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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这些古典的哲人在思考伦理学问题的时候，都把重点放在“好”或者“善”上面，所以他们的伦理学是“吸引式的伦理学”（attractive ethics），而近现代的哲人比如康德则把重点放在“对”上面，所以又被称为“命令式的伦理学”（categorical ethics）。我们在前两讲中提到过，对古典哲人来说，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what should I be? ”——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前两天我看到一位网友对一档知识付费节目的评论，他说：“如果哲学、伦理、历史，都变成了知识点，却不能让你成为更好和更有德性的人，那就挺没意思的，真的，挺没意思的。”不得不说，这个评论深得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吸引式伦理学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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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因为这件事情是好的，所以我想要实现它”这个例句，我们还可以继续问，这件事情到底好在哪里？我们想要实现它，到底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好的，还是因为它能够带来好的结果？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就与格劳孔的思路非常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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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孔说存在三种类型的善：第一类善，我们追求它是完全不考虑其后果和收益的，而就是因为它本身是善的。格劳孔举的例子是“欢乐和无害的娱乐”。我觉得啊，有些爱也是这一类的善，比如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爱你，与你何干？”这样的爱就是不求回报的爱，是对所爱的那个人或者爱本身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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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善，人们之所以想要它，既是为了它本身，又是为了它的结果。格劳孔举例说，像明白事理、身体健康等等都属于这类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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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善，人们之所以想要它，不是因为它本身是好的，而只是为了它的结果。比方说赚钱之术，人们起早贪黑地辛苦工作，并不是因为工作本身是好的，而只是因为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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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孔为什么要区分这三类善？归根结底，他是想问正义到底属于第几类善？苏格拉底认为正义“本应该”是第一类善，也就是为了正义本身而追求正义，不考虑其收益或者结果。格劳孔反驳说，一般人可不是这么想的，在他们眼中，正义是一件苦差事，人们拼着命去实现正义，图的是它的名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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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说，我知道普通人就是这样想的，而且色拉叙马霍斯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切，所以才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开始贬低正义，赞颂不正义。格劳孔决心将色拉叙马霍斯的逻辑进行到底，于是他举了一个流传千古的“古格斯戒指”的例子。他用这个例子试图说明，人们之所以做正义之事，只是因为人们没有能力去作恶，一旦有机会作恶，同时还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反而会带来各种收益，那么人们就永远都不会选择做正义之人，行正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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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格斯戒指与费尔德曼甜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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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格斯戒指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牧羊人名叫古格斯，放牧途中遭遇暴风雨，紧接着又发生了地震，眼前的大地赫然出现了一道裂缝，他抵御不住好奇心，决定下去一探究竟，结果发现里面有很多的金银财宝，他从一具尸首的手指上取下一枚戒指，然后离开了这个洞穴。事实证明，这是一枚可以隐身的魔戒，只要他把戒指上的宝石朝手心方向一转，别人就看不见他了，再把宝石向外面一转，别人就又看见他了。有了这枚戒指，他就获得了不受惩罚的能力，最终他竟然勾引王后，谋杀国王，窃取王位，做尽了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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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孔讲完这个故事，问道，假设现在有两枚古格斯戒指，一枚戴在正义者的手上，一枚戴在不正义者的手上，你认为他们会有不同的表现吗？或者问得更加直接一些，如果你现在手上戴着这样一枚戒指，你会选择做什么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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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人大的课堂上曾经多次问过学生这个问题，在100人的大教室里，每一回都有一两个学生举手，认为自己会坚持做正义之事。我对这些学生深表钦佩，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人性实在是太有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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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孔对于人性就没有信心，他认为任何人只要戴上这枚魔戒，就不可能再继续做正义的事。理由是不管一个人平日里如何循规蹈矩，奉公守法，一旦拥有不受外在惩罚和约束的能力，就一定会做他“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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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深思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了，此时“想做”的事情恰恰不是好事情，而是坏事情。或者仍旧套用格劳孔的分类学，此时“想做”的事情，不是因其自身为善的事情，而是有利可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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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尤其是在我的行为可以免除一切外在约束和惩罚的前提下，我为什么还要做一个道德的人？这真是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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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多年前写过一篇小文章，题目叫作《古格斯的戒指与费尔德曼的甜饼》。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格劳孔的问题虽然尖锐，但由于设置的情境和条件太过极端，反而让我们失去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我的意思是说，古格斯戒指的诱惑实在太大，除非人们求助于上帝或者良心，否则很难解决这个道德难题，而且它也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道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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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费尔德曼的小甜饼试验更贴近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繁复，因此也就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在复杂条件下普通人的道德动机和理由。费尔德曼是一个卖甜饼的人，他卖甜饼的方式很特别：每天把甜饼送到每一个公司的零食间，边上放一个钱罐子，人们拿完甜饼后自己往里面投钱，他会在午饭之前取回现金和剩下的甜饼。这种自助式的付款方式完全依赖于客户的自律性，也就是说，每一个取甜饼的人都免不了会扪心自问：“如果白拿甜饼，又不会被他人发现，我为什么还应该往盒子里投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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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古格斯戒指，费尔德曼小甜饼同样在问“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但却是一个低配版本的、更具人间烟火气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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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费尔德曼发现风和日丽的时候，人们投钱的意愿明显会提高，反之，在狂风暴雨的日子里回收的钱相对就会少一些。这说明天气好的时候，人们就更愿意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天气不好的时候，比如说今天雾霾指数480，人们就会怒气冲冲，想要找机会来“报复社会”，于是拿了甜饼就不付钱。再比如说，费尔德曼还发现，当员工们喜欢自己的工作和老板时，公司的整体诚信度通常会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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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德曼卖了二十多年的小甜饼，也做了二十多年的统计，结果表明，有87%的人在无人监管的前提下投了钱。所谓“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虽然这仍不足以解决古格斯戒指的难题，但是费尔德曼的小甜饼至少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抱有最低限度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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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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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尽管对此没有一劳永逸的回答，但是费尔德曼还是为我们提示了一条可能的解决之道。他发现，小型公司支付甜饼钱的概率要比大型公司高出3%~5%，这并不是因为小型公司的员工更诚实，而是因为在小型公司中，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和情感纽带更加紧密，犯罪者或者说犯错感所承受的羞耻感和社会压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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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危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道德生活的外部环境改变了。在人潮汹涌的大型陌生人社会中，我们除了要设立严刑峻法，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各种纵横交错的熟人社区，让原子化的个体重新恢复与周遭环境和人的深厚联系。这或许是在上帝已死的时代挽救道德败坏的一个可行途径，尽管在面对古格斯戒指这样的极端诱惑时，它依旧无法回答“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道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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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始终认为现代人并不缺少基本的正义感，缺少的是在生活中落实和实践正义感的勇气和外部环境。回到格劳孔最初所作的那个区分，我们也许应该把正义归入第二类的善，也就是说，正义本身就是好的，同时又会带来好的后果。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因为它既照顾到了正义的道德维度，又兼顾到了普通人的利己倾向。苏格拉底和格劳孔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吗？苏格拉底会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吗？还是说他最终倒向了格劳孔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需要到《理想国》的完结篇才能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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