不去明确驳斥或否定，至少也要做到看透某些他清醒地认识到已使那么多人陷入灾难的假说。总之，他告诉我们，他在走一条前人从未涉足的道路。就他而言，这不仅仅是陈词滥调：对于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在表达自己的看法时习以为常的概念和范畴——常规性的套话——他完全视若无睹，这一事实确实有些不同寻常。真蒂莱在《反马基雅维利》一书中，也正是为此而指责他。在他之前只有马西里奥敢这样做：菲格斯70认为这是同过去的一次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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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心理学和神学——罪恶、美德、救赎、得救——的缺席，无需引起惊奇：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几乎没人用这样的语言说话。中世纪的遗产已气息奄奄。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也失去了踪迹；他不提任何理想制度，不提任何关于人在自然的伟大的存在之链中的位置的学说，而文艺复兴的思想家对此是有着深切关怀的，譬如菲齐诺、皮科或波乔，实际上都将这种学说视为当然。在这里，不存在波普尔称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思想，即一种先验的确定性，它直接向理性或本能揭示出，人或社会群体在追求上帝或自然植入他们心中的目标时向着某些方向不可改变地发展。方法和语气都是经验的。甚至马基雅维利的历史循环论也不是以形而上学的语言表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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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宗教，在他看来也仅仅是一件社会不可缺少的工具，主要起着粘合剂的功能。宗教有无价值，判断的标准是它能否起到促进稳定和团结的作用——他先于圣西门和涂尔干，强调了宗教的社会学重要性。伟大的宗教创立者，也在他大加赞赏的人物之列。某些宗教变种（例如罗马异教）是有益于社会的，因为它们使这些社会强大或生机勃勃；另一些则相反（如基督教的谦卑和厌世），引起社会的衰败或解体。宗教纽带的衰弱只是普遍堕落和腐败的一部分：宗教没有必要建立在真理上，它只需对社会有用即可。71因此他崇敬那些为其社会奠定了稳固精神基础的人——摩西、努马、利库尔戈斯。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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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上帝和神律的严肃假设。不论我们这位作者的个人信仰如何，一个无神论者完全可以从知识的满足这方面去阅读马基雅维利。这里没有对权威或传统的虔诚，对个人良知的作用或任何其他形而上学或神学问题也毫无兴趣。他所承认的自由只有政治自由，免于专横暴君统治的自由，即共和主义，以及一个国家不受其他国家（或者说城邦或祖国，因为此时的“国家”尚未成熟）控制的自由。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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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或非政治机构（无论其是圣是俗）的权利或责任这类概念是没有的——绝对集权（即或不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需要是理所当然的。几乎不存在丝毫历史感：普天之下，无论何时，人都是非常相似的，对古人有用的东西——他们的医学原理、兵法和治国术——肯定也对现代人有用。传统的价值主要在于它是社会稳定的一个来源。既然并不存在由造物主推动的来自遥远天国的事物，既然没有关于社会或个人的柏拉图式的理想，当然也就不会有进步的概念，无论它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他假定，古典时代的幸福，依靠足够的知识和意志，依靠领袖的virtù（才智），依靠受过适当训练、勇敢且得到巧妙引导的公民，便可加以恢复（如果命运不是过于残酷的话）。没有提到不可改变的事物进程，无论是fortuna（命运）还是necessit N（必然性），都不能支配整个存在；不存在人们因为忽视或否认而无可避免地陷入灾难的绝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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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样的自由甚至摆脱了非常世俗化的人文主义者——如艾吉迪奥和蓬塔诺，更不用说更早的那些“君王宝鉴”的作者——著作中遗留的传统历史形而上学，再加上马基雅维利一贯只关心自己那个时代具体的实践问题，对于即将来临的科学革命没有丝毫神秘的预感，这一切赋予了他十分现代的气质。不过，从那时直到今天，一直使他的读者深感不安和惊恐的，显然不是这些特点。梅尼克写道：“马基雅维利的学说，是一柄刺入西方人政治学躯体的利剑，使它哀号，使它和自己开战。”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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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中，是什么东西这样具有颠覆性，梅尼克所说的“短剑”和“难以愈合的伤口”是指什么？受到马利坦严辞斥责的“人类实践理性遭到的最粗暴的肢解”75又是指什么？