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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抽象理想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的这种怀疑态度外，赫尔岑还说了一些更令人不安的话，他说出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在较为自由和文明的精英（他知道自己属于其中的一员）的人道主义价值同无声无息的广大群众的实际需要、愿望和利益之间，存在着不断扩大而难以填平的鸿沟。这些群众在西方仍然十分野蛮，在俄国或亚洲的平原上就更是如此。旧世界显然已经摇摇欲坠，而且它也应当覆灭。它将被它的牺牲者——对他们的主子的艺术和科学毫不关心的奴隶——所摧毁；事实上，赫尔岑还在问：他们何必关心这种事情？难道它不是以他们的痛苦和低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吗？这些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新野蛮人，对建立在他们父辈骸骨上的旧世界，怀着理所当然的仇恨，会把他们的压迫者的大厦，连同西方文明中那些最崇高最美丽的东西，连根掀翻。这场灾变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公正的，因为这种在其受益者眼里既高贵又有价值的文明，给人类的绝大多数除了带来苦难和毫无意义的生活之外，没有带来任何东西。然而他并没有妄言对于和他一样品尝丰盛的文明成果的人来说，以上理由使这种前景变得不再那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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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俄国和西方的评论家经常断言，赫尔岑在巴黎变成了一个热忱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失败使他幻灭，又产生出一种新的、更为悲观的现实主义。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充分的证据。258甚至在1847年，怀疑主义的迹象，尤其是对人类能够得到多大改造的悲观主义，以及对这些变革（无畏而聪明的革命者或改革家、他那些西化的俄国朋友眼里的理想形象）的更深层的怀疑——完成了这些变革，是否会导致一个更加公正和自由的制度，还是只会导致新的主子对新的奴隶的统治呢？——不祥的征兆在大崩溃之前就能听到了。不过，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个信心坚定和极为乐观的革命者。意大利和法国工人的叛乱及其受到残酷镇压的场景，终身萦绕于赫尔岑的脑际。他对1848-1849年事件，尤其是对巴黎7月暴动的第一手描述，堪称“贯彻着信仰的”历史和社会学文献的杰作。他对这些起义中的人物描写以及对他们的思考也是如此。这些文章和书信大多仍然没有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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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既不能也不愿回到俄国。他成了一名瑞士公民，除了革命的灾难之外，他又经历了一场个人的悲剧：他最亲密的新朋友之一，同时也是马克思和瓦格纳的朋友，海涅半嘲讽地称为德国革命的“铁云雀”的激进德国诗人格奥尔格·赫尔维格，勾引走了他深爱的妻子。赫尔岑对爱情、友谊、性别平等，以及资产阶级道德观念的不合理性，持有一种进步的、有点像雪莱式的观点，在这场危机中受到考验，并且因此而破碎了。他几乎因为悲痛和嫉妒而陷入疯狂：他的爱情，他的虚荣心，他对全部人类关系之基础的更深层的假设，经受了致命的打击，此后他再没有从这场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他做了几乎没有人曾经做过的事情：他细致入微地记述自己的愤怒，他和自己的妻子、和赫尔维格及其妻子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每一步，仿佛这些都是他记忆中的往事；他记下他们之间的每一次谈话，每一时刻的愤怒、失望、冲动、爱、希望、忿恨、轻蔑和痛苦的自暴自弃。他自己的道德和心理状态的每一种色调和细微变化，都变得十分鲜明，其背景则是由流亡者和阴谋家组成的世界里的一种公共生活，他们有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俄国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在一个人生舞台上来去匆匆，而他总是处在这个舞台的中心，是它的一个不能自拔的悲剧英雄。