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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62 那么,是什么东西,使他的话和语气在读者中引起如此的颤栗呢?当然,这样的反应在他生前并没有出现,而是拖延了二十多年,但此后却成了一种持续而不断加强的恐惧。费希特、黑格尔和特累奇克“重新解释”了他的学说,将其吸收进他们自己的观点。但恐惧感并没有因此大为缓和。很明显,他所释放出的冲击力不是一时的,它几乎一直持续到我们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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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64 撇开当时为什么没有立刻出现批评这个历史问题不谈,让我们来谈谈自《君主论》被收入《禁书目录》四个多世纪以来,它在读者中持续引起的不安。在我看来,马基雅维利的论点的伟大原创性和其悲剧涵义,存在于它同基督教文明的关系之中。在罗马异教徒时代,按照异教徒的理想去生活毫无问题,但是在基督教已获胜一千多年以后,还来鼓吹异教文化,却是失去天真以后的明知故犯——它在强迫人们做出良心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痛苦的,因为它是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的选择。人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中间,拼死奋斗阻止它们发生冲突。马基雅维利选择了其中一个,他打算为此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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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66 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君主和共和主义者们杀戮、欺诈、背叛,犯下了按照一般的道德观不可宽恕的恶行。马基雅维利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没有否认这一点。111马西里奥、霍布斯、斯宾诺莎,以及按自己的方式说话的黑格尔和马克思,却都试图对此加以否认。许多“国家理由”的捍卫者、帝国主义者和民粹派、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都是如此。这些思想家赞成单一的道德体系,他们试图表明,既为这些行为正名又要求采取这些行为的道德,同一种绝对禁止这些行为的粗浅道德观的混乱伦理信仰,既是一致的,也是它的一种更理性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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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68 倘若从伟大社会目的角度看——这些(事实上邪恶的)行为是在伟大的社会目标名义下做出的——则它们看起来便不再是邪恶的,而是合理的了——它们是事物的本质,即共同的利益、人的真正目标或历史辩证法所要求的,只有那些看不到或不愿看到一个逻辑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或历史的模式的大阶段的人,才会谴责这样的行为;只有那些精神上的盲人和眼光短浅者,才会对它们做出错误的判断和斥责。往最坏处说,这些“罪行”也是更大的和谐所必需的杂音,因此对于那些听到这种和谐的人来说,它也不再是不和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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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70 马基雅维利不是所有这些抽象理论的捍卫者。他看不出有采用这种因果联系的必要。他不同寻常地诚实而清醒。如果你选择政治家的生涯,甚至选择公民的生活并且具备充分的公民意识,要让自己的国家尽可能成功和辉煌,你就要迫使自己放弃基督教徒的行为。112关于个人灵魂的幸福,若脱离社会政治环境而论,基督教徒的看法或许没错。然而国家的幸福却不同于个人的幸福,它们“受不同的方式支配”。你或许已做出自己的选择:惟一的罪行就是软弱、胆怯和愚钝,因为这会使你半途而废,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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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72 向流行的道德观妥协,会把事情搞糟,这永远是可鄙的行为,如果君王如此行事,则会把人们带向毁灭。目的“宽恕”手段,无论这些手段——即使按异教徒的道德标准——多么可怖,只要目的(按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西塞罗或李维的理想)足够高尚即可。布鲁图杀死自己的孩子是正确的:他拯救了罗马。索德利尼没有如此行事的愿望,佛罗伦萨因此遭难。在苦行、道德力量和腐败问题上夸夸其谈的萨伏那洛拉被消灭了,因为他没有认识到,绞架是解除了武装的先知不变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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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74 如果有人利用人们的信仰和爱也能取得正确的结果,那就尽量这样做吧。引起痛苦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摩西、罗慕路斯、忒修斯和居鲁士就是楷模,必须利用恐惧。马基雅维利身上并没有阴险的魔鬼崇拜,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罪人——为邪恶而邪恶——之类的品质。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名的质问:“这一切应当允许吗?”马基雅维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肯定是个无神论者)会回答说:“是的,假如目的——即在特定条件下对社会基本利益的追求——舍此方式就无法实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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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76 对于这一立场,某些表示无法同意马基雅维利的人历来有不恰当的理解。例如菲格斯就认为,他永久性地悬置了“全人类的habeas corpus act(人身保护法)”113,也就是说,他提倡恐怖主义手段,因为在他看来情况永远是严峻的、生死攸关的,结果他将日常政治原则同只在极端情况下才有必要的原则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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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78 其他人,大概也是他的大多数解释者,将他视为后来所谓“raison d’état”,“Staatsr!?son”,“ragion di stato”114的始作俑者,至少是这种理论的捍卫者,这一理论为特殊情况下代表国家采取的不道德行为进行辩护。