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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抽签制。我们今天一想到民主制，最先映入脑海的就是投票表决这四个字。可是在雅典民主制时期，除了像将军和司库这类特别需要专门技能的官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绝大部分的公职都是通过抽签的方式任命的。抽签有什么优点呢？从表面上，它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平等这个价值，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学富五车还是目不识丁，反正大家一视同仁，都有机会担任政府部门要职。可是，抽签的坏处同样也是一目了然的。所谓术业有专攻，如果靠抽签来决定谁担任哪个职位，肯定会出现“德不配位”的情况。试想一下，如果“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或者“你的数学是音乐老师教的”，你说会是什么结果？此外，抽签制看似强调平等，其实却是在伤害平等。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以不平等的方式对待平等之人是为不平等，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不平等的人同样也是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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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最熟悉的民主形式是代议制民主，也称间接民主，相比之下，雅典实行的却是直接民主。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在直接民主这里，人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没有任何中介和代表；在间接民主这里，统治者由被统治者选举产生，用美国建国之父麦迪逊的话说就是：“公民从自己中间选出少数人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表。”直接民主的好处是最充分地体现出“主权在民”的原则，让民意以最直接、最畅通无阻的方式加以表达，但是坏处也同样明显，因为民意具有很强的任意性，所以直接民主很容易堕落成为“暴民统治”，这一点在雅典民主制的晚期展露无遗。因为给后人留下太坏的印象，所以美国的建国之父们都对“民主”二字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在他们看来，“民主从来都是一场动荡和纷争，与人身安全和财产权利无法兼容，这种政体往往因为暴力导致的终结而非常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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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再来看“民意煽动者”，民主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借助于话语而不是借助于暴力来取得权力。我们在第13讲中曾经提到，作为一种以演说为基础的体制，民主政治为智者派的修辞术提供了最丰美的土壤。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苏格拉底的主要论敌高尔吉亚就曾经说过，语言的能力足以支配灵魂，例如法庭辩论，“借助言辞的技巧，一席话就可以说服一大群人，而不管所说的是否真实”。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雅典议事会就像今天的网络世界，谁能用最漂亮的语言和机锋抓住人们的眼球，谁就能获得控制民意的力量。伟大贤明如伯里克利，偶尔也会使用一下操弄人心的修辞术。比方说，当他提议用提洛同盟的盟金修复雅典卫城时，大多数的雅典公民都表示反对，他们叫嚣着要把钱分摊给个人，以满足他们的个人私欲，伯里克利于是回应道：好极啦，这些建筑费不要列在你们的账上，归我付好了；但是当我们在上面刻字的时候，就只刻我的名字。结果雅典人听他这么一说，就又不干了，心想凭什么让你一人流芳百世呢！于是就又齐声高喊道：叫他尽量花……工程完成前不要节省用钱。所以说，在民主政治中，最可能赢得民意的不是德才兼备之士而是巧舌如簧的民意煽动者，这些人最擅长拨弄听众的情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因为要在既定的时间里挫败论敌、说服听众，所以在演讲和辩论的过程中就必须采用“半真半假的陈述、虚伪的谎言或者恶意的人身攻击”。说到人身攻击，当年鲁迅先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非常深刻也非常形象，他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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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民主制：短暂的绝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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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完陶片放逐法、抽签制、直接民主及民意煽动者，我想请你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苏格拉底会认可民主政治的这些特征吗？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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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苏格拉底的一贯逻辑，我们生病的时候会去找医生看病，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常识抓药，更不会通过抽签来决定医疗方案，那为什么当城邦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却会认为应当求助于普通人的意见呢？仔细想想，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挺纳闷的事情。在《克里同篇》中，苏格拉底曾经这样告诉克里同：“亲爱的克里同，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关注‘大多数人’的想法呢？真正有理智的人会相信事实确是如此的，他们的看法更值得考虑。”所以，如果让我们重提政治哲学中的那个核心问题——“应该由谁说了算”，民主派的回答是由平民（demos）说了算，而苏格拉底的回答则是：由专家或者最智慧的人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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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后来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批评民主制，认为民主制最大的优点是自由，但是“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却会败坏公民的德性，放纵他们的欲望，最终导致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无政府状态。苏格拉底说：“当前风气是父亲尽量使自己像孩子，甚至怕自己的儿子，而儿子也跟父亲平起平坐，既不敬也不怕自己的双亲，似乎这样一来他才算是一个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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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年轻人反对老年人、老年人谄媚年轻人的世界里，“教师害怕学生，迎合学生，学生反而漠视教师和保育员。普遍的年轻人充老资格，分庭抗礼，侃侃而谈，而老一辈的则顺着年轻人，说说笑笑，态度谦和，像年轻人一样行事，担心被他们认为可恨可怕”。不夸张地说，这些现象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就以师生关系为例，我觉得它正在遭受商业逻辑和娱乐逻辑的双重扭曲。一方面，师生关系越来越像淘宝上的卖家和买家的关系，为了让买家点赞和不写差评，老师不得不挖空心思地讨好学生。另一方面，不少学生抱着听单口相声或者脱口秀的心态来上课，他们在课堂上寻找的不是知识而是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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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要牢记于心的是，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君主制和贵族制是常态政治，是祖宗旧制，而民主制则是异端歧出，是洪水猛兽，是一个必须要竭力加以辩护的坏东西。说了雅典民主制这么多的坏话，现在该来给它稍微翻翻案了。