他的记录并没有失去平衡——没有显而易见的歪曲——但仍然是彻头彻尾自我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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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终其一生对外部世界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很有分寸感，但这种认识的手段却是他本人的浪漫化的人格，以及他的个人世界中那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不健全的自我。他的痛苦不管多么强烈，他对自己的悲惨遭遇依然能够保持充分的艺术化的控制，而且在写作时也是如此。大概正是这种反映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的艺术化的自我主义，要对娜塔丽的压抑感和他在讲述发生的事情时缺少节制负部分责任：赫尔岑完全想当然地认为读者具有理解力，甚至认为他们对他本人即作者的精神和感情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有着不加区分的兴趣。娜塔丽的信件以及她不顾一切地逃到赫尔维格身边，便说明了赫尔岑自以为是的盲目性给她的脆弱而又热情的性格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破坏性影响。我们对娜塔丽和赫尔维格的关系所知不多，她同他也许只有性爱，而他也一样。信件中夸张的文学语言所掩盖的，要多于它们所暴露的。但是她显然感到自己不幸福，难以自拔地受到情人的吸引。就算赫尔岑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对它的理解也是模模糊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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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像对待黑格尔或乔治·桑的思想一样，去占有同他最亲近的人的感情，也就是说，他把自己需要的拿过来，把它注入自己的经验激流之中。他慷慨地让别人分享他的经历，但这是出于他对个人自由和个人生活与个人关系的绝对价值深切的、毕生持有的信念，他很少能够理解或宽容自己身边完全独立的人物。他仔细描述自己的痛苦，极为详尽和准确，他从不自我宽恕，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但并不伤感，而且表现出不可救药的自我专注。这是一份令人悲痛的文献。他生前并没把这个故事完全公之于众，如今它却构成了他的回忆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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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表现——说出自己的话的需要，或许还有得到其他人、得到俄国和欧洲承认的愿望，是赫尔岑天性中的第一需要。因此，甚至在他生命中这段最黑暗的时期，他仍然用各种语言源源不断地写了大量有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书信和文章；他尽力使蒲鲁东保持干劲，他同瑞士的激进派和俄国的流亡者保持书信往来，他广泛地阅读，做笔记，了解各种思想，参与辩论，作为一名政论家和左派及革命事业的积极支持者不懈地工作着。没过多久，娜塔丽便回到了尼斯他的身边，但很快就在他的怀中去世。就在她死前不久，他的母亲和他的一个聋哑儿子乘坐的一艘从马赛开出的船在暴风雨中沉没。他们的尸体没有找到。他的生活到达了最黑暗的谷底。他离开尼斯，离开了那个因为和许多人的友情把他同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意大利、法国和波兰的革命者组成的小圈子，和他的三个儿子一起去了英国。美国距离太远，而且在他看来也许也太单调了。英国离他在政治和个人生活中遭遇失败的地点，也许已经足够远了，但它仍然属于欧洲。那时这个国家对待政治流亡者最宽宏大量，对各种怪异的思想开明而宽容，或是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她为自己的公民自由以及她对外国压迫的受害者的同情心而骄傲。他在1851年到达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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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儿子在伦敦四处串门，游览郊区。在尼古拉一世的去世使他最亲密的朋友奥加廖夫得以离开俄国时，他也来到伦敦他的身边。他们一起成立了一家出版社，开始出版一份名为《北极星》的俄语杂志，这是第一份完全致力于毫不妥协地反抗沙皇俄国政权的机关刊物。《往事与随想》最初的几章就发表在这上面。对可怕的1848-1851年的记忆困扰着赫尔岑的思绪，毒化着他的血流：显然，让这段痛苦的往事有个了断，放松精神，成了不可缺少的心理需要。这就是他要写的回忆录的第一部分。生活在冷淡的陌生人中间难以言表的孤独感，259同时政治上的反动势力似乎吞噬了整个世界，没有留下任何希望，于是回首往事便成了对抗这种状况的鸦片。