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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苏格拉底之死是雅典民主制最大的历史污点，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以此来攻击民主制。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如果在雅典法庭上苏格拉底面对的不是501人的陪审团，而是三十僭主，他会遭受到不同的惩罚吗？我认为不会。我的意思是，哲人与城邦的紧张关系将永远地持续下去，除非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哲人成为了王，或者王通过偶然的机会，学习哲学成为了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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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民主制曾经可以胸怀坦荡地面对各种异端思想，他们驱逐过普罗塔戈拉，但从未处死过任何一个异见人士，苏格拉底是唯一的例外。作为土生土长的雅典本邦人，苏格拉底一直活到了古稀之年，他一生都在说自己想说的话，充分享受到了民主制的优点——自由——带来的乐趣与美好。正像当代著名的保守主义者施特劳斯所承认的那样，在民主制中，所有类型的人都能够自由地发展，尤其是最优秀的那一类人。其中当然也包括被雅典民主制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死时已经70岁，换言之，在此之前，苏格拉底已经拜自由所赐，成就了卓越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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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苏格拉底之死源自“一次所有国家都经历过的那种突然的恐慌”，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由于雅典民主制的三次政治地震，在危机时刻人心惶惶，难免会慌不择路地开始寻找“替罪羊”，这样的做法当然愚蠢透顶，可是就像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考虑到苏格拉底是雅典唯一因为持不同意见丧生的人。另外有三个人被驱逐出境。总共就这么几个，而哪怕是看一看最近五百年来在欧洲有多少人被残酷虐待、被杀害，我们就知道雅典的自由是什么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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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是所有坏中最不坏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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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民主制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毋庸讳言的是，至少对于雅典城邦最著名的三位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民主制是个坏东西。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标准，我们可以根据“统治者的人数多少”以及“统治的目的到底是为了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来区分六类政体，它们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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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人统治并且为了公共的利益，这是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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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人统治并且为了私人的利益，这是僭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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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少数人统治并且为了公共的利益，这是贵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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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少数人统治并且为了私人的利益，这是寡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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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多数人统治并且为了公共的利益，这是共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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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多数人统治并且为了私人的利益，这是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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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种政体中，1、3、5是好政体，而2、4、6分别对应的是好政体的堕落形式，也就是坏政体。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最好的政体是君主制，因为最好的反面就是最坏，所以僭主制是最坏的政体；按照这个逻辑，好中最不好的政体是共和制，那么它的反面——民主制就是坏中最不坏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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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好政体的堕落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政体呢？毫无疑问就是坏中最不坏的那个政体——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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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格拉底之死，由于柏拉图以及众多哲人对雅典民主制的批评，民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背负着骂名，被世人视为一个坏东西。民主制之所以这么不招人待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类一直不死心，一直想要追求至善的政体，试图在地上建立天国。直到各种实验都以惨败告终之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民主虽然是个坏东西，但它却是坏中最不坏的那个东西。1947年11月11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众议院中说：除了所有那些一再尝试过的其他政府形式之外，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这句话说得非常拗口，其实，丘吉尔的意思就是，民主制是坏中最不坏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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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广告词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如果用在政治领域，我想说的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所以在选择政体形式的时候，我们应该秉持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而不是“两善相权取其优”的原则。如果你理解了上面的这些道理，就会明白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的优点之一就是坦诚面对“人性是不完善的”这样一个事实。也正因此，有人说：“你无法通过杀死民主的辩护者来杀死民主，但是你可以通过坚持至善，坚持反对一切人性的和有瑕疵的东西来杀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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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应该如何度过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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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第14讲的结尾处引用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然后我接着苏格拉底往下说：“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也许有读者会问：“何谓过度考察的‘度’？如何把握？比如在一个荒诞的时代，一个普通人如何考察才不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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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暂时的答复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没有数学意义上的度可供参考。”这个回答当然依旧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在一个荒诞的年代，哪怕是正常的考察，恐怕都难以让生活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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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应该怎么办？我的观点是，哲学不提供具体人生的具体建议，如果你想要找这些具体的建议，可以去看家用电器的使用说明书，可以去读机场书店里售卖的成功学著作，或者去看媒体提供的各种心灵鸡汤。哲学可以帮助你澄清问题，厘清观念，但却无法帮助你提升勇气，让你果敢行动。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亚里士多德的那句话——“我们反复做的事情成就了我们”。事实上，苏格拉底说了那么多话，最终还是他的做、他的实践，成就了他在哲学史上的不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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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应该如何度过他的一生？”这是苏格拉底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逼迫我们直面自己的内心，关照自己的灵魂，与此同时，也逼迫我们直面政治制度本身，关注我们的政治生活。因为，政治制度直接影响到我们能以何种方式展开自己的一生。陈嘉映先生不久前出了一本书叫作《何为良好生活》，我曾经开玩笑地跟他说，如果想要回答您这个问题，就必须先读我那本《正义的可能》，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正义是不可能的，那么良好生活也就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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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正义到底是什么？正义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正是接下来柏拉图篇所要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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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学园》，是意大利画家拉斐尔（Raphael，1483-1520）于1509-1511年间在梵蒂冈创作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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