在这几百年里如此撼人心魄的，如果不是马基雅维利（冷酷但谈不上原创性）的现实主义，也不是他的（较具原创性，但在十八世纪已广为传播的）经验主义，那么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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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没有，”他的一位评论家说76，）“《君主论》不过是一本统治和统治者类型的花名册，是维护他们存在的方法汇编。如此而已。”它所激起的所有“感情和争论”，显然是由于对这本特别清楚且道德中立的文献几乎普遍存在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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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到这些不太普遍的观点，是为公平起见。至于我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我在（以无论多么简洁和过于简单化的方式）说出它来之前先讲明我相信他具有什么样的正面信念，会变得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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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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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西塞罗和李维等胸中始终怀有理想的罗马作家一样，马基雅维利相信，人——当然是杰出的人——所追求的成就与荣耀，是来自通过共同努力创立并维护一个强大而治理良好的社会整体。只有那些了解有关事实的人，才有能力成就这样的事业。如果你犯下错误，生活在幻觉的状态中，那么你必定无所做为，因为对现实的误解，或更糟的是，无视或蔑视现实，令你终将难逃失败的厄运。我们得首先了解自己，然后也了解我们所要对付的事物的性质，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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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获得这样的知识。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它们主要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最好的知识来源，莫过于把对当代现实的机敏观察，同从以往最出色的观察家，特别是古代的伟大头脑，那些（如他在给维托利的著名的信中所说）他摆脱日常琐务而努力与其为伴的圣贤那儿得到的无论什么智慧结合起来；这些高贵的灵魂以慈悲心肠对他诚心相待，为他的问题提供着答案。正是这些人，教导他知道了人需要一个坚定而有效能的公民政府。不同的人追求不同的目标，每一种追求都需要适当的技巧。雕塑家、医生、军人、建筑师、政治家、情人和冒险家，各有各的追求，为了让他们各得其所，就需要政府，因为并不存在一只隐藏的手，使所有这些人类活动自然地和谐相处（这种观点在马基雅维利的故乡及其时代是非常典型的）。人需要统治者，因为需要有人对受着不同利益支配的人类群体发号施令，带给他们安全和稳定，尤其是抵御外敌，建立社会组织，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使人们满足各自的需要和抱负。除非他们在个人和社会两方面都保持健康，他们绝不可能达到这些目的。只有适当的教育能够使他们在体力和精神上生气勃勃，志向远大并干劲十足，在追求秩序、权力、荣耀和成功上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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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毫不怀疑，关于事实和对待事实的方式，君主和其臣民在看法上或有不同，但统治技巧确实是存在的：这是个角度问题，“正如那些绘制山川画的人，为了考察山峦的性质便要置身于平原，而为了考察平原的性质便要让自己高踞山巅”77。确定无疑的是，必须有一只坚毅的手去把握舵盘，国家之船才不会倾覆。人类社会必须受胜任的行家引导，才不会分崩离析，陷入混乱龌龊的境地。虽然马基雅维利本人有理由偏爱自由和共和制度，但对于一个虚弱的共和国来说，强有力的君主（瓦伦蒂诺大公，甚至某个梅迪齐——如果他的要求带有任何诚意的话）更为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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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和后来的斯多噶学派对这一切都会表示赞同。不过，从这样一个事实——即存在着统治术这种东西，它对于人们所追求的目标来说不可或缺——并不能就因此认为，马基雅维利不关心这种技艺的实际用途，仅仅是以道德中立、wertfrei（价值中立）的立场写了一本科学的政治“指导”手册。因为他表露自己的意图实在太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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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人们必须研究自己的专业一样，他们也必须研究自己的行为。有关统治者必须应付的人类事务的知识，在获取上并无先验的途径可循。一种不变的人性无疑是存在的，它对变动的环境做出反应的范围是可以确定的（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没有迹象表明，他认为个人或社会作为一个可以自我转化的实体，是在系统地进化着）。