他不知不觉地沉湎于往事，在其中越陷越深，并且发现这已经成了他的自由和力量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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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他以《大卫·科波菲尔》为类比的这本书的写作背景。260他在1852年的最后几个月开始动笔，写作过程时断时续。前三部分大概完成于1853年末。1854年，他题名为《监禁与流放》的一个选本用英语出版（这个标题也许是受了西尔维奥·佩里科的《我的监狱》的启发）。它立刻大获成功；受此鼓舞，他继续写作。到1855年春天，他已完成了前四部分，并于1857年一起出版。他对第四部分进行修改，为它增加了几章新的内容，并着手写第五部分。他在1858年完成了第六部分的大部分内容。记述其私生活的内容——他的爱情和婚后最初几年的生活——写于1857年：直到这时他才能够让自己回忆这些事情。此后是七年的中断。在1860至1864年期间，他在伦敦发表了一些单独成篇的文章，例如讨论罗伯特·欧文、演员什切普金、画家伊万诺夫和加里波第（《卡米西亚的俄国人》）的各篇。这些文章虽然通常也被放在他的回忆录中，但当初他并没有这样的意图。前四部分的第一个完整版本出版于1861年。最后几部分——第八部分和第七部分的绝大多数内容——写于1865-18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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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有意没有发表其中的一些内容：他的个人悲剧的细节是在死后才出版的。生前他只发表了题为“海洋之夜”这一章的一部分。他还删去了他在维雅特卡同麦德维捷娃以及他在莫斯科同农奴姑娘卡特琳娜的故事——他向娜塔丽坦白这些事情，给他们的关系造成了第一道阴影，而且此后这道阴影再也没有完全消失。他生前无法忍受这些事被形诸文字。他也省略了“德国移民”的一章，其中包括他对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无所顾忌的评论，以及对他在俄国激进派中的某些老友的消遣性和讽刺性的记述。他对公开揭露革命者家丑的做法有着真诚的厌恶，明确表示他不会拿盟友开玩笑以供他们共同的敌人取乐。这本回忆录的第一个权威版本是由米哈伊尔·莱姆克编的第一部赫尔岑全集，它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前开始出版，并在革命后的几年内出齐。最完整的版本是把赫尔岑著作搜罗一尽的全集，它堪称苏联学术一座漂亮的里程碑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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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回忆录构成了与赫尔岑的主要活动——革命派记者的工作，他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生——联系在一起的一幅生动但残缺不全的背景。它的大多数内容，都曾发表于国外出版的所有俄语杂志中最著名的杂志《钟声》上，这是赫尔岑和奥加廖夫从1857年到1867年先在伦敦，后来在日内瓦编辑的一份杂志，上面印有“Vivos voco”（唤醒生命）这句箴言（来自席勒）。《钟声》取得过巨大的成功。它是第一份有系统地从事反对俄国独裁制度的革命宣传的杂志，在写作风格上融知识、真诚和明白晓畅于一体。它不但把俄国和俄国殖民地的人，而且把波兰人和另一些受压迫民族的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它通过秘密渠道传入俄国，国家的高官都定期阅读它，据说甚至包括沙皇本人。赫尔岑利用从秘密通信和私人消息获得的大量信息，讲述俄国官僚的种种劣迹，揭露具体的丑闻——各种行贿案、司法腐败、官员和大人物的专横与虚伪。《钟声》指名道姓，提供书面证据，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揭露俄罗斯生活的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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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游客为了一睹这位反对沙皇的神秘领袖而造访伦敦。在希望见他一面的众多访客中，包括俄罗斯帝国的将军、高官和皇室大臣。他们有些人是出于好奇，有些人是为了同他握手以表达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当俄国在克里米亚战败和尼古拉去世后，他在政治和文学上都达到了声誉的顶峰。赫尔岑公开呼吁262新沙皇解放农奴，“自上而下”发动大胆激进的变革，1858年在这方面采取了具体步骤之后，他对亚历山大二世所发的赞美以“噢！加利利人263，你终于胜利了！”为结语，264在俄罗斯内外都造成一种幻觉，以为一个新的自由时代终于露出曙光，在沙皇和反对者之间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理解甚至实际的合作。