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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乔治·索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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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雷尔向来是个很暧昧的人物。对于十九世纪的另一些思想家和预言家,人们可以放心地进行分门别类。穆勒、卡莱尔、孔德、达尔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瓦格纳和尼采,甚至马克思,他们的学说、影响和个性,在思想史的博物馆中皆已各就其位,而索雷尔却一直像他生前一样无所归属。左右两派中都有人宣扬他或否定他。他确如他的一小撮弟子所说,是个有着破坏性天才的勇敢的创新者呢?还是像乔治·李希泰姆所言,不过是个浪漫派的记者?或者用G.D.H.柯尔的话说,是个“为鲜血而呻吟的”389悲观主义者?或者同马克思一起(按克罗齐的说法),是社会主义曾拥有过的惟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或者是个著名的糊涂虫,就像列宁不客气地描述的那样?我不想强求答案。我只想谈谈他的一些主要的观点,以及——用那个被严重滥用的字眼说——它们同我们时代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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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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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索雷尔1847年生于瑟堡。其父是个失败的商人,他的家人不得不过着极为节衣缩食的生活。据他的堂弟、史学家艾伯特·索雷尔说,乔治·索雷尔很早便表现出不凡的数学天才。他于1865年成为巴黎理工学院的学生,五年后作为工程师进入公共工程部(桥梁和道路部)。在随后二十年里,他主管过各种外省城镇的事务。1870年和1871年的灾难期间他在科西嘉。1875年他病倒在里昂的一家旅馆里,由一位名叫玛丽亚·戴维的女仆服侍他。她是个来自萨伏伊的极为虔诚和粗通文字的农民,他同她组成了一个家庭。他在信中把她称为自己的妻子,其实他从未跟她成婚,这很可能是出于对家人愿望的尊重,他们显然对这种不般配的婚姻感到愤怒。两人的关系似乎十分幸福。他教给她知识,也从她身上学习,当1898年她去世时,在他心中留下了一个神圣的形象,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珍藏着对她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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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四十岁以前,他一直过着法国政府小官员的典型生活,平静、闭塞、藉藉无名。1889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著作。1892年他四十五岁那年,在获得了“首席工程师”的头衔并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时,他突然辞职。从这一刻起他才开始了自己的公共生活。他母亲留给了他一点儿家产,这使他得以迁居巴黎。他住在宁静的市郊塞纳河畔布洛涅,直到三十年后的1922年在那儿去世。1895年他开始给左派报刊写稿子,此后便成了法国最有争议的政治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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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像没有固定的立场。批评他的人,经常指责他所追求的事业飘忽不定:他年轻时是正统派,到1889年时依然是个传统主义者,1894年又成了马克思主义者。1896年他以赞美的语气写过维柯。1898年,在克罗齐和爱德华·伯恩施坦的影响下,他开始批判马克思主义,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又被亨利·柏格森的言辞深深打动。他在1899年是个德雷福斯派,在随后十年里是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到1909年他又变成了德雷福斯派的死敌,并且在此后两三年里,成了编辑《法兰西行动》这份杂志的保皇派分子的盟友和神秘民族主义的支持者。1912年,他以赞赏的口气讨论墨索里尼那种好战的社会主义,1919年对列宁更是赞赏有加,至死都全心全意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且在去世前的几年里,他还暗中欣赏着“Duce”〔领袖(墨索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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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政治观点变化如此剧烈、如此不可预测的人,对他的思想能够给予多少信任呢?他并没有声称自己一以贯之。他在1903年给他忠实的笔友、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写信说:“我每天都根据当时的需要写作。”390索雷尔的著作既无一定之规,也不成体系,别人的体系也打动不了他。他是个咄咄逼人而又热情的善谈者,而且就像不同时代著名的善谈者——狄德罗、柯勒律治、赫尔岑和巴枯宁——一样,他的著述都是些应时之作,没有条理,或是一些未完成的断章残篇,充其量是受当前事件的激发写成的尖锐的论战性短文或小册子,并不打算符合某个条理分明的理论体系,而且他也无力做到这一点。