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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出淤泥而不染”，可是苏格拉底不同，为了保持护卫者的纯粹性，他恰恰是要隔绝一切外来的污染，让护卫者在近似真空的状态下成长。这让我们不由得产生疑惑，这种从温室里产生出来的花朵，当他有一天真的面对诱惑时，究竟会有什么反应？到底是心如止水、不为所动，还是出于补偿心理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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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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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柏拉图虽然不是自由民主制的同路人，但也不是纳粹主义者，因为他只是把优生学运用到了护卫者的遴选上，而没有拓展到整个城邦。就其取消私有财产的观点而言，他也并非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他只是在护卫者内部取消了私有财产，而不是将其扩大到整个城邦。如果一定要给柏拉图贴个标签，也许可以称为他为权威主义和家长制的信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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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思想的龙种常常结出现实的跳蚤，任何理论一旦被运用到现实世界，都存在变形的可能，对《理想国》中一些危险的思想因素保持足够的警惕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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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柏拉图之所以对自己的理想城邦如此充满信心，那是因为他相信通过哲学教育，最终护卫者成为了哲学王，哲学王见到了真理本身，并且按照真理来为城邦的全体公民谋幸福，这是一个至善至美的城邦。关于哲学王是如何产生的，“美的城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实现了正义，我们下一讲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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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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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29 哲学王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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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王的遴选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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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猪的城邦”到“纯洁的城邦”，还只是让护卫者完成了必要的德性培养和军事训练，并没有在护卫者与武士之间做出真正的区分，因为还缺少“哲学”这个最重要的环节，而这也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与斯巴达贵族军事专制最关键的区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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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成为真正的护卫者也就是哲学王，除了优生学以及音乐和体育的教育，还需要经过更加严苛的遴选程序。首先，哲学家应该具备以下的天赋：“记性良好，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拥有这些天赋还不够，他们还要在30岁之前学习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和谐音学等一系列的课程；从30岁到35岁，他们开始接触辩证法，学成之后再安排他们指挥战争和执行公务，在实际生活中接受考验，看他们是否能在各种诱惑面前坚定不移；如此过去15年，直到50岁以后，那些成功闯关的人将面临“最后的考验”——他们将被要求去看“善本身”，把善的理念作为原型，来管理城邦、公民以及他们自己，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并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哲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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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最终脱颖而出的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没有成为真正的哲学家，而是变坏了。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的本性是尤其易于败坏的，而败坏了的这些人会给城邦带来巨大的灾祸，因为，“天赋最好的灵魂受到坏的教育之后就会变得比谁都坏”。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我猜想柏拉图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心中所想的很可能就是苏格拉底的那两个著名弟子：阿尔西比亚德和克里提亚斯。后人在谈起《理想国》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哲学王”的推崇和肯定，却忘了柏拉图对“哲学的本性容易败坏”的警示。在这个意义上，后世那许许多多在《理想国》的鼓励下试图成为“天子师”或者“哲学王”的哲人，按照柏拉图的标准，很可能不是哲学家，而只是一些天赋极高却不幸败坏了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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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哲学王的过程中，苏格拉底尤其强调算术和几何学的重要性。据说在雅典学园的门口竖着一块牌子，上书“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这突出地反映出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深刻影响。因为算术与几何学的研究对象乃是“永恒事物”，这些学科可以把灵魂引导到真理那里，迫使灵魂去看真理和实在本身。事实上，柏拉图与康德一样，都是哲学史上的集大成者，他们充分吸收了前人的思想，然后再辅以自己天才的发挥，才发展出震烁千古的不朽理论。比方说，柏拉图不仅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对数学的尊重，还深受其宗教倾向、灵魂不朽的信仰的影响。巴门尼德强调“一切变化都必然是虚妄的”，“实在是永恒的、没有时间性的”的观点也深刻地影响了柏拉图。即使是巴门尼德的对手赫拉克利特也在否定性的意义上影响了柏拉图，赫拉克利特强调感觉世界“无物常驻，一切皆流”，这个观点和巴门尼德的学说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柏拉图关于“知识并不是由感官得到的，而只是由理智获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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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说：“哲学家是能把握永恒不变事物的人，而那些做不到这一点，被千差万别事物的多样性搞得迷失了方向的人就不是哲学家。”这个说法引来不少的批评，很多学者认为柏拉图纸上谈兵，过高地估计了理论智慧，低估了实践智慧。英国作家萧伯纳曾经讥讽“有教养的英国人”：除了掌握“对”与“错”的差别，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后来，一个有教养的英国哲学家听说了这句话，自嘲说，这个批评用在道德哲学家身上其实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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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为什么看到了“善本身”就足以安邦定国？哲学与政治的结合到底是如何可能的？关于这个问题，柏拉图好像从来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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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归位的城邦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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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柏拉图深信只有哲学家成为了真正的护卫者，才有可能建立起“美的城邦”。在《理想国》这本书中，柏拉图多次复述了他在《第七封信》里提出的那个著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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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城邦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的话……对城邦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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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哲学家成为护卫者，武士和生意人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大家各干各的事情，彼此互不干扰，这个城邦就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说得更加明确一些，护卫者的主要德性是智慧，武士的主要德性是勇敢，生意人的主要德性是节制，当城邦里的三类人都拥有了他们“应得”的位置和德性的时候，城邦也就实现了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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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对以上观点做一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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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被称为古希腊的“四主德”，后来中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又补充了基督教的三种美德——信、望、爱，也即信仰、希望与博爱。古希腊的四主德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基督教三美德处理的是神与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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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在第24讲中曾经介绍过古希腊诗人西蒙尼得的那句名言：正义就是给每个人应得的东西。苏格拉底只是在批评玻勒马霍斯的解释，但没有真正否定西蒙尼得的观点，而是从不同角度去深化和解释这个观点。护卫者、武士和生意人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每个阶层的人各自拥有自己的德性，这恰恰就是对西蒙尼得正义观的深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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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相比智慧、勇敢和节制，正义的地位非常特殊，它好像不属于任何特定的阶级，不如说它是更高的德性，是对前三种阶层和德性“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所形成的和谐秩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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