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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人们也许禁不住要向索雷尔说一声“再见”了：他不过是个议会民主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托洛茨基曾称之为“康德式的——贵格派教徒的——自由主义的——素食主义者的废话”——的种种罪恶的深刻而严厉的批判者；他是一个以意大利左派和民族主义者为主要读者的作家，而且已经被帕累托、莫斯卡和米歇尔斯所超过；他是克罗齐的朋友，对墨索里尼也有过一点儿影响；他是左翼和右翼中一小撮激进分子中的煽动家，一个安静地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浩繁卷册中快要被人遗忘的极端分子。但是半个世纪之后，他的阴魂依然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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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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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雷尔和尼采一样，宣扬需要一种新的创造者的文明，即现在所说的对抗文化或另一种社会。十九世纪进步的左派相信科学，相信对自然、社会和个人生活的理性控制，他们以此为基础抨击传统、偏见、教权主义、保守派或民族主义者的神话，抨击无法用理性论证加以捍卫的一切——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获胜了。据说，我们正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技术官僚主导的后工业社会，是由一些利用娴熟的科学专家、理性的计划者和技术官僚的人进行统治的。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显然大势已去的趋同论，总是在告诉我们，“铁幕”两边的社会，在一切基本的方面都受着相同力量的制约，不管其成员享有的个人自由有什么本质的或程度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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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建立在对计划和专家的尊重之上的秩序，真正的或冒牌的民主制度，令索雷尔深感恐惧和深恶痛绝的秩序。一个没有自己真正的道德价值的消费者的社会，在越来越富足的条件下沉湎于庸俗无聊之事，看不到崇高和道德的壮美，人类生活被官僚用他所说的“狭义的科学”加以组织，以实证主义方式把伪科学的定理应用于社会——这都是他所厌恶和痛恨的。谁会起来反叛它？工人没有实现他的期望。他们没有对他吹响的号角做出反应；他们继续专注于自己的物质需要；他们的生活方式依然令人失望地和小资产阶级差不多，那个阶级终有一天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征募对象，一个被索雷尔看做道德污染之最大来源的阶级。他是作为一个失望者离开人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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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他今天还活着，激进骚动的浪潮很难不让他感到亢奋。就像法农、黑豹党人和一些持异见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一样，他相信受侮辱受压迫的人能够在革命暴力的行动中找回自我，获得自我认同和人的尊严。虽然索雷尔并不赞成恐怖主义或破坏行为，但是用大胆的挑衅行动去威胁懦弱的资产阶级（法农的说法是帝国主义主子），是同他的感情和言辞十分合拍的。格瓦拉或法农对贫困、苦难和不平等的关切，不处在索雷尔道德视野的中心，但是他们也许能实现他的骄傲的革命理想，以绝对道德价值为动力的意志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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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性宽容的观念，认为一个禁止“英雄主义”精神状态的制度的宽容，其本身就是一种压迫形式的信念，就反映着他的观点。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一切制度，甚至一切学说，都是人类实践的僵化了的形式，因此是这种不停地涌现、不停地创造的实践——一场无止境的革命——的障碍。就算他理解这种黑格尔式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晦涩用语，他也许会认为这种辩证法不过是在煽动无政府状态。法兰克福学派和卢卡奇（他年轻时受到索雷尔的影响）的形而上学，肯定会被他严厉斥责为学院派书呆子、空想家或江湖骗子们最新的乌托邦和目的论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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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反自由主义的批评家——温德姆·刘易斯和T.E.休姆——对他的思想表现出一定兴趣。T.E.休姆翻译了《对暴力的反思》。他对自我限制和自律的强调引起他们的共鸣。他和他们一样，痛恨无序、波希米亚主义和不给自己设置障碍，把这看做自我放纵和衰败的征兆。但是，被一位德国作家最近描述为富足的再洗礼派教徒的那些人，他们的反叛也许对他有吸引力。他也许会对他们的性放纵感到不安；贞操对于他来说是最高的美德；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张扬的作派，他们的吸毒嗜好，他们放浪形骸的生活，也许会让他愤怒。他也许会谴责他们的新原始主义和卢梭式的信念：贫穷和粗朴的生活比严格和文明的习惯更接近于自然，因此也更为真实，道德上更纯洁。他认为这是错误的和愚蠢的，而且一生都向它发出抨击。但是西方社会目前的状态，在他看来也许恰恰证明了维柯的预言：社会解体是第二次野蛮的前奏，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新的、更有阳刚气质的文明，一个新的起点，人们将重新变得简朴、虔诚和严肃。