不止一个学者曾十分合理地指出,生死攸关的处境需要不顾一切的手段——所谓“必然性不承认法律”——这种看法,不但可以在古代找到,同样也能在阿奎那、但丁以及贝拉米诺或马基雅维利之前很久的其他一些中世纪作家那儿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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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80 在我看来,这些类比来自一种对马基雅维利论点的深刻而又典型的误解。他并没有说,在情况正常时,通行的道德观——即基督教的或半基督教的伦理规范——应当占上风,但也会出现非常情况,这时,仅仅让这种规范发挥作用的整个社会结构,就会变得危若累卵;那些通常被视为邪恶因而理应禁止的行为作为应急之策就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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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82 这一立场是那些认为一切道德最终都取决于存在着某种组织的人所共有的立场,例如罗马天主教的教徒就认为,教会和教皇的存在是基督教不可缺少的条件,或者像民族主义者那样,在一个民族的政治权力中看到了精神生活的惟一来源。这些人坚信,在危难之际,为捍卫国家、教会或民族文化所必需的极端而“可怕的”手段就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组织的毁灭会给其他一切价值所不可缺少的结构造成致命的伤害。这就是天主教徒或新教徒或保守主义者都用来为一些令普通人胆战心惊的恶劣行径辩护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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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84 然而这不是马基雅维利的立场。对于raison d’état的捍卫者来说,这些措施的惟一理由是,它们属于非常措施——它们是维护一种制度所必要的,而这一制度的目的,却是要消除对这些可恶手段的需求,因此这些措施惟一的理由,就是它们会结束使其成为必要的环境。而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些措施本身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十分正常的。无可怀疑,它们只在极端需要时才可采取,但是政治生活倾向于造成大量这样的需要,即不同程度的“极端情况”。因此,胆怯地回避自己的政策之逻辑结果的巴格利奥尼,是个不适合进行统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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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86 raison d’état这一概念会引起令道德上优秀而敏感的人产生苦恼的价值冲突。公共生活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督教的原则(或任何个人的绝对价值)往往会成为它毫无必要的障碍。这种生活有自己的标准:它不需要无休无止的恐怖,但它赞成,或至少是同意,在促进政治社会的目标时需要运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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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88 在我看来,沃林似乎是正确的。115他主张,马基雅维利相信一种永久的“暴力经济”——有必要让暴力总是处在背景之中,以便使事情保持这种状态,使他以及他喜爱的那些古典思想家所赞赏的美德,能够得到保护和发扬光大。在这种暴力或其可能性得到正确运用的共同体中成长起来的人,会过上最美好时期的希腊人或罗马人那样的幸福生活。他们将享有生命力、天才、多样性、高傲、权力和成功(马基雅维利总是很少谈到艺术或科学);但是从任何明确的意义上说,它也不是一个基督教王国。这种环境所引起的道德冲突,只会困扰那些两种价值都不想放弃的人,即那些以为两种无法调和的生活其实可以共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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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90 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正统的道德要求几乎不值得讨论——它们根本无法转化为社会实践:“假如人皆善良……”事情就会有所不同,但是他感到有把握的是,人的改善根本不可能达到使权力的考虑变得无关紧要的地步。既然道德涉及到人的行为,而人由天性所定是社会的,基督教的道德就不能成为正常社会存在的指南。这有待于某个人来宣布,马基雅维利便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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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92 人们必须做出选择: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要放弃另一种。这是问题的关键。假如马基雅维利是正确的,假如从原则上说(或事实就是如此;两者的界线似乎是模糊不清的)不可能做到既符合一般欧洲人的伦理学、特别是基督教伦理学所设想的那种道德优秀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同时又能建立起斯巴达、伯里克利的雅典、共和国的罗马甚至安东尼的罗马,由此便可得出一个最重要结论:从原则上说,如下信念是不现实的:对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可以找到一个正确的、客观上有效的解决方法。这是一个真正“令人震怵的”命题。让我来尝试一下,将它纳入它的适当背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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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94 西方政治思想最深刻的假定之一,是一个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极少受到质疑的信条:存在着某个惟一的原则,它不仅规定着日月星辰的运行,而且为所有的生物决定了正确的行为。一切种类的动物和低级的理性生物都本能地遵循着这一原则;更高一级的生物做到了对它有所意识,获得了放弃的自由,但这样做只会使他们毁灭。自柏拉图以来,这种信条以这样或那样的表述方式,一向支配着欧洲人的思想。