然而在他的文章和言论中,却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使它不是一种学说,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它反映着一种独特的性情,一种不变的人生观。他的想法让他的朋友和对手都感到着迷,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内在品质和力量,还因为当时只局限在很小的知识分子圈里的东西,如今已经变成了世界范围的。索雷尔生前充其量被视为一个好参与论战的记者,一个笔锋遒劲、偶尔迸发出不凡见识的业余学者。他太任性,太不合常情,很难引起那些严肃而忙碌的人的注意。在这件事上,已经证明了他比他那个时代许多可敬的社会思想家更令人生畏,他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是毫不在意,或是不加掩饰地报以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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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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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关心人类境况的哲学家的思想,说到底取决于他对人是什么以及人能做到什么的认识。要想理解这些思想家,更重要的不是理解他们那些用来维护其观点、驳斥真实或可能的反对意见的最强大论证,而是去把握他们的这一核心观念或意象(它有可能并不明显,却决定着他们的世界观)。支配着索雷尔的是这样一种idée ma,tresse(主导意识):人是创造者,他只能在创造中,而不是在被动接受或随波逐流中,成就自身。他的心灵不是一个对可以用人类科学加以分析、描述和预测的刺激因素做出反应的机器或器官。对于索雷尔,人首先是一个在其劳动中并通过这种劳动来表现自身的生产者,一个以其活动改变自然物质的创新者,他努力根据内心体验到的、自发产生的形象或模式来塑造这些物质。生产活动本身使这种模式出现,并改变着它——它自由地完成自身,不遵守任何规律,它被理解为一种创造力的自然流露,这种创造力只能用内在感受而不是科学观察或逻辑分析去把握。关于人是什么以及能够是什么的所有其他观点都是荒谬的。历史表明,人本质上不是幸福、和平、知识、权力或可以使其获救的另一种生活的追求者——至少它们不是人的首要目的。他们追求这些,是因为人类自己真实的人性堕落了,是因为教育和环境歪曲了他们的思想或性格,或是把他们变得低能而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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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表现最杰出时,即在最符合自己的人性时,首先是通过个人以及他周围的人,在自发的、无拘无束的创造性活动中,在把他的个性加之于不易改变的环境的工作中,追求自我完美。索雷尔引用他的敌人克里孟梭的话:“一切活着的东西都在抵抗。”391他就像相信自己一生中的任何事情一样,强烈地相信这个主张。主动行动而不是被行动所左右,做出选择而不是被选择,给我们在自然界和思想界发现的混乱赋予一种规范——这才是艺术和科学的目的,才是人类的本质之所在。对于试图减少他的能力,剥夺他的独立性和他的尊严,挫败他的意志,毁灭使他可以有独特的自我表现的一切,使其变得整齐划一、失去个性、单调乏味并最终消失的每一种力量,他都进行抵抗。人只是在自己的劳动中并通过他的劳动,才能生活得完美,而不是通过屈服于外在的压力而获得消极的享受、和平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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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不是什么新观点。这是对尤其同法国文明相一致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伟大反叛的中心思想,它激活了宗教改革后德国更为极端的新教教派,并在十八世纪末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它赞美人类意志的第一性,反对物质力量和冷酷的理性知识。这里不是讨论浪漫主义起源的地方。然而,除非认识到在索雷尔思想中引起冲动的是一种他和一些早期浪漫派作家所共有的热情信念,即追求和平、幸福或利润,汲汲于权力、财富、社会地位或安宁的生活,是对任何人——假如他认真思考一下的话——都知道的真正人生目的的可耻背叛,除非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就不可能理解索雷尔或他的观点的影响的。这种人生的目的就是:努力创造出与创造者的称号相称的东西;努力成为有价值的人,做有价值的事,并且尊重别人的这种努力。劳动的尊严的观念,同圣保罗的劳动义务观相反的劳动权利的观念,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它就是从这种浪漫主义思想中产生的,它是德国思想家,尤其是受到最真诚的路德教虔敬派熏陶的赫尔德和费希特,给欧洲人的意识打上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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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雷尔终其一生,对当时巴黎的资产阶级生活深恶痛绝,虽然他采用的是自己的方式,但其强烈程度绝不亚于福楼拜,他在性情上和后者也有些相同之处。这种态度与冉森教派对享乐主义和物质崇拜的双重罪恶的痛恨有关。在第三共和国时代的早期,法国政治生活中的机会主义和腐败,和1870年后的民族羞辱感一起,对于他就像对于许多法国人一样,可能一直是一种挫折体验。但是对于路易·菲利普统治下的那个贪婪的、你争我夺的巴黎,或第二帝国时期那个金钱至上和追求享乐的巴黎,他似乎不可能还有别的感受。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商业化的、扬扬得意的、无耻放荡的、懦弱而愚蠢的社会,它给人造成的令人窒息的感受,充斥于那个时代的作品之中:蒲鲁东、卡莱尔、易卜生、马克思、波德莱尔和尼采的著作,以及当时几乎全部最著名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广泛地反映着这种态度。