这种精神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但是赫尔岑的声誉高于在西方的所有其他俄国人：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他是所有真诚、开明、坚持人道主义的俄国人的公认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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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打破了进步的欧洲人——米什莱也许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头脑中一个根深蒂固的神话：构成俄罗斯的，一方面是政府的大皮靴，另一方面是愚昧、沉默、懒散的广大野蛮农民，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他在这方面的功绩，超过了巴枯宁甚至屠格涅夫（其小说是西方了解俄国的主要来源）。俄罗斯的这种形象，是对俄国专制主义的主要牺牲者波兰民族有着广泛同情的副产品。波兰流亡者中的一些人，自发地对赫尔岑的真诚表示敬意，即使仅仅因为他是个少见的俄国人，他由衷地喜欢和赞赏作为个人的波兰人，怀着同情和他们一起工作。他把俄国的解放事业等同于所有受俄国压迫的民族的事业。其实，正是这种坚定地避开沙文主义的做法，是《钟声》最后倒闭和赫尔岑本人在政治上无所做为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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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俄国以外，赫尔岑把最深的爱给了意大利和意大利人。他同意大利流亡者马志尼、加里波第、萨菲和奥尔西尼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他虽然支持法国的每一次自由主义的开端，对法国的态度却有些暧昧。这有许多原因。就像托克维尔（他并不喜欢此人）一样，他厌恶一切集权制、官僚制和等级制的现象，一切屈从于严厉的形式或统治的东西。在他看来，法国是秩序、纪律和国家崇拜的化身，是统一的化身，是把所有事情塞进原则或统一模式的专制主义抽象公式的化身。它属于主要的奴役国家——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中的一员，他不断拿这些国家同分权的、压不垮的、不修边幅的和“真正民主的”意大利人做比较，认为他们和自由的俄罗斯精神有着最深的亲和性，俄罗斯的这种精神就体现在农村公社之中，它具备本能的正义和人类价值的意识。根据这种理想，即使英国人在他看来也不像法规森严的法国那样令人反感：他正是怀着这种心情，同浪漫的斯拉夫反对派接近。此外，他无法忘记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在巴黎背叛了革命，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对工人的处决和对罗马革命的镇压，以及法国的激进派政治家——拉马丁、马拉斯特、勒德鲁·罗兰和菲利克斯·皮阿——的虚伪、软弱和空话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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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法国在英国的主要流亡者的生活和表现的记述堪称杰作，他对每一个政治移民那些注定毫无结果的可笑而徒劳的表现，做了消遣性的描写，既有点同情，也有点轻蔑，这些人不断向一群因为距离太远或太厌烦而听不进去的听众，做着滔滔不绝的自我辩解。不过他对其个别成员却抱有好感：他有一段时间曾是蒲鲁东的紧密盟友，尽管他们存在分歧，但他一向尊敬他；他认为路易·布朗是个诚实而无畏的民主派，他同维克多·雨果也交情不错；他喜欢并赞赏米什莱。在后来的岁月里，他至少造访过一个巴黎的政治沙龙——诚然，那是个波兰人的沙龙——而且显然十分愉快：龚古尔兄弟在那里和他会面，并且在他们的日记中对他的露面和谈话做了生动的描述。265虽然他本人是半个德国人，或者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他就像他的朋友巴枯宁一样，强烈地厌恶他所认为的德国人那种不可救药的市侩作风、尤其是他们既有喜欢盲目服从权威的倾向，又有乐于公开相互诋毁这种不讨人喜欢的习气。他对赫尔维格的仇恨——他知道赫尔维格是马克思和瓦格纳的朋友；还有马克思对他所深爱的瑞士自然主义者卡尔·弗格特的猛烈攻击，大概对这种态度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他最亲密的朋友中，至少有三个人是纯粹的德国人。对于他来说，歌德和席勒的重要性远大于任何俄国作家。但是在他对德国流亡者的描述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真正恶毒的语气，这非常不同于他在描述伦敦——假如我们相信赫尔岑的话，这个城市对他们的荒唐表现和献身精神一概漠不关心——另一些外国移民的古怪行为时，表现出的那种让人愉快的戏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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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的东道主英国人，他们很少出现在他的笔下。