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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怀特海和斯托特也做过类似的论证，而且还有后来的一些阐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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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1783年致哈曼的信，《通信集》，vol.5，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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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人性论》，p.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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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人类理解研究》，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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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雅各比著作集》，vol.2，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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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人类理解研究》，pp.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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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Richard Wollheim（ed.），Hume on Religion（沃尔海姆编：《休谟论宗教》），London，1963，pp.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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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Shirley Letwin，‘Hume：Inventor of a New Task for Philosophy’（莱特文：“休谟：一项哲学新任务的发明者”），Political Theory 3（197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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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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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见P.A.Sergeenko论托尔斯泰的著作，Tolstoy i ego sovermenniki（塞尔琴科：《托尔斯泰及其同时代的人》），Moscow，1911，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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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塞尔琴科（见226页注1，pp.13-4）说，托尔斯泰在1908年告诉他，他清楚地记得1861年3月造访赫尔岑的伦敦寓所时的情形。“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回忆说，他个头不太高，是个健壮的小个子，‘充满朝气，善解人意，聪明且兴致盎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解释说（像通常一样，他用恰当的手势来澄清含义）：‘赫尔岑立刻和我交谈起来，仿佛我们早就认识一样。我发现他有十分迷人的个性……我还从未见过这样有吸引力的人。他比当时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政治家都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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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有证据表明她曾按照不为东正教所承认的路德教仪式同他结婚，虽然这一证据并不确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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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A.I.Herzen，Sobranie sochinenii v tridtsati tomakh（赫尔岑：《文集》），Mos-cow，1954-65，vol.8，p.86。以下引用的赫尔岑著作皆指这个版本，简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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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文集》，vol.8，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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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关于俄国的社会主义起源以及赫尔岑在其中的作用，这里无法做出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解释。出版于革命前后的一些没有翻译过来的俄语著作研究过这个题目。到目前为止，最细致和最具原则性的研究，是Martin Malia，Alexander Herzen and the Birth of Russian Socialism，1812-1855（玛丽亚：《赫尔岑和俄国社会主义的诞生，1812-1855》），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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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对这个著名且几乎普遍持有的观点最明确的表述，见E.H.Carr，The Ro-mantic Exiles（卡尔：《浪漫的流亡者》），London，1933。此书叙述生动，文献详实。Malia的著作（见231页注6）避免了这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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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赫尔岑没有英国好友，虽然不乏帮手、同盟和赞赏者。其中一位是激进派记者林顿，赫尔岑曾为他的《英吉利共和国》（English Republic）写过文章。他对赫尔岑的描述是：“矮个子，体格健壮，晚年有些发胖，大脑袋上蓄起了长长的栗色头发和胡须。他举止优雅高贵，又具有讥讽和机智的强大力量……说话简洁明快，令人着迷，他是个敏锐而又深刻的思想家，有着‘野蛮人’的热情天性，但是慷慨且有人情味。……他好客，乐于社交……一个很好的谈话对手，坦率而开朗。”见W.L.Linton，Memories（林顿：《回忆录》），London，1895，pp.146-7。他在《欧洲共和国》（European Republics，London，1893）中还提到，西班牙激进分子艾米利奥·卡斯特拉称留着漂亮头发和胡须的赫尔岑，看上去像个哥特人，但是他开朗活泼，才华过人，“无与伦比的高雅”，有着南方人“奇妙的多重性”（pp.275-6）。屠格涅夫和赫尔岑是最早一批能在欧洲社交圈里自由走动的俄国人。他们给人的印象虽然不一定足够强烈，但在消除阴暗的“斯拉夫灵魂”的神话上却起了很大作用。这种神话过了很长时间才消失；也许至今仍未完全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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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的《往事与随想》”，他在写于六十年代初的一封信中如是说；谦虚并不是他的美德之一。见《文集》，vol.27，p.394（1863年12月16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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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前引书（见228页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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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文集》，vol.12，pp.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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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加利利人，指基督。——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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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文集》，vol.13，pp.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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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见Journal，8 February 1865。标题是“夏尔·埃德蒙家中的晚餐”——“他说话时喉咙里不时发出轻轻的嘲笑声。他的声音亲切，抑扬顿挫，富于音乐感，人们以为他的粗脖子会粗声粗气，其实不然。他的思想细致而优雅，尖刻而机敏，总是十分明确，并用一些恰到好处的措辞加以阐述，虽然是出自一个开明而机智的外国人之口，却总是表现出极为恰当的法语水平。他谈到巴枯宁，他在狱中度过的十一个月，他从阿穆尔河逃出西伯利亚，取道加利福尼亚返回伦敦的经过，在热泪盈眶的热烈拥抱后，他（向赫尔岑）说的第一句话是：‘这里能搞到牡蛎吗？’”赫尔岑讲的沙皇尼古拉的故事也让龚古尔兄弟开心。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这位皇帝在欧帕托利亚陷落后，深夜在他空荡荡的宫殿里散步，迈着《唐·璜》中那个司令官石塑般沉重而神秘的步伐。然后他又说了一些有关英国风俗习惯的奇闻轶事——“他喜欢这个国家，因为她是一片自由的土地。”——用来说明它的可笑之处，它的等级意识，不可救药的传统主义，尤其是主仆关系。龚古尔兄弟还提到赫尔岑为说明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格差异而提出的精辟见解。他们可靠地讲述了詹姆斯·罗特希尔德如何挽救赫尔岑的俄国财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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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正统的苏联学者从这种观点中发现，他终于接近了马克思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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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文集》，vol.6，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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