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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如果你是现场的陪审员,一定也会被苏格拉底的态度所激怒。很自然地,在第一次投票表决时,以281票对220票判定苏格拉底有罪。原告建议死刑,法庭允许苏格拉底自行选择刑罚,比如无期徒刑、罚款或者流放。没想到苏格拉底居然说:像我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被惩罚呢?我应该得到好处,我对城邦做出的贡献堪比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得主,应该让我去国宾馆免费吃住。最后他提议,如果一定要罚款的话,那就罚一个比纳吧,这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笔钱,小到足以让陪审员们认为苏格拉底是在羞辱他们。于是,在第二次投票表决的时候,以361票对140票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苏格拉底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之所以被定罪,是由于缺少一样东西,但是缺少的不是言词,而是厚颜无耻,甘愿向你们说那些你们最爱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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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读《申辩篇》的时候,有很强的一种感觉:苏格拉底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从这场审判中脱身,而是有意无意地在推动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死刑判决。换句话说,苏格拉底罪不至死,雅典公民原本也不打算判他死刑,反而是苏格拉底本人决定去死。苏格拉底为什么勇于赴死?他为什么对死亡毫不畏惧,反而刻意求之?我们会在第19讲中再处理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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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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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对这一讲做一个小结。哲学与政治从来都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对于这一点,苏格拉底心知肚明。他曾经说过:“我如果很久以前就从政,那就早已被处死,不能给你们或者给我自己做什么好事了。请不要因为我说实话而不高兴。因为一个人如果刚正不阿,力排众议,企图阻止本邦做出许多不公不法的事,就很难保全生命。一个人如果真想为正义而斗争,又不想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只能当一个平头老百姓,绝不能做官。”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但是苏格拉底很少过问政治问题还不仅仅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而是因为他一方面认识到政治的危险性,另一方面他认定政治是末,道德是本,所以他更愿意从道德和伦理入手解决雅典的危机。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并不缺乏政治勇气。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战胜了斯巴达舰队,但领导这次战役的10位将军却因为没有及时掩埋阵亡将士受到了审判,当时恰好轮到苏格拉底当五百人议事会的主席。多数人认为这些将军应该被处死。可是,苏格拉底却力排众议,毫不犹豫地投出了反对票。两年之后,“三十僭主”上台,苏格拉底的学生克里底亚斯命令苏格拉底和另外四个公民一起去逮捕民主派人士。苏格拉底虽然厌恶民主派,但对克里底亚斯诛杀异己的行径更加反感,所以他没有执行命令,而是悄悄地自行回家了。如果不是“三十僭主”很快垮台,苏格拉底极有可能因为此事而受到惩罚。我认为这两件事非常有象征意义,面对民主制和僭主制,苏格拉底都展现出了求真的勇气,他既没有屈服于汹涌的民意,也没有屈服于僭主的暴力。所以说,虽然他一生都在尽力回避政治,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缺少政治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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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判处死刑,在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之间,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苏格拉底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们下一讲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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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18 苏格拉底为什么拒绝越狱?——柏拉图《克里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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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判处死刑,理由是“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在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之间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苏格拉底一直在狱中跟他的学生和朋友讨论哲学问题。雅典人就是这样,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在追求丰沛而高远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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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越狱的三个理由与政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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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克里同,这是一个热心肠的有钱人,他买通了狱卒想帮助苏格拉底越狱。没承想苏格拉底不但拒绝了这个请求,而且给出了拒绝越狱的三个理由。哲学家就是这样,不仅要给出自己的立场,还要给出立场背后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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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苏格拉底拒绝越狱的这三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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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第一条理由可以称为“感恩原则”。