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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Hans Baron，‘Machiavelli：the Republican Citizen and the Author of“The Prince”’（巴隆：“马基雅维利：共和派的公民和《君主论》的作者”），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76（1961），2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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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Ser Lapo Mazzei，Lettere di un notaro a un mercante del secolo XIV（马泽：《十四世纪一位公证人致一位商人的信》），ed.Cesare Guasti，2 vols，Florence，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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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Giovanni di Pagolo Morelli，Ricordi（莫雷里：《回忆》），ed.Vittore Branca，Florence，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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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论李维前十书》，I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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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君主论》，I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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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君主论》，I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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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这位腓特烈受其师伏尔泰的影响多大，至今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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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Legazioni all’Imperatore，伯德曾引用过这句话，前引书（见33页注19），p.298，not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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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论李维前十书》，I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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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休·特莱弗·罗佩尔使我注意到了这个事实的讽刺意味：这位超级现实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或者全部或者有一部分是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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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马利坦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见Jacques Maritain，Moral Philosophy（马利坦：《道德哲学》），London，1964，p.199。他承认，马基雅维利“从未将善称为恶或将恶称为善”，而是对“强权政治”做如实的描述：拥有大军的党派并未宣称上帝站在自己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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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冒着使读者失去耐心的危险，我必须再说一遍，这不是异教的治国术同基督教道德之间的冲突，而是异教道德（同社会生活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没有它是无法理解的）和基督教伦理的冲突。基督教无论有什么政治含义，可以做独立于政治的阐述，而（例如）亚里士多德或黑格尔的伦理学却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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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前引书（见44页注61），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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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这三个短语分别为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含义都是“国家理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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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Sheldon S.Wolin，Politics and Vision（沃林：《政治学和幻觉》），London，1960，pp.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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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在我看来，他最优秀的喜剧《曼陀罗花》中的道德观，同其政治论说中的道德观是相近的：剧中人的伦理信条，同他们为获得各自不同目的的所作所为迥然不同：最后他们几乎全都如愿以偿。如果加利马可抵挡住了诱惑，或他勾引的女人深受良心责备，或弗拉·提莫泰奥努力按照教父和学者的信条——对此他能说得头头是道——行事，这一切便都不会发生。但一切都变得十分如意，尽管从公认的道德观看并非如此。如果这个剧本鞭挞伪善和愚蠢，其立场也不是出自美德，而是率直的享乐主义。加利马可是个私生活中的君主，他通过正确使用阴谋诡计和玩弄手段，成功地创造并维护了自己的世界。他是命运勇敢的挑战者，等等——这样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见Henry Paolucci，Introduction to Mandragola（波鲁齐：《曼陀罗花》导言），New York，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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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例如上引《论李维前十书》中的那段话，或当他说“我相信最大的善事，最能取悦于上帝的事，就是一个人为自己的城邦所做的事。”