赫尔岑同穆勒、卡莱尔和欧文见过面。他在英国的第一个夜晚，就是和英国主人一起度过的。他与一两名激进派报纸的编辑（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林顿和考文，曾帮助他传播自己的观点、同欧洲大陆的革命者和俄国的秘密宣传渠道保持联络）以及议会中有激进倾向的议员，包括地位次要的大臣，有着很好的交往。不过大体上说，他同英国人的交往似乎比他同时代的同胞卡尔·马克思还要少。他喜欢英国，赞赏她的宪政制度，他在《往事与随想》中比较过法国人和英国人，或是英国人和德国人，对英国人的民族性格表现出机敏而令人发笑的见识。但是他做不到全心全意地喜欢他们：在他看来他们太孤芳自赏，太冷漠，太缺乏想像力，太不关心最符合他心意的那些道德、社会和美学问题，太物质主义，太容易自我满足。他对他们的判断虽然总是很机智，有时甚至鞭辟入里，但也免不了一些老生常谈。他讲述过一个法国人因为在温莎大公园里杀死了政治对手而在伦敦受到的审判，他虽然写得相当出色，但也不过像是一幅风俗画，一幅有趣的出色漫画。法国人、瑞士人、意大利人，甚至德国人，更不用说波兰人，更接近他。他和英国人无法建立真正的私交。当他思考人类时，他并没有想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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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他的中心工作之外，他也把精力用在自己孩子的教育上。他把他们托付给一个德国女士玛尔维达·冯·梅森伯格，她后来成了尼采和罗曼·罗兰的朋友。他的私生活同他的密友奥加廖夫及其妻子密不可分，后者充当了他的女管家。虽然这两个朋友的相互奉献始终如一，回忆录中却很少谈到这种关系令人好奇的感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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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的方面，他过着一种富足和有教养的文人生活，他是俄国人，具体说是莫斯科上流社会中的一员，失去了故土，无法安顿下来。这种生活充满了偶然的希望甚至狂喜，随后是漫长的痛苦和自我批判，尤其是无所不在的、痛切的思乡之情。除了客观原因外，也许正是这种情况，使他倾向于把俄国农民理想化，幻想解决当时主要社会问题——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剥削、压迫者和受压迫者都失去人性——的办法，就是维护俄国的农村公社。他从中看到了发展一种非工业化的、半无政府的社会主义的种子。在他看来，只有这种解决办法（显然受到傅立叶、蒲鲁东和乔治·桑的观点的影响），可以摆脱从卡贝到马克思的西方共产主义所要求的那种令人窒息的、兵营式的纪律，或是平庸的、半社会主义的信条中包含的那种同样令人窒息的、而且在他看来更为庸俗的理想，还有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以及英国费边分子鼓吹的对发达工业制度的进步作用的信念。他有时也改变自己的观点：在人生将尽之际，他开始承认有组织的城市工人的历史意义。但是无论如何，他依然坚持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信念，认为它可以把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同集体活动和责任协调起来。他至死都抱着一种浪漫主义观点，认为一个公正的新社会制度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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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的思想既不连贯也不系统。他中年时的风格已经失去了年轻时令人信服的机智，传达着一种从未在他身上消失的思乡之情，对盲目的偶然性的意识令他困惑，虽然他对人生价值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黑格尔影响的痕迹几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的荒谬性令我们伤心……虽然有人以为世界上的一切最终都会是美好、公正和和谐的。有关自然和历史的深刻的抽象智慧把我们迷惑得太深了；该是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自然和历史充满了偶然和无意义，充满了混乱和失误。”这是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典型心情；他的表述没有章法，只是各种片断、插曲和孤立事件的堆砌，事实和诗意的遐想混杂在一起，这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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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情变化无常。