野蛮制度并不令他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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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许有理由赞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曾经说过，“假如社会主义陷入不幸，它显然会踏上一条跟基督教新教一样的道路，因为它会在自己的野蛮行为中冷却下来”，421这里的意思是说，它不可停步，必须不断冲锋——野蛮毕竟是衰败的解毒药。今天，凡是像索雷尔那样摒弃邪恶社会，赞美早期基督教徒和清教徒的拒绝精神，热切期待着工人成为斯巴达人而不是雅典人的人，都会本能地相信这一点。仅仅这一点，就在索雷尔与随和宽厚的、人道主义的饶勒斯之间，造成了一道难以填平的鸿沟。对当前那些更为冷酷的活跃分子产生吸引力的，也正是他的这种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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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同我们今天的革命运动最强大的惟一关系，是他对意志的不屈不挠的强调。他相信绝对的道德目标，它独立于任何辩证的或其他的历史模式；他相信在人们自身所能创造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自由而自觉的集体意志协调一致的力量，来实现这些目标。这并不是对历史决定论的一份不可变更的时间表有所意识，而是过去二十年里大多数政治和文化反叛者的一种情绪。那些加入了革命组织的人，那些放弃它们的人，其动机往往是出于他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体制的虚伪和不人道（或是对他们失望地离开的革命政党的类似罪恶）在道德上感到义愤，而不是出于形而上学的历史阶段论——他们不希望被抛在后面的社会变迁。他们的反应是道德的而不是理智的，是意志的而不是理性的；这些人反对现行的制度，是因为它不公正或野蛮，而不是因为它不符合理性或已经过时。七十多年前，爱德华·伯恩施坦开始相信马克思主义未能提供一种可以接受的人生目标，于是宣扬新康德主义者的普遍价值。卡尔·李卜克内西也是如此，人们不能指责他缺乏革命激情。这更为接近索雷尔的立场，因此把他跟现代的革命抗议行动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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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言而喻，这种反理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否定的。他知道，即使对理性的信仰是虚幻的，也只能用理性的方法，用知识和有关自我的知识，以及对历史、心理或社会行为的合理解释，才能够发现和确定这一点。他并不希望终止发明和技术；他不是勒德分子，他清楚，砸烂机器只会使无知、匮乏和贫穷永难消除。他也许会同意，现代反叛者提供的治疗方案是虚幻的，但这不会让他心烦。他并没有建议具体的经济或社会政策。他就像后拿破仑时代黑格尔的反对者一样，诉诸爱、团结和社群；到了适当的时候，这可以给右派和左派双方的“超议会”反对派提供精神食粮。假如法农，或第三世界的好战分子，或激进学生，不是治病高手，他也许会认为他们就是疾病本身。这正是赫尔岑在谈到自己和自己那一代虚无主义者时所持的观点。他毕生致力于辨别和区分出纯洁与污浊、医生与病人，他要找出能够成为社会拯救者的英雄主义的少数——工人，或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或法西斯分子，或布尔什维克——这种努力最终都失败了。他是否会在殖民地人民或美国黑人或学生中——他们神奇地摆脱了其社会的虚伪价值的玷污——找到他们？我们不好说。但是，至少他谈到的危险是真实的。近来的种种事件表明，他对病症的诊断，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已经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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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几乎就是他自己强烈否定的那种人：一个异化的知识分子，一个同行动者无关的孤独的思想家——他同工人没有建立任何联系，从未变成任何活跃的生产者合作组织的成员。对他来说，创造的标志是雕凿岩石，是开凿出来的大理石，但是他的产品却只有文字。他内心相信家庭生活，却有二十五年时间没有家庭。这个行动的鼓吹者，只有在书店里、在词语供应者和脱离工人及艺术家生活的空谈家中间才感到自在。他一直是个怪僻的、自我中心的人，是个局外人中的局外人。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是一个他很难逃脱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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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纪念碑。阿累维告诉我们，在他去世十年后，罗兰·马塞尔，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馆长，给阿累维说了一件奇怪的事。他不久前遇见法西斯意大利的驻法大使，这个人对他讲，他的政府闻听索雷尔的坟墓已经年久失修。这个法西斯政府要提供经费给这位出众的思想家建一座纪念碑。不久后苏联大使也代表苏联政府，带着同样的建议来找过他。阿累维答应跟索雷尔的家人联系。在拖了很久之后，他收到了回信，信中说，他的家人认为那座坟墓是他们的私事，此外再没有说别的什么。这让阿累维感到高兴。这是一条干脆的、不客气的最后信息。它说不定就来自索雷尔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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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和实用主义策略的预言家，只赞扬绝对价值和彻底的独立性。他是一个致力于打碎自己那个启蒙时代全部定制中的神圣教义和信仰的现代的第欧根尼。索雷尔依然值得一读。他撰文进行评论和反对的世界，也许就是我们自己的世界。