这是身为作家的索雷尔自始至终所归属的传统。公共生活的腐败,在他看来比古希腊衰败或罗马帝国消亡时的情况还要严重。充满欺诈与伪善的议会民主制,在他看来是对人类尊严令人作呕的冒犯,是对人类正确目标的嘲弄。民主政治就像个巨大的股票交易所,人们在那里毫无廉耻、无所惮惧地买卖着选票。人们被无耻的政客、残忍的银行家和邪恶的商人所欺骗或背叛;avo-casserie et écrivasserie(讼棍和下流文人)——律师、记者、教授,在一个由可憎的傻瓜和狡猾的无赖、骗子和受骗者组成的世界里,为金钱、名望和权力争得你死我活,而养活他们的则是“受到人道主义麻痹的”欧洲“民主泥潭”392里受剥削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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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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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思想的传统,一直靠着两个核心信条来维持。第一个信条教导人们说,人类的苦难、愚蠢和罪恶的终极原因,是无知和精神的惰怠。从柏拉图到孔德的理性主义者一直认为,实在是个单一的、可认知的结构:理解它并解释它,以及理解一个人自身的天性及其在这个结构中的位置——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揭示出在特定的条件下什么可以实现,什么不可以实现。人一旦知道了主宰着这些事情的事实和规律,那么要想得到幸福、和谐、聪明或美德,他就只能遵循惟一的道路通向知识向他昭示的目标。做一个理性的人,甚至做一个正常的人,就要追求数量有限的人生自然目标中的一个或若干个。只有对它们一无所知,或是对达到它们的正确手段一无所知,才会导致苦难、罪恶或失败。这种信条的科学或自然主义的版本,激发了启蒙运动以及它在随后两个世纪——直到我们今天——所采取的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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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雷尔完全拒绝这种观点。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相信世界是一个理性的和谐体,或人的真正的完美取决于理解自己的创造者——一个人格化的神,或一个非人格的自然——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安排的正确位置。在马克思和几乎被人遗忘的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索雷尔是他在十九世纪的少数几个有眼光的读者之一——的影响下,索雷尔相信人所拥有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的不懈的劳动。自然科学当然是人类努力的成果,然而它并不像十八世纪的实证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是自然的一个摹本或地图。他们,以及他们的现代弟子,在这一点上搞错了。存在着两个自然:人为的自然,即科学中的自然——一个由理想化的物质,如原子、电子、质、能量等等组成的体系——是用观察到的一致性编织出来的虚构,尤其是在离人的日常关切相对遥远的领域,比如天文学的领域,人们人为地采用数学方法,以便能够找出宇宙的某种运行结构,并且预测和控制它的各个部分。建构这种自然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受着人类的目标的制约:他们从宇宙中抽象出那些让人类感兴趣并具有足以使他们做出概括的规律性的方面。这当然是一项辉煌的成就,然而它是一项创造性的想像力的成就,而不是对实在之结构的准确复制,它不是一张有关实在的地图,更不是它的摹本。在这些公式之外,在用来建构该体系的那些想像出来的物质和数学关系之外,还有一个“本然的”自然(“natural”nature)——真实的东西,它混乱而可怖,混杂着各种不受支配的力量,人必须同它们做斗争,假如他想生存和创造,他至少要部分地服从这些力量;这当然需要他的科学的帮助。但是,前一个自然,即人造自然的属性,是他的理智的建构(它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假设实在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一个合理的结构,它的逻辑必然性就暴露在理性面前),一个奇妙而严整的系统(一个理性的人除非丧失理性,不可能认为或希望它是另一种样子,所以他必须为此而感到幸福和完美)——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谬论。自然不是一架完美的机器,也不是一个有机体,或一个合理的系统;这是一片原始丛林:科学是我们所能得到的一门探索它的最好的艺术。当我们把这种操纵扩大到人类时,我们就是在贬低他们,使他们失去人性,因为人并不是行动的客体,而是行动的主体。如果基督教给过我们什么教诲的话,那就是它使我们认识到,宇宙中惟一有绝对价值的东西就是人的灵魂,它是在行动、想像、创造并抵抗与之作对的非人力量的惟一的东西——除非这些力量受到抵抗,否则,它们必然会奴役我们并最终把我们碾成粉末。这是永远悬在我们头上的威胁。于是人生变成了一场永恒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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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这一真理是浅薄的乐观主义,这是浅薄的十八世纪的特点,而索雷尔和卡莱尔一样,毕生对它嗤之以鼻。自然规律并不是描述的文字,他从威廉·詹姆士(大概还有马克思)那儿知道,它们是战略武器。克罗齐告诉他,我们的范畴是行动的范畴,当我们的能动自我的目标改变时它们也改变着我们所说的现实:它们并不像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确定了超越时间的真理。