苏格拉底说:雅典城邦之于我就好比生我养我的父亲和母亲,某种意义上说,城邦甚至比父母还要更加“尊贵”、“可敬”和“神圣”,既然面对父母的时候你百依百顺,那么面对城邦的时候也应该如此。如果不能说服它,就只能按照它的命令行事,服从它加于你的任何惩罚。很显然,这个论证的前提是家国具有同构性,我们中国人对这个逻辑最为熟悉,成龙唱过一首歌,其中有这样的歌词: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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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即便城邦对苏格拉底所做的事情是不正义的,但是城邦让苏格拉底和他的同胞“分享了所有的好东西”,所以苏格拉底不应该逃避城邦对他的惩罚。这个理由的言外之意是,其他公民都在奉公守法,你却在钻法律的空子,这对于其他公民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这条理由可以称为“公平游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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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理由是,任何雅典人在成年之后,认清了城邦的政治组织和法律,如果仍旧心怀不满,大可以带着财产到他愿意去的任何地方,但是如果任何人在这样的前提下,仍旧选择留下来,那就意味着你已经默认了城邦法律的正当性。换句话说,你跟城邦其实已经签订了某种契约。这个时候你就要遵守契约,不能因为履行契约会违背你的利益,而任意撕毁契约。这条理由可以称为“认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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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以上三个理由构成了政治哲学中的“政治义务”理论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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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政治义务?简单说,就是为什么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或者命令,我们就应该不考虑其内容而服从它?这里的关键表述是“不考虑其内容而服从”。比方说,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孝顺就是百依百顺,也就是不考虑父母命令的内容是对还是错,总之就是要服从。苏格拉底肯定不认为雅典公民大会对他的审判是正义的,但是他依然决定服从这个审判,而不考虑其内容的非正义性,这正是政治义务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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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苏格拉底给出的这三个理由是充分的吗?它们是否真的可以证明政治义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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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要重点探讨的是后两条理由的合理性,也就是“公平游戏”和“认可理论”。至于“感恩原则”,我想请读者自己仔细想想其中的逻辑。有两条思路可供参考。一条是家国是否同构?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什么?第二条思路是,当我们的父亲提出了一个不合理的要求时,我们通常会质疑为什么。一般来说,父亲都会继续给出解释,但有时候也会非常粗暴地回答:因为我是你爸爸!因为我养了你这么多年!这个时候,他好像也在讲道理,但我们心底里却认为他根本就不是在讲道理,为什么这个明明是最根本的理由反而看起来不像是理由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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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游戏”中的主动接受与被动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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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公平游戏原则的精髓所在,我先举一个例子。期末考试的时候,90%的人都在作弊,只有10%的人遵守考场规则,如果你是那10%的人,此时你的心理活动会是什么样的?你也许会一方面骄傲于自己的出淤泥而不染,另一方面在你的内心深处,没准会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告诉自己,要不我也翻翻书?要不我也作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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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碰巧你读过休谟,也许还会背诵这句话给自己听:“如果我独自一人把严厉的约束加于自己,而其他人却在那里为所欲为,那么我就会由于正直而成为呆子了。”所以说,公平游戏原则的要点在于“限制的相互性”,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合作体系中,只有当其他人服从规则的时候,我才会服从规则。这被视为是公平游戏原则的理论优点之一,因为它要求每一个合作者避免成为所谓的“搭便车的人”。除此之外,这条原则还有另外一个理论优点,它不要求你事先认可社会合作体系的“合法性”,只要你从这个体系中“主动接受”了好处,按照公平游戏原则,你就有义务去做你分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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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里有一个关键词——“主动接受”。所有曾经在大学期间收过鲜花的女生,一定对“被动接收”与“主动接受”的区别非常清楚。对于那些扔下花就跑路的男生,那些强人所难把鲜花塞到你怀里的男生,你一定不会承认是主动接受了他们的鲜花,因此你也不必承担相应的义务,比方说,从此成为他们的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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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些好处似乎不是那么容易区分“被动接收”与“主动接受”的。比方说,假设宿舍管理委员会为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在楼道里架设了一个大喇叭,每到晚上9点就开始播放流行音乐和相声小品节目,并且要求每个同学负责一天的播放任务。张三一开始对此表示拒绝,说每天背英语单词还来不及呢,根本没有时间和兴趣收听广播。可是没想到,慢慢地,他居然喜欢上了听广播,甚至养成了习惯,每到晚上9点就打开宿舍的门,躺在床上听得不亦乐乎。一个月后,宿舍管理委员会找到张三说,明天轮到你给大伙儿播放节目了,否则的话你就是一个搭便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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