有时他相信需要来一场横扫一切的大革命风暴，即使它采取野蛮的侵略形式，有可能摧毁他所珍爱的一切价值。有时他又指责他的老友巴枯宁——他逃出俄国监狱后，在伦敦与赫尔岑会合——迅速发动革命的要求；因为巴枯宁没有认识到，用监狱的石头建不起自由人的住所；他不了解十九世纪普通的欧洲人身上还有旧秩序留下的奴隶制的深刻印记，不可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能够建立起新秩序的，不是获得解放的奴隶，而是在自由中成长起来的新人。历史自有其节奏。只有耐心和渐进主义——不是彼得大帝式的草率和粗暴——能够带来持久的变革。在这种时刻，他怀疑未来属于自由的和无政府的农民，或是属于大胆而无情的计划者；也许只有产业工人，能够成为不可避免的新集体主义经济制度的继承人。266但很快他又陷入原来的失望情绪，怀疑普通人是否真想得到自由：在每一代人中间，也许只有很少的人想这样做，而大多数人只需要一个好政府，并不在乎它掌握在谁的手里。他预见到了埃米尔·法盖对卢梭的箴言——“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的嘲弄：“同样有理由说，羊生来是食肉动物，却无处不在吃草。”赫尔岑采用了类似的“reductio ad absurdum”（归谬法）。267人们对自由的欲望，不会超过鱼儿想飞的欲望。存在着少数飞鱼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所有的鱼生来就想飞，或它们并不十分满足于呆在水下，永远脱离阳光。然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乐观主义，认为有的地方——在俄罗斯——生活着一些没有分裂的人，天性未改的农民，还没有受到西方人的腐败和世故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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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这种受卢梭启发的信念，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了。他有着太强的现实感。不管他和他的社会主义朋友做出多少努力，他做不到完全自欺欺人。他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怀疑主义和对自己的怀疑主义的怀疑之间摇摆不定，他的道德力量，完全是因为他对一切不公正、一切专横、一切平庸现象的仇恨，尤其是因为他对反动派的野蛮行为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虚伪无法做到丝毫的妥协。这种态度保护着他，鼓励着他的是他对这些罪恶注定消失的信念，还有他对自己的孩子和挚友的爱，对人生多变和人类性格的好笑情不自禁感到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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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说，他的悲观主义与日俱增。他最初有着理想主义的人生观，不太在乎它和现实——不管是尼古拉的俄国，还是西方腐败的宪政制度——之间的巨大差距。他年轻时曾赞扬雅各宾的激进主义，谴责它在俄国的敌人——盲目的保守主义、斯拉夫怀乡病、他的朋友格拉诺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谨小慎微的渐进主义，以及黑格尔派劝人耐心和理性地服从不可逃避的历史节奏的做法，他认为这似乎是为了确保新兴资产阶级的胜利。他出国前的态度是勇敢的乐观主义，后来他没有改变观点，而是变得更冷静了，倾向于采取更为清醒和批判的眼光。他在1847年就想到，一切真正的变革必然是缓慢的；传统的力量（他一度给予嘲讽，到英国后又加以赞赏）是非常强大的；人们的可塑性并不像十八世纪的人想像的那样大，他们也并非真的追求自由，他们只追求安全和满足；共产主义不过是被颠倒过来的沙皇制度，是用一条枷锁取代了另一条枷锁。政治理想和口号会变得空洞，虔诚的狂热分子打着这种旗号，愉快地屠杀他们的同胞。他对开明的精英与群众之间的鸿沟从原则上说可以填平不再抱有信心（这成了后来俄国思想中一个令人困惑的话题），因为觉醒的人民，出于无法改变的社会和心理原因，有可能厌恶和拒绝文明的礼物，因为这种礼物对他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即使这些看法只有一少部分正确，变革就是可行的或可取的吗？于是赫尔岑日益强烈地意识到，有些障碍是难以克服的，有些限制是难以逾越的，于是才有了他的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才有了他在六十年代中期深藏于内心的悲观主义和绝望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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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苏联学者把这种态度解释成他开始接近一种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承认了社会发展的无情规律——具体地说就是工业化的不可避免，尤其是无产阶级将要发挥的关键作用。