“我们视为物质的或基础的东西,或多或少地完全不受我们意志的左右。倒是形式更符合我们的自由。”393与行动无关的、试图超越经验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所擅长的各种体系和理论,不过是人们为了回避现实的混乱而藏身于其中的抽象观念;科学的(和政治的)乌托邦就是用它们编织出来的;用来吹嘘这些乌托邦的有关我们未来的伪科学预测,不过是现代的占星术。当把这些方案运用于人类时,它们就会造成可怕的灾难。把我们的建构和发明跟永恒的规律或神圣的戒律混为一谈,是人类最致命的骗术之一:这就是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情。把两种自然,即真实的自然和人为的自然混为一谈,实在是太糟糕了。然而大体上说,那些“哲人”甚至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他们只是些谈论科学却不加以实践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家。《百科全书》并没有改进人们真正的知识和技能。有关科学作用的意识形态顺口溜和乐观主义杂文,并不是科学。它们仅仅导致了实证主义和官僚体制,导致了la petite science(狭义的科学);当理论被无情地运用于人类事务时,其结果就是可怕的专制主义。索雷尔几乎是在说着威廉·布莱克的语言。“知识之树杀死了生命之树。”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党人是一些想入非非的书呆子,他们试图把人生简化成在他们看来建立于真理基础之上的规则;他们创立的制度毁灭了自发性和创造性,奴役并残害着人的创造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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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雷尔认为,人的本质是成为能动的存在,而他受到两种同样致命的危险的威胁: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斯库拉喻为倦怠、放松神经和堕落,人们放松了努力,开始寻欢作乐,或是变得清静无为,落入了聪明的操纵者设下的圈套,这些操纵者毁灭了一切荣誉、活力、统一性和独立性,代之以狡猾欺诈的规则,代之以官僚体制僵死的头脑,代之以无耻的操纵者可加以转化而使之对自己有利的各种规律,而且还有一支专家大军在助纣为虐——掌权的欺世盗名者及其走狗,或无所事事的讨好者和媚世的小丑,例如伏尔泰和狄德罗,“堕落的贵族丑角”,394以及热衷于模仿悠闲而喜欢享乐的贵族阶层的资产阶级。卡律布狄斯喻为狂妄理论家的专制主义——“因为其计划突然遭到反抗便会发疯的乐观主义者的血腥狂想”,395他随时打算屠宰现状,在其尸骨之上创造未来的幸福。这些供人选择的方案,就是不幸的十八世纪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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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使人们摆脱这种困境的羁绊?只能依靠道德的力量:依靠新人的出现,完美塑造出来的人,他们没有被恐惧和贪婪所迷惑,他们的想像力和感情没有被教条主义者所桎梏,或是被知识分子所腐蚀。索雷尔的观点类似于年轻时的托尔斯泰和尼采的观点——人生的完整性的观点,例如荷马时代的希腊人的人生,他们尚未被文明的怀疑主义和批判的追问所腐蚀。创造真正的人类纽带的,不是理性培养起来的共同持有的观念和成规,而是共同的生活和共同的努力。一切合作团体的真正基础是家庭、部族和城邦,其中的合作是本能的和自发的,并不依靠规则或契约或人为的安排。建立在某种人为的协议上、为了利润或功利的目的而组成的团体,如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机构所明确表现的那样,由于造成一种竞争的机会主义精神,从而扼杀共同的人性意识,毁灭了人类的尊严。雅典创造了不朽的杰作,直到苏格拉底的到来,他编造各种学说,通过传播怀疑和根除从人类最深刻最有生命力的本能中产生的牢固的价值,在瓦解联系密切、一度是英雄主义的共同体上发挥了极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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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雷尔便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写作的,他那时还是佩皮尼昂的一个市政工程师。他的朋友丹尼尔·阿累维向我们保证说,他那时没有读过一行尼采,他是后来才喜欢上他的。但是他们对苏格拉底的谴责却是一致的:尼采和索雷尔都站在指控他的人一边:正是苏格拉底,还有他的弟子柏拉图和那些大学问家们,是他们播下了毁灭人生的种子,引导人们去赞美抽象的东西、经院哲学,赞美沉思的或批判的哲学家和各种乌托邦方案,结果导致了希腊活力和希腊天才的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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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扭转这一堕落的过程?到什么地方寻求拯救?有一种古老的信条,人们传统上就是靠它来寻找安全:神学。有人认为,假如历史缺少某种终极目的——假如它仅仅是一系列偶然的事情,或是互不相关的各种插曲的混合物,历史便无意义。这被认为是不可想像的:理性拒绝仅仅把“粗糙的”事实加以排列的观念;必定存在着以达到某种目标或模式为鹄的的进步或发展过程;精神需要得到某种这样的保证:尽管存在着所有那些偶然的事变和衰败,故事总会有个幸福的结尾;或者是“天命”以其不可思议的方式把我们引向它,或者是把历史理解成某种伟大的宇宙精神的自我实现,所有的人,他们的所有制度,甚至整个自然,都是这种精神的不断变化和进步着的展现。或者,也许是人类的理性本身,它不可能也不愿意永远遭受挫折,迟早会克服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发生于它自身的一切障碍,建立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作为理性生物的人能够实现他们自觉或不自觉追求的一切。