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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国民，我们与国家和政府之间从未签订过明示认可的契约，更多的是基于默示认可。按照默示认可的逻辑，哪怕你不通外语，出身贫寒，仅靠微薄的薪水度日，你依然拥有选择离开自己祖国的自由。所以，你只要仍旧待在这片国土上，你就在事实上已经认可了它的法律和政策，因此，你就必须做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针对以上逻辑，英国哲学家休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进行反驳：假设你在睡梦之中被人绑架到了一条船上，醒来时眼前除了汪洋大海就只剩下那个面目可憎的海盗头子。现在你有两个选择：1.离开这条船；2.留在这艘船里。前者意味着跳进海里淹死，所以你只能选择留在船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你其实已经在自由地表达你对船主的权威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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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发现，默示认可理论显然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记得多年前，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个视频，在厦门大学的辩论会上，一个男生把辩论现场改成了孟非主持的“非诚勿扰”。这个辩手说：“请问反方一辩，你有男朋友吗？请回答有还是没有？”反方一辩措手不及，一时难以应对。没想到两秒过后，男生立即说道：“那么好吧，默认的答案就是没有！”虽然网民们无比热爱这个浪漫时刻，但是我却烦透了这个男生的强盗逻辑。因为哪怕这个男生是以爱的名义，哪怕反方一辩没有立即表示反对，哪怕中文字典里有一个词语叫“默认”，都无法支持男生单方面得出那个让围观群众雀跃不已的答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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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认可现有政治体制的人，不但会出于各种原因放弃移民而选择留在国境之内，而且会接受来自体制的公共利益，比如国防安全、环境保护、法制和社会秩序等，但即便如此也仍旧无法证明他已经默认了这个体制，因为大多数的公共利益，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既无法主动接受也无法主动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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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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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苏格拉底提供的这三条理由都存在问题。那苏格拉底为什么还要选择服从城邦不正义的审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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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是，首先，我们在生活中给出的绝大多数理由几乎都不是一锤定音式的终极理由，很多理由也许不是那么充分，但已经足以让我们毅然决然地采取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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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苏格拉底可不是单独给出其中的一条理由，而是同时给出了三条理由。后世的“政治义务”理论家与苏格拉底最大的区别正在于这里，他们往往试图应用单一的理论去解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苏格拉底则充分意识到了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复杂。我在本书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必须学会用一种复杂的眼光去审视和分析世界。我特别欣赏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他说：“哲学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偏食：只用一类例子来滋养思想。”苏格拉底不偏食，他不是哲学病患者。他给出的这三条理由虽然各有缺陷，但是组合在一起却可能产生1+1+1>3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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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虽然蝼蚁尚且偷生，但对于人来说，却必须要考虑比活着本身更重要的事情。有些人主张“活着，就是一切”，这是典型的犬儒主义生活态度，它很容易就会滑落成为“一切都是为了活着”。还有一种观点是“活着，就是一种成就”，这句话是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听一位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老人说的，我觉得这句话与“活着就是一切”不同，考虑到这位老人几乎经历了整个风云诡谲的20世纪，这句话应当多少包含了某种温和的坚持，以及坚持之后的通达。但是相比之下，苏格拉底更加勇猛精进，他坚持认为，对于人而言，“真正困难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避免做不义之事；不义之事比死亡更难逃避”。所以，人之一生应该做道德上正当的事情，而且“活得好”与“活得正当”就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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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舍生取义”虽然值得赞颂，但它仍旧是道德意义上的死亡观，对苏格拉底来说，死亡之所以不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就在于学习哲学就是在练习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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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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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19 苏格拉底为什么勇于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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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人生唯一确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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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系的逻辑课上，每当谈到三段论的时候，最常出现的例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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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提：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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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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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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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所有人都是会死的。对于有朽的人类来说，死亡是人生唯一确定的一件事，可恰恰是这个唯一确定的事情，我们对它却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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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对死亡问题采取“悬隔判断”的态度。苏格拉底不同，他直面死亡，研究死亡，甚至认为哲学家的使命就是练习死亡。正因为如此，当生命的最后时刻到来的时候，他不仅镇定自若，毫不慌张，甚至还有些跃跃欲试，这真是让人心向往之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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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因论”考察苏格拉底的勇于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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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17讲中曾经探讨过苏格拉底勇于赴死的道德理由。苏格拉底说：“我之所以被定罪，是由于缺少一样东西，但是缺少的不是言词，而是厚颜无耻，甘愿向你们说那些你们最爱听的话。”我们一定要纠正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没有为自己尽力辩护。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是因为在你看来，一个好的辩护就是尽可能地让被告逃脱惩罚，但这有悖苏格拉底的初衷。他在雅典法庭上做自我辩护，是为了阐明自己认定的真理，而不是为了逃脱惩罚而谄媚陪审团。换句话说，苏格拉底是为了坚持真理而主动接受了死刑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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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8讲中，我们探讨了苏格拉底勇于赴死的政治理由。曾经有人对苏格拉底说：真是不幸，你遭受了不义的审判而死去。苏格拉底回答说：难道你希望我是遭受了正义的审判而死去？这个对话的隐含之义是，这个审判的不义恰恰衬托出了他的正义。中国有句老话叫作“认罪伏法”，对苏格拉底来说，他伏法，但不认罪。之所以伏法，是因为身为公民，苏格拉底尊重城邦的法律和秩序，之所以不认罪，是因为身为哲人，苏格拉底坚持真理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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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的道德理由和政治理由，我还想说一些看起来不那么高大上的观点。我想提醒你们注意的是，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的时候已经是七十高龄的老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死期已不远”。我们不妨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苏格拉底不是70岁而是40岁，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他还会这样勇于赴死吗？你要知道，在此前的70年里，苏格拉底已经成就了他卓越的一生，在这个意义上，他死而无憾。反过来说，我们之所以对婴儿的早夭、青年的猝死感到格外难过，不正是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展开自己的一生，还没有来得及绽放就要凋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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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可以问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作为古稀之年的老人，苏格拉底可以逃到哪里去呢？不久前我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作《三城记》，在鼎革之变的前夕，女主角决定逃亡香港，临行前，她的母亲改变了同行的决定，理由是她已经老了，不能也不想再去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天下之大竟无容身之处，既然如此，不如抱残守缺，就在此地终老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