无论他是否像他希望的那样，是个“严肃、令人敬畏和高贵的人”422，或者像不时表现出来的那样，是个刚愎自用、教条而执着的人，怀着永远年轻的道德激情（这种热烈的、不太成熟的强烈感情，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他为何会让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革命者感到亲切），他的思想从每个角落来到我们中间。它们标志着对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体系内怡然自得这一理性主义理想的反叛。在这个体系内，所有终极问题都被简化为可以用适当的手段加以解决的技术问题，让今天的年轻人产生道德反感的，正是这种封闭世界的景观。第一个用清晰的语言表达这一点的就是索雷尔。他的话依然具有颠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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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民族主义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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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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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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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史是个丰富的领域，然而由其性质所定，又是个不明确的领域，所以，更为精确的学科中的专家，对它自然会持怀疑的态度，然而它也有让人惊喜和得到回报的东西。其中就包括这样的发现：我们自己的文化中一些人们最熟悉的价值，其出现的时间要比人们最初以为的时间晚很多。在古代或中世纪的世界，正直和诚实不属于得到赞美的品德之列，实际上很少被人提及，那时人们赞美的是客观真理，是做事正当，不管是如何做到的。多样性是可取的，整齐划一则是单调、沉闷而乏味的，是自由扩展的人类精神的镣铐，就像歌德对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的描述一样，“暗淡无光，死气沉沉”——这种观点与传统的观点，即真理只有一个，谬误多种多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后一种观点在十七世纪末以前——不会更早——很少受到挑战。不是作为避免破坏性冲突的权宜之计、而是作为一种固有价值的宽容；今天人们所讨论的自由和人权的观念；天才就是不受束缚的意志对规则的挑战，以及在任何层面对理性的藐视——所有这些都是出现于十八世纪西方的思想和情感的巨大变化中的要素，其后果体现在今天生活各领域里十分明显的对革命的各种反动之中。这是一个我不会直接加以讨论的大题目，我只打算专注于它的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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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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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都知道，史学研究在十九世纪有了巨大的发展。对此有许多解释：自然科学迅速胜利的发展，特别是技术发明和由此产生的大工业的兴起，使生活和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新兴的国家、阶级和统治者的追本溯源；文艺复兴的世俗化和宗教改革导致的历史久远的宗教和社会制度的解体；所有这些都使人们对历史变迁的现象和新生事物给予关注。激发历史研究，其实是所有起源研究的因素，多得不胜枚举。人们有了一种新的感觉，事情在不断进步，或至少人类社会的生活是运动和变化的。难怪这一时期的重要思想家，都致力于发现支配社会变迁的规律。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自然科学的新方法既然已经证明能够解释自然和外部世界的规律，那么它在人类世界也能履行这一职责。如果这种规律是能够发现的，它们肯定既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未来。有关人类未来的预言，一定会从神秘的先知和《圣经》启示录的解释者、从占星家和浅薄的巫师那儿解脱出来，成为一个严密的科学知识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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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愿望激励着新的历史哲学家，导致了社会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新的先知试图断定，他们关于过去和未来的预言有着科学上的正确性。他们中间有些人所写的很多东西，是铺张而狂放不羁的、有时甚至是自大狂的想像力的产物，或至少是高度思辨的，不过大体上说，他们留下的记录要比人们通常想像的更值得尊敬。孔多塞也许过于乐观了，他预言一门有关人类的综合而系统的自然科学将会得到发展，人类事务中起因于懒惰、无知和非理性的罪恶、污秽和不幸，也将随之消失。在1794年身陷囹圄的黑暗中，他描绘了一幅美好而幸福的新世界的绚丽图画：在理智和道德上获得解放的人们把科学方法运用于社会组织，形成了一个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社会，导致了艺术和科学的不断进步，以及永久和平。这显然过于乐观了，但是，关于数学尤其是统计学技术运用于社会问题的成效，却是个既有创见又十分重要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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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是个天才，众所周知，他预见到技术专家治国的制度不可避免的胜利。他谈到科学、金融和工业组织即将来临的联合，在这个受科学家辅佐的生产者的新世界里，教士的灌输将被一批新的宣传者所取代，他们是打动人们感情的艺术家、诗人和新的世俗宗教的教士，没有这种宗教，新的工业世界不可能正常运转。他的弟子奥古斯特·孔德，呼吁并预言建立一种威权主义的宗教，由它来教育和控制理性的但不是民主的或自由的社会及其受过科学训练的公民。