这种希伯来信仰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混合物,以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的或世俗的形式,支配着过去三百年的观念,使许多有可能陷入绝望的人产生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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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寄托着人们的希望的关键性的精神传统——通过知识获得拯救的希腊信念,犹太——基督教关于历史就是神正论的信仰——被索雷尔一概否定。他毕生相信两种绝对性:科学的绝对性和道德的绝对性。科学虽是一件人工制品,或者恰恰因为它是一件人工制品,它使我们能够进行分类、预测和控制某些事件。科学在提出自己的问题时采用的各种概念和范畴,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变化,答案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却不会发生这种变化。然而它是一件武器,不是一种本体论,不是对实在的分析。伟大的科学机器不能为形而上学或道德问题提供答案:把人生的关键问题简化成手段问题,即技术问题,是没有理解它们的性质。认为技术进步与文化进步相一致,甚至是后者的保证,这是患上了道德盲目症。索雷尔写了一系列文章,以证明普遍的人类进步这种想法的荒谬性,它产生于把技术和人生混为一谈,或产生于十七世纪晚期的文人首先提出的他们必然优于古人的荒唐主张。至于神学或形而上学的人类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信念,只是捞取救命稻草的病态表现,是弱者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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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历史都不会提供安慰人心的手段:杜尔哥和孔多塞以及他们的十九世纪的门徒,是可怜的、受骗的乐观主义者,他们相信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它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但这需要我们把它创造成这样,需要我们对压迫者和剥削者、毁灭人生的单调的平均主义者,对主子和奴隶,打一场漂亮仗,需要捍卫崇高和英雄主义,反对民主派和寡头派、书呆子和市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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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人或社会的健康是什么,他们的疾病是什么,索雷尔没有任何怀疑。荷马时代的希腊人生活在价值的照耀之下,没有这些价值,一个社会不可能具有创造力或伟大的意识。他们赞美勇气、力量、正义、忠诚、牺牲,尤其是斗争本身;对于他们,自由不是理想,而是现实:是对成功的努力的感受。后来(这种观点很可能来自维柯)出现了怀疑主义、诡辩、轻松的生活、民主主义、个人主义和堕落。希腊社会解体了,被征服了。罗马也一度是英雄主义的,但它向法制和生活的官僚化做出让步;晚期的罗马帝国是令人窒息的铁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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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教会曾高举人的旗帜。早期的基督教徒相信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仰的强度,它不允许具有腐蚀性的理智渗入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它拒绝妥协。早期的基督教徒本可以通过与罗马官僚妥协而使自己免受惩罚。但是他们选择了信仰、忠诚和牺牲。索雷尔一再说,让步最终总是导致自我毁灭。惟一的希望就在于不停地反抗那些削弱人们本能地感到为自己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因素的力量。当教会获得了胜利,开始同世界和平相处时,它也受到这个世界的传染,因此也堕落了:野蛮人皈依了基督教,然而他皈依的是一个世俗的基督教,所以他们也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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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时代的殉道者的基督教,是一场反抗堕落国家的保卫战,但它本身内在地有着一种社会的破坏力。基督教徒(斯多噶派也是如此)并不是生产者:《福音书》不同于《旧约》或希腊文学,是讲给穷人和隐士听的。一个对富人冷漠,满足于每日面包的社会,不会给热情而富有创造力的生活留出空间。基督教,就像所有意识形态一样,就像它的世俗模仿者——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切断了社会生活和灵魂的联系,在所到之处播下了清静无为、绝望和死亡的种子”396。给予凯撒的太少了,给予教会的太多了——它是个消费者组织,而不是(索雷尔所说的)生产者组织。索雷尔希望回到艰苦的约旦河农民的牢固价值或古希腊的城邦中去,在那儿,仅仅是对它们发出疑问,就被视为颠覆行为。他既不关心幸福,也不关心得救:他只关心人生本身的质量,关心人们常说的美德〔它非常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virtù(美德)〕。就像冉森派教徒一样,就像康德和浪漫主义者一样,他看重动机和个性,而不是结果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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