我得感谢吉尔莫尔（My-ron Gilmore）为我指出了这句话，见A Discourse on Remodelling 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论佛罗伦萨政府的重建》）（出处见39页注45，vol.1，pp.113-4）。这样的情感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姑不论他想奉承利奥十世，或一切作家都易于受到自己那个时代陈词滥调的影响，我们是否可以猜想，他是想让我们认为，当马其顿的腓力采用了甚至使马基雅维利也感到羞耻的方式（据说那是不可避免的）移民时，这位腓力的所为，假如是有利于马其顿的善行，便也会取悦于上帝，相反，巴格利奥尼未能杀死教皇和库里亚，则会使上帝感到不快吗？至少可以说，这样的上帝观同《新约全书》中的观点相去甚远。城邦的需要会自然而然地同全能上帝的意志相吻合吗？那些打算怀疑这一论点的人，是否有成为异端的危险呢？然而，如果假定他相信上帝和凯撒的要求完全一致，这会使他的中心论点变得荒诞不经。当然这也不会证明他缺少所有的基督教感情：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写下的《悔过书》（Esortazione alla penitenza，如果它不是后人伪造），如里多尔弗和阿尔德里西奥所相信的那样，有可能完全是出于真诚；卡波尼（Capponi）或许夸大了“他将宗教从心中驱逐出去”的程度，尽管“他的思想中宗教并未完全绝迹”。关键在于，这样的心情在他的政治文章中是极为罕见的，而我们所关心的仅仅是这些文章。前引普莱佐利尼的文章（见50页注69）对此做过十分有意思的讨论，他将这种态度追溯至奥古斯丁，并隐约批驳了克罗齐的观点。马基雅维利有时也会表现得过于马基雅维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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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普莱佐利尼的引文，前引书（见29页注2），英文版，p.222-3。〔戈尔地雅斯结（Gordian knot）：据希腊神话，开此结者可为王，后被亚历山大以剑斩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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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Quaderni della‘Critica’（《“批评”笔记》）5 No 14（July 19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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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费舍曾正确指出，修道院的解散留下了大量过去无法利用的文献证据，这要归因于一个事实，即教会为了抵制对其历史主张的攻击，不得不利用历史研究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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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像“les saisons et mutations de moeurs d’un peuple”（民族的交替兴衰）、民族的“la complexion et humeur”（性格和气质）、“fa?ons de vivre”（生活样式）、“forme de vivre”（生活形态），“la police”（文明）“les motifs，les opinions et les pensées de hommes”（各种人类的动机、意见和观念）、“la génie du siècle，des opinions，des moeurs，des idées dominantes”（时代的、观点的、主导观念的起源）、“des passions qui conduisaient les hommes”（支配着人类的各种情绪），都是十六和十七世纪十分常见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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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影响仅次于伏尔泰的丰特奈尔，就把各种技艺（和其他所有事情）的进步等同于有序性、明晰性、精确性和“netteté”（纯洁性）的提高，它最纯粹的表现就是几何——在每个知识和创造领域能够对它所接触的一切加以改进的笛卡尔方法。他和伏尔泰一样认为，神话是野蛮和无知的产物。他怀疑一切隐喻，尤其是“images fabuleuses”（虚构的形象），它是来自“对事物完全错误和荒谬的”认识——它们的作用只能是传播谬论。原始社会的诗人采用神话语言进行修饰，但是也把它作为一种表达自己直接受到了神灵启发的手段；现代作家至少应当使用譬如说有关时间、空间和神的“images spirituelles”（精神形象）——拟人化的抽象观念，但它的表达对象是理性，而不是非理性的感情。他们为反抗理论中的蒙昧主义和实践中的野蛮行为而表现出的理智力量、勇气、人道精神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不应使我们对他们的优点所造成的罪恶——这让他们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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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列昂·庞帕（Leon Pompa）在著作中以及和我的谈话中，都强调过这种对比。我倾向于认为他的解释更接近维柯的思想，而我在过去对这个主题的讨论中，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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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在维柯的《新科学》中，有一段描述文明衰退的话值得一提：“……不管其群体多么强大，（人们）就仿佛生活在深刻的精神和意志孤独之中，难得有两个人会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他们都各自追求自己的快乐或变幻无常。”见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trans.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ld Fisch，revised ed.，New York，1968，paragraph 1106。下面的引文皆出自这个译本，并标明节号：如N.S.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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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例如，忒修斯和阿里阿德涅的故事与早期航海生活有关。人身牛首的怪物米诺陶象征着绑架雅典人的船上海盗，因为牛是古代船首的典型饰物，而海盗行为则是希腊人和古日耳曼人都曾大加赞美的对象。阿里阿德涅代表航海艺术，是航海的象征，迷宫是指爱琴海。有时，米诺陶是个欧亚混血儿，一个来到克里特的外国人——种族冲突的一个早期象征。卡德摩斯是原始人，他的屠蛇是在清除广阔的树林。他把毒蛇的牙齿种在地上——毒蛇的牙齿就是犁齿，他扔在周围的石头就是英雄们所垄断而农奴们渴望得到的地块；犁沟是封建社会的秩序；从牙齿上冒出来的全副武装的人是英雄，但他们不是像神话所叙述的那样相互为战（在这里维柯决定“修正”证据），而是同威胁着定居农民生活的强盗和无赖作战。战神被密涅瓦击伤，是贵族打败了平民。至于珀加索斯的例子，翅膀代表天空，天空代表鸟，飞翔有着极为重要的吉祥含义。为一匹马插上翅膀，等于骑马的贵族，他享有祥云高照的特权，所以也享有权力。这类神话很快便代表着权力和制度，经常反映着激烈的社会制度的变革；神话形象，例如飞龙（Draco）——一个在中国和埃及也可以看到的怪物——或赫拉克勒斯，或埃涅阿斯（他的下地狱当然是播种的象征），在维柯看来并不是历史人物，他们就和毕达哥拉斯和梭伦一样，被他视为仅仅是政治结构的象征，不适合于进入任何编年史的叙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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