人们只能靠经验观察去得到这些知识。人的真实面貌，并不像那些将他们理想化的人——基督教徒或其他一些空想家——说的那样，也不像那些要人们变得与事实大相径庭，并说他们一成不变、无可救药的人所言。在他看来，人们（至少是他的那些他为其写作并作为他的描述对象的同胞）大部分是“忘恩负义和变化无常的，他们虚伪、懦弱、贪婪……既狂妄又下贱，他们出自天性的冲动是，在事业发达时傲慢无礼，一旦身陷逆境，又会奴颜婢膝”78。他们对自由漠不关心——这个字眼对于他们意味着比现实更多的东西；他们将它置于安全、财产或报复欲之下，而这些都是统治者能在一个合理的程度上提供的。人很容易腐化，很难改掉恶习，他们对畏惧和爱，对残暴的汉尼拔和公正而仁慈的西庇奥都会做出反应。如果这些情感不能结合在一起，畏惧便更为可靠，如果它并不总是转化为仇恨，使臣民必须向其统治者表达的尊敬遭到破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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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社会就是一个不同群体之间和他们内部进行争斗的战场。这些争斗只能通过审慎的刚柔相济加以控制。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就像医学、建筑或兵法一样，只要我们考察一下我们所了解的最成功的社会，即古典时代的社会的实践（和学说），即可对所需技巧做到系统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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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的学说肯定不是建立在十七世纪的科学的基础上。他生活的时代要早于伽利略和培根一百年，他的方法是一个由经验之谈、观察、历史知识和一般的机敏组成的大杂烩，很像是前科学世界的经验医学。他满脑子都是各种箴言、有用的警句、实践心得、漫无边际的思考，尤其是历史类比，尽管他声称要去发现一般规律，即永远有效的regole generali（普遍法则）。同当时正变得十分普遍的历史类型分析（圭恰尔迪尼堪称大师）相比，他更看重的是（像巴特菲尔德和拉马特最近指出的那样）古代世界某个成败的例子，或是某位古代作家的一句惊人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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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告诫人们，在观察人时，一定要防备那些不实事求是看待他们的人，不要透过希望和向往、爱与恨的有色眼镜，用要他们如何如何的理想化模式去观察他们，却不管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实情。真诚的改革家，无论他们如何看重自己的理想，如佛罗伦萨共和国可贵的领袖、马基雅维利为其奉职的索德利尼，或更具天赋的萨伏那洛拉（他对此人的态度非常摇摆不定），却给别人造成损害和毁灭，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将应然代替了实然，因为他们在某些问题上陷入了非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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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性质大不相同的人。萨伏那洛拉意志坚强，而索德利尼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是个小心眼和优柔寡断的人。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对如何运用权力理解不当。在关键时刻，他们都暴露出在政治上欠缺sense of verit N effettuale（实效感），对实际起作用的因素、真正的权力所在和庞大军团的作用浑然不觉。马基雅维利的文章中经常包含着对不可靠的情报来源发出的警告，例如那些移民，他们的头脑受到了希望的歪曲，无法对事实得出客观的认识，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让歪曲视线的激情遮蔽了自己的理性（这是人文主义者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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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些政治家走向毁灭，或将会使他们走向毁灭的是什么呢？十有八九是他们的理想。理想的错误何在？在于它们无法实现。如何知晓这一点？马基雅维利自称是一位一流的思想家，根据之一正在于此。马基雅维利对于他希望在人间看到其实现的社会，或者——如果对于一个十分具体务实的思想家，这听上去有些大而无当的话——他希望在自己的故乡甚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能看到其实现的社会，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知道这样的制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因为这种制度，或与此十分类似的制度，在意大利的历史上，或其他国家——例如瑞士，日耳曼人的城邦，或当时中央集权的大国——已经实现了。他不仅想在意大利建立或恢复这样的制度，并且如历史和观察所示，他在这种制度中看到了人们所能获得的最为可取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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