在他生前，或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赫尔岑在俄国的左翼批评者并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对他们来说，不管是对是错，这些信念似乎是对保守主义和背叛者表示同情。因为在五十和六十年代，俄国已经成长起来新一代激进分子，他们的背景是一个正处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落后国家，这个过程缓慢、分散而又低效。这些人有着复杂的社会出身，对1848年软弱的自由派的妥协充满蔑视，对西方的自由前景也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决定采用更为无情的方式；只有科学能够证明的东西，他们才会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打算变成铁石心肠，为了打败同样无情的压迫者的政权，必要时甚至可以变成残酷的无耻之徒；他们对四十年代那一代“软弱分子”的唯美主义和对文明价值的执着，感到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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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认识到，这些“虚无主义者”（在屠格涅夫对这种冲突第一次做了生动描写的小说《父与子》发表后，他们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把他视为过时的贵族中的业余文人，对他发动的大肆批评和歪曲，同他本人年轻时对亚历山大一世政权中无能的改革者的厌恶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使他的处境更易于忍受。意志坚定的革命者的误解让托尔斯泰高兴，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在俄国查禁赫尔岑的著作，是政府方面典型的蠢行；政府极力想阻止年轻人陷入革命的泥沼，在他们还根本看不到这些书、仍然走在正道上时，就把他们抓起来发配到西伯利亚或是投入监狱；赫尔岑就是从这条道路上走过来的，他看到了这种危险，他发出警告，尤其是在《致一位老同志的信》中。托尔斯泰指出，这是“革命虚无主义”——与赫尔岑的杰出分析相比，托尔斯泰对它发出了更为严厉的谴责——最好的解毒剂。“假如没有把（赫尔岑）与年轻一代隔绝，我们俄罗斯人过去二十年的生活就会有所不同。”268托尔斯泰接着说，查禁他的著作既是一种罪行，在那些不希望暴力革命的人看来，也是一项愚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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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有时就不是这么大度了。在距他们会面还有六个月的1860年，他在阅读赫尔岑的著作时既欣赏又愤怒：“赫尔岑是个头脑不集中的人，而且有着病态的自恋，”他在日记中写道，“不过他的宽厚、才干、善良和优雅的思想，都是俄国式的。”269不同的通信一次次记录下托尔斯泰阅读赫尔岑的事实，有时他还以极大的赞赏态度向家人朗读。1896年，当他有一次处在最愤怒和反理性主义的心情中时，他说：“尽管他才华横溢，他说过什么新鲜或有用的观点？”270——他是为了证明，俄国严厉的书报检查使四十年代的那一代人无法畅所欲言，赫尔岑在巴黎可以无拘无束地写作，却“没有说出句有用的话”。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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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托尔斯泰愤怒的是赫尔岑的社会主义。在写给他的姑妈亚历山德拉·托尔斯塔娅的一封信里，他说他瞧不起俄国警察怀疑他藏匿于家中的赫尔岑的各种声明。272在托尔斯泰眼里，赫尔岑相信政治是一件武器这个事实，就足以使他受到谴责。从1862年开始，托尔斯泰宣布，他对自由主义改革以及通过法制和制度变革改善人类生活的信念持敌视态度。赫尔岑也处在这种诅咒的范围之内。此外，托尔斯泰似乎感到，他对赫尔岑和他的公众地位缺乏个人同情——甚至是一种妒忌。当托尔斯泰处在强烈的失望和愤怒之中，声言要永远离开俄国（他大概并不是十分认真）时，他说不管自己会做些什么，他不会加入赫尔岑的行列，或是在他的旗帜下前进：“他走他的路，我走我的。”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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