我很难夸大这种预言的正确性：技术手段与世俗教士的绝对权威的结合，在我们今天实现得太成功了。偏见、无知和迷信，以及它们在非理性的和压迫人的法律中，在经济、政治、种族和性别等方面的体现，将被这场新的启蒙运动所清除——持这种信念的人即使没有实现他们的期望，也无损于他们对西欧发展的新道路的洞察力。边沁和麦考利所预告的，也正是这个理性的、横扫一切的新秩序的景观，它困扰着穆勒和托克维尔，而卡莱尔和狄斯累利，罗斯金和梭罗，以及他们之前十九世纪初的早期德国浪漫派，则对它深恶痛绝。至于傅立叶，他在说了不少废话的同时，也向商业和制造业的罪恶发出怒吼，说它们是肆无忌惮的经济竞争的产物，这种竞争会使那些渴望增加自己利润的人任意毁坏或玷污人类的劳动成果；他力陈对庞大人群的集中控制的增长将导致奴役和异化；他鼓吹结束压迫，认为有必要以细心的职业指导合理地疏导各种激情、能力和爱好，使它沿着一个自由的、创造性的方向发展。傅立叶被归入可笑的幻想家之列，但他这些想法并不荒唐，他所预言的很多事情在今天已经成了老生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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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曾不安地预感到民主的平等主义的一律与单调，现在所有的人，对他为了减轻其后果而开出的药方不管有何想法，都认识到他的预言不幸是正确的。我也不清楚有谁会否认，不管卡尔·马克思有什么错误，他表现出了一种独有的预见力，辨认出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些在同代人看来并非显而易见的作用因素：生产资料集中和统一到私人手中，工业化的无情推进，当时仍在胚胎期的大工商业的兴起和大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冲突不可避免的尖锐化。而且，在揭示政治的与道德的、哲学的与宗教的、自由的与科学的伪装——它们掩盖着上述冲突的一些最野蛮的表现及其社会和知识后果——方面，他也并非没有成功。这是一些主要的先知，还有另一些人。颇有才华但刚愎自用的巴枯宁，比他的伟大对手马克思更准确地预见到了将会出现被剥夺者的伟大起义的形势，而且预见到它们更容易发生的地方，不是处在经济进步上升曲线中的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社会，而是这样的国家：那里的大多数人口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在社会动荡中几乎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即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落后农业经济——譬如西班牙和俄国——中，处在令人绝望的贫困境地的纯朴农民。他说不定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亚洲和非洲发生巨大社会动荡的原因。我还可以说：诗人海涅在向路易·菲利普早期统治下的法国人说，他认识到总有一天，他们的德国邻居将会在历史的记忆和怨恨以及形而上学和道德幻想的共同激励下向他们发起进攻，并把西方文化的伟大业绩连根拔起：“就像早期的基督教徒一样，不管是肉体折磨还是肉体快乐，都不能使他们屈服；恐惧和贪婪都不能束缚住他们”，这些陶醉于意识形态之中的野蛮人，将把欧洲变成一片荒漠。拉萨尔曾宣扬并且可能预见到了国家社会主义——我们今天的各种人民民主制，不管你把它们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都是马克思在他关于哥达纲领的笔记中彻底谴责过的一种杂种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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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年以后，雅可布·布克哈特预言，军事——工业综合体必然会控制西方衰落的各国；马克斯·韦伯丝毫也不怀疑官僚制度的力量会不断壮大。涂尔干发出了社会失范之可能性的警告；接下来是扎米亚京、赫胥黎和奥威尔的梦魇，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一半是讽刺家，一半是预言家。有些言论仍然属于纯粹的预言，而另一些言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言以及海涅所说的那些支配着种族主义者和新异端的非理性主义者的想像力的野蛮人，大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期而至。十九世纪还产生了其他大量的乌托邦思想和预测，比如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技术统治论的，以及充满着新的中世纪乡愁的，它们渴望着过去那种基本上是凭空想像的共同体——这些体系中的大多数已被公正地遗忘了。在这个得到精心论证、有统计学支持的未来学和空想的巨大行列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空白。有一场支配着欧洲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的运动，它是这样普遍，这样为人熟知，只有依靠故意的想像，人们才能够设想一个它不起作用的世界：它有自己的党派和敌人，有它的民主的、贵族的和君主制的派系，它激励着实干家、艺术家、知识精英和大众。然而十分奇怪的是，在我所了解的重要思想家中，谁也没有预见到它会在未来起到更大的支配作用。然而，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世界上，它是最强大的运动之一，在某些地区甚至是惟一最强大的运动；有些没有预见到这一发展的人，为此付出了他们的自由甚至生命。这就是民族主义运动。有影响的思想家，至少据我所知，都没有预见到它的未来——至少没有一个思想家明确地预言过它。我所知道的惟一例外，就是被人低估了的摩西·赫斯，1862年，他在《罗马和耶路撒冷》一书中断言，犹太人肩负着把共产主义和民族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使命。但这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布道，而且除了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外，该书基本上一直无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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