关于翻案的问题，我们下一讲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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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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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21 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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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对雅典民主制的最佳辩护来自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公元前430年，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之后的第二年，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的葬礼上做了一场震古烁今的演讲，在这场演讲中，他对雅典民主制进行了最富激情的辩护和赞颂。我实在是太喜爱这段话了，所以请允许我在这里引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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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体名副其实为民主政体，因为统治权属于大多数人而非属于少数人。在私人争端中，我们的法律保证平等地对待所有人。然而个人的优秀德性，并不因此遭到抹杀。当一个公民的某项才能特别杰出，他将被优先考虑担任公职。这并非特权，而是美德的报酬。贫穷亦不构成阻碍，一个人不论其地位如何卑微，总能奉献其一己之力于国家。雅典的公民并不因私人事业而忽视公共事业，因为连我们的商人对政治都有正确的认识与了解。只有我们雅典人视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为无用之人，虽然他们并非有害。在雅典，政策虽然由少数人制定，但是我们全体人民乃是最终的裁定者。我们认为讨论并不会阻碍行动与效率，而是欠缺知识才会，而知识只能藉行动前的讨论才能获得。当别人因无知而勇猛，因反省而踯躅不前，我们却因决策前的深思熟虑而行动果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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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怎么评价伯里克利的这段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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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段话肯定是对雅典民主制的溢美之词，它更像是伯里克利心目中雅典民主制的理想状态而不是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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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段话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它向我们传达出雅典民主制最鼎盛时期的一些特征，在这个时期，雅典民主制实现了依迪丝·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中所说的“绝妙的平衡”，在这个制度里，人人平等的政治权利与卓越个体的脱颖而出，私人事业与公共事务，少数人制定政策与全体公民作为最终的裁定者，深思熟虑与行动果敢，这些看似对立的双方都达到了绝妙的平衡。说到“平衡”二字，我请读者再次回想一下德尔菲神庙上的那句箴言：“凡事勿过度！”但是，正像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这种绝妙的平衡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直接的原因是伯里克利在做完这个演讲之后一年就因为感染瘟疫而去世了，他的继任者们缺乏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多为讨好民众的民意煽动者；间接的原因同时在我看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僭主，而民主制放大了这个问题，所以这种“绝妙的平衡”很快就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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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黄金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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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伯里克利的去世象征着雅典衰败的开端，那么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则意味着雅典黄金时代的彻底终结，威尔·杜兰特说，从这一刻起，雅典人的躯体和灵魂都开始衰竭。苏格拉底死后不久，雅典人很快就后悔了，他们意识到自己犯下了错误，这样做等于是用一把火烧毁了雅典人最好的智力训练场和脑力体操馆。于是他们处死了主控者美勒图，放逐了其他两个起诉人，并且雕了一座苏格拉底的铜像放在雅典城内，加以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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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对于柏拉图的影响是巨大的，柏拉图从此对民主制彻底失望，这让他最终写出了《理想国》，在那里面哲学王统治着所有人。柏拉图还在雅典城东北角建立起了著名的学园（academy），与苏格拉底流连忘返的公共广场不同，柏拉图的学园是封闭的，面对的都是年轻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公民广场上公民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而是自上而下的教育和灌输。有学者（康福德）认为，在柏拉图这里，苏格拉底的“自治（self-rule）理想”彻底被外部的权威所取代。由于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自觉和自治的能力，必须要让有智慧的人去统治无智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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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苏格拉底之死是雅典民主制最大的历史污点，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以此来攻击民主制。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如果在雅典法庭上苏格拉底面对的不是501人的陪审团，而是三十僭主，他会遭受到不同的惩罚吗？我认为不会。我的意思是，哲人与城邦的紧张关系将永远地持续下去，除非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哲人成为了王，或者王通过偶然的机会，学习哲学成为了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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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民主制曾经可以胸怀坦荡地面对各种异端思想，他们驱逐过普罗塔戈拉，但从未处死过任何一个异见人士，苏格拉底是唯一的例外。作为土生土长的雅典本邦人，苏格拉底一直活到了古稀之年，他一生都在说自己想说的话，充分享受到了民主制的优点——自由——带来的乐趣与美好。正像当代著名的保守主义者施特劳斯所承认的那样，在民主制中，所有类型的人都能够自由地发展，尤其是最优秀的那一类人。其中当然也包括被雅典民主制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死时已经70岁，换言之，在此之前，苏格拉底已经拜自由所赐，成就了卓越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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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苏格拉底之死源自“一次所有国家都经历过的那种突然的恐慌”，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由于雅典民主制的三次政治地震，在危机时刻人心惶惶，难免会慌不择路地开始寻找“替罪羊”，这样的做法当然愚蠢透顶，可是就像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考虑到苏格拉底是雅典唯一因为持不同意见丧生的人。另外有三个人被驱逐出境。总共就这么几个，而哪怕是看一看最近五百年来在欧洲有多少人被残酷虐待、被杀害，我们就知道雅典的自由是什么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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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是所有坏中最不坏的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