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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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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是一个人生哲学的问题，就像我在第2讲中问过的那个问题：你到底是愿意做一头终日快乐的猪，还是一个愁眉苦脸的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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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也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你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自由，但是从摇篮到坟墓都有保障的社会，还是一个有自由，同时也要承担很多个体责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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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人类思想史上有一则轶事，据说德国大文豪，同时也是著名的启蒙主义者歌德在生命弥留之际，曾经大声疾呼：“光明，光明，多一些光明！”你们知道启蒙的英文是enlightenment，就是照亮的意思，五四运动时期人们是用“大光明时代”来翻译启蒙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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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我在台湾“中研院”访问，顺道去胡适先生的陵墓拜谒，那天适逢胡适先生诞辰126周年，胡适先生的墓志铭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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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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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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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关键词是学术、思想、自由和光明，启蒙运动就是用光明取代黑暗，用知识取代无知，用自由取代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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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后来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听到了歌德的临终遗言，竟然反驳道：“不，温暖，温暖，多一些温暖！因为我们是死于寒冷，而不是死于黑暗。让人致命的不是夜晚，而是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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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理，光明带来温暖，黑暗产生寒冷。但是乌纳穆诺居然反驳歌德与常识，认为我们要的不是光明而是温暖，也就是说他把光明和温暖对立起来，认为光明不但不会带来温暖反而会带来严寒，而黑暗呢，不但不会带来严寒反而会带来温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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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用知识去取代光明，用无知去取代黑暗，用幸福去取代温暖，用不幸去取代寒冷，也许会更好地理解歌德与乌纳穆诺之间的分歧。简单说吧，歌德认为，知识带来幸福，无知带来不幸，而乌纳穆诺则认为无知带来幸福，知识带来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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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发现，歌德与乌纳穆诺的这段跨时空对话，与坦塔罗斯和智慧之树的故事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关于知识和幸福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知识才能带来幸福，另一种观点则怀疑知识并不总是会带来温暖，相信保持某种无知是一种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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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希腊政治，我们最为熟悉的两个古希腊城邦雅典和斯巴达，某种意义上就在实践这两条不同的思路。雅典民主制认为光明总是会带来温暖，斯巴达的贵族军事专制则相信保持某种无知是一种福分。从现实政治的效果来看，雅典民主制虽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是它在人心秩序上的混乱和政治秩序的不稳定，也是一目了然的；相比之下，斯巴达政体却是万众一心，保持了长达400年的政治稳定。两相比较，对于内乱频仍、渴望稳定的希腊人来说，斯巴达政体显然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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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现在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如果让柏拉图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二选一，你认为他会倾向于哪种制度？罗马时期的作家普鲁塔克认为，柏拉图把斯巴达的制度视为社会政治的理想状态。这个说法过于夸张，但是柏拉图心仪斯巴达的精英统治、秩序稳定和政治廉洁，从斯巴达那里汲取了很多的思想资源，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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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赴叙拉古的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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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Plato）出生于公元前427年，恰逢第88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之际，也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第四年。哲学史家A.E.泰勒说：“60岁以前，柏拉图的生平几乎是一个空白。”不过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中，我们还是可以拼贴出他的简单生平：出身名门望族，父亲的谱系可以上溯到雅典历史上最后一位君主，母亲的血缘可以上溯到六代以前著名的政治家梭伦，而梭伦则把自己的族谱一直修到了海神波塞冬，也就是说，柏拉图是海神波塞冬的后裔。这个说法会让现代人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如果我们知道毕达哥拉斯在当时被认为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就会发现这在古希腊并不是太奇怪的事情。柏拉图家族在雅典的政治舞台异常活跃，他的两个亲戚都曾经是声名狼藉的“三十僭主”的成员，其中就包括前几讲中介绍过的克里底亚斯，不过柏拉图与他们走动不多，这个出身望族的年轻人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直到遇见苏格拉底之后，才觉得今是而昨非，从此成为一个哲学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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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有一天苏格拉底梦见一只小天鹅飞来停在他的膝盖上，发出嘹亮美妙的鸣声后一飞冲天，次日他就认识了柏拉图，于是苏格拉底就把柏拉图视为那只梦中的小天鹅。苏格拉底被处死的时候柏拉图年仅28岁，他在老师身边待了8年，却用一辈子的时间在记述苏格拉底的对话。哲学史家们通过小心的考证，已经能够相对准确地区分出哪些是苏格拉底本人的话，哪些是柏拉图托苏格拉底之口说的话，但是柏拉图本人却在一封信里面这样谦恭地写道：“过去和将来都不会有柏拉图写的著作，现在以他署名的作品都属于苏格拉底、被美化与恢复了本来面目的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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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雅典本邦贡献给世人的仅有的两个哲学家，却让此前与此后的同行们都黯然失色。说来有趣，他们俩的整体形象也和传说中的哲人大不一样。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相貌英俊，高大威猛，因为肩膀宽阔，得了个绰号“柏拉图”，意思是“大块头”。苏格拉底容貌奇丑，这一点倒和多数哲人差不多，但他酒量极好，体力过人，一年四季身披同一件大氅，冰天雪地也只用赤足行走，而且天性开朗，喜欢与人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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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青年时期对政治充满了热情，但是苏格拉底之死让他对现实政治心灰意冷，对民主制更是彻底丧失信心。苏格拉底的死，可以说是柏拉图失去天真的关键时刻，从此他离开雅典，自我放逐，四处游历，直到12年后才重返雅典。这期间柏拉图一直在思考政治问题，并且逐渐形成了他最为核心的政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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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被逼得相信，社会或个人找到正义的唯一希望在真正的哲学，以及，除非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治权力，或政客拜奇迹所赐变成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永无宁日。”（柏拉图《第七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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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87年，40岁的柏拉图第一次造访南意大利的叙拉古，心中抱持的正是这个信念，他希望用自己的哲学来教化当地的僭主老狄奥尼修斯，可惜事与愿违，哲学在政治面前一败涂地。据记载，柏拉图因为冒犯了老狄奥尼修斯，结果被卖作奴隶，幸亏被熟人出资赎身，当场宣布他为自由人，才得以返回雅典。公元前367年，老狄奥尼修斯去世，小狄奥尼修斯继位，60岁的柏拉图再次动身前往叙拉古，想要实现哲学王的理想，结果再次以失败告终，这一次他的遭遇是被流放。公元前362年，年近70的柏拉图第三次到叙拉古去，结果被软禁了整整一年。从此之后，“叙拉古”这三个字就像一道魔咒，永恒地诅咒着每一个想与僭主共舞的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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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马克·里拉说：“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其结果是，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可能是，两者都被败坏。”马克·里拉的这个判断当然没错，但是我们需要牢记于心的是，这是一种“事后之明”，是对无数代哲人奔赴叙拉古的历史教训的总结。而且正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所以，时至今日，依旧有无数的哲人如过江之鲫，正在赶赴叙拉古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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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究竟说了些什么，他的理想城邦与斯巴达是否相似？正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成为正义之人？正义与幸福的关系是什么？灵魂正义与城邦正义的关系是什么？哲学王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关于这些问题，我将在接下来的几讲中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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