它有多种形式,产生过许多直喻或比喻,其中心是一种与人无关的自然、理性、宇宙目的的观念,或一个以其力量为一切事物和生物规定了特定功用的造物神的观念;这些功用都是一个和谐整体中的因素,并且只有根据这一整体才是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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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96 这个信条常常用取自建筑的图景加以表达:一座各部分都以特有方式适应整个结构的大厦;或取自人体的比喻:一个完美的有机整体;或取自社会生活:一个巨大的等级结构,上帝则是处在两个平行系统——封建秩序和自然秩序——之顶端的ens realissimum(真实的实在),万物皆是由它扩展而来,又都归结于它,都要服从它的意志。或者它被视为一个巨大的存在之链,柏拉图——基督教关于“世界生命之树”(Ygdrasil)的比喻,将时间和空间及其所包含的一切联系在一起。或者,用取自音乐的比喻来表述:一个管弦乐队,其中每件乐器或每个乐器组音色各异,按照无限丰富的交响乐谱演奏。十七世纪之后,当和谐的象征代替了多种声音的形象时,乐器也不再被认为是演奏特定的旋律,而是将发出的声音贡献于一个整体模式,对于它,只有从更高的角度才能理解,而任何一组演奏家对自己发出的声音,有可能完全莫名其妙(如果孤立地听,甚至是极不和谐或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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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598 世界和人类社会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单一结构的观点,是许许多多不同的自然法学说的根源——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和谐论、柏拉图的形式逻辑阶梯、亚里士多德的生成逻辑模式、斯多噶学派和基督教会及其世俗化后裔的神性的逻各斯。自然科学的进步使这一景象出现了更多从经验上进行理解的观点以及拟人化的比喻:调节冲突倾向的大自然母亲(Dame Nature,如休谟和亚当·斯密的著作),传授获得幸福之最佳途径的大自然女教师(Mistress Nature,如某些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作品),体现在有机社会整体的实际风俗习惯中的大自然。生物学的、美学的、心理学的比喻,都反应着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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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600 这种统一的一元论模式,是传统理性主义的核心,无论它是宗教的、无神论的、形而上学的、科学的、先验的或自然主义的,这一直就是西方文明的特征。正是这块为西方人的信仰和生活提供了基础的岩石,事实上被马基雅维利打破了。这样一次大颠覆的行为,当然不能归因于单独一个人的行动。若是社会和道德秩序稳定,它也很难找到立足之地。除他之外的许多人,古代的怀疑派,中世纪的唯名论者和现世论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无疑都贡献了他们的一份力量。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指出,正是马基雅维利点燃了致命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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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602 如果说,提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这种问题,是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那就必须能够做出正确的回答。声称在行为方面存在着合理性,等于声称有关这一问题的正确而最终的解答,从原则上说是可以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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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604 早先的时代,在讨论这些解答时一般都假定,完美的社会,至少其轮廓,是可以设想的;若不是这样,又用什么标准来指责现存的状态不完美呢?它在此地,在俗世,可能是无法实现的。人们太无知,太软弱,或太堕落,因此无法建立这样的社会。或者(《君主论》之后那个世纪的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说缺乏技术手段,尚未有人发现克服使人无法进入黄金时代的物质障碍的方法;我们在技术上、教养上或道德上的进步都不充分。但从来没有人说那个观念本身有什么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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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606 柏拉图和斯多噶学派,希伯来的先知和基督教的中世纪思想家,自莫尔以降的乌托邦作家,都有一种关于人们缺少什么的观点。他们声称有能力填平现实和理想之间的沟壑。但是,如果马基雅维利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传统——西方思想中居于核心位置的主流——便成了一派胡言。因为倘若他的立场正确,则连这样一个完美社会的概念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因为至少存在着两种美德——我们姑且称之为基督教的美德和异教的美德,它们不仅在实践中,而且从原则上说都是不可调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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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608 如果人们实践基督教的谦卑,他们便无缘受到古典时代的文化和宗教创立者们炽热野心的鼓舞;如果他们总将目光盯着来世,他们的头脑受到有关这种世界观的不实之辞的浸染,他们便不太可能在建设完美社会的努力中全力以赴。如果受苦、牺牲和殉道不是永恒的恶和无可逃脱的必然性,而是本身就包含着最高的价值,那么需要以勇气和激情来击败命运的光荣胜利,年轻人既不会取得,也不会认为值得争取。假如单纯精神上的美德就值得为之奋斗,那么,对必然性(即支配着自然和人类生活的规律)的研究——借助于这种研究,人们在艺术、科学和社会生活组织方面取得了闻所未闻的成就——究竟有多少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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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610 放弃追求世俗的目标,可以导致(社会)解体和新的野蛮。但即使如此,是否还会发生更坏的事情呢?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或这两位思想家之一同诡辩派、伊壁鸠鲁派以及第四世纪和其后的其他希腊学派之间,无论有什么不同,他们以及他们的门徒,欧洲的理性主义者和近代的经验主义者都同意,不为表象所蒙蔽,用心智去研究实在,便能揭示人们所追求的正确目的——这可以使人们获得自由、幸福、力量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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