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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学》一书的第四卷中，亚里士多德不点名地批评柏拉图说：“如今，有一类人一心一意地追求最优良的政体，而那是需要具备众多的天然条件的。”言下之意，柏拉图的动机虽然很好，但缺乏健全的现实感，没有考虑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所以理想国和美丽城归根结底是水中月、镜中花。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名好的立法者或真正的政治家必须结合实际条件，在给定变量的前提下去思考最可能实现的优良政体到底是什么。他把这种政体称为“适合大多数城邦的最优政体”。你一定意识到了，这个说法有些名实不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最优政体”其实是“次优政体”，因为它不是无条件的好，而是有条件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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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次优政体”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简单说，它在量上实行民主制原则，由此确保公众意见得到倾听，在质上实行贵族制原则，由此确保城邦必须依法治理。这里的量指的是“纯粹由人数所产生的影响”，质指的是“显赫的财富、出身、地位和教育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亚里士多德相信，在混合政体中，民众的嫉妒（envy）和贵族的贪婪（greed）得到了最佳的平衡。混合政体贯彻的正是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反复强调的中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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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在一切城邦中都有三个部分或阶层，一部分是极富阶层，一部分是极穷阶层，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混合政体就是由中间阶层占主导地位的政体。中间阶层的优点有很多，比方说，中间阶层的人“最容易听从理性，而处于极端境况的人，如那些在相貌、力气、出身、财富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方面超人一等的人，或者是与上述人相反的那些过于贫穷、孱弱和卑贱的人，他们都很难听从理性的安排。头一种人更容易变得无比凶暴，往往酿成大罪，而后一种人则易变成流氓无赖，常常干出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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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说，中间阶层的人既不会避免统治也不会渴望统治。相比之下，富人傲慢自大，完全不肯接受别人的统治，只想专横地统治别人，穷人不知统治为何物，只能接受别人的奴役，如果由这两类人构成城邦，那一定会彼此势不两立，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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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认为，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该由中间阶层执掌政权，这种政体非常稳定，不会走极端，能够避免内乱。这背后的哲学理由就是，政体越接近中道就越好，反之，越远离中道就越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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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政体与中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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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政治学》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亚里士多德对于中道原则和实践智慧的娴熟运用。试举一例，亚里士多德提到，有些寡头政体也有公民大会，但是当寡头政体召开公民大会的时候，它的制度激励方式依然是寡头化的。比方说穷人不参加公民大会没有任何的惩罚，爱来不来，可是富人不参加的时候就会被罚款；富人如果不担任法庭的陪审员就会被罚款，而穷人不出席陪审法庭就不会受罚。这些具体的制度设计，其实是在鼓励富人掌握更多的政治权力。与此相类，在一些民主政体中，穷人出席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就可以领取津贴，而富人即使缺席也不会受罚，这些制度设计则是在鼓励穷人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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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上述两种极端情况的出现，亚里士多德主张，一个中道的政体就应该对出席的穷人发放津贴，对不出席的富人课以罚款，这样一来，所有的富人和穷人就会共同参加政治活动了。这个思路与茅于轼的“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充满了实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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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理论对西方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波里比阿就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这个观念，认为罗马共和国的制度优越性就在于它是一个混合政体。如果人们把眼光仅仅盯在罗马执政官的权力上，该政体看起来像是君主制；当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元老院上，它似乎又像贵族制；如果关注人民的权力，它好像是明显不过的民主政治。总之，罗马共和国其实是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政体。说到这里，我不由得在想，混合政体会不会也有它的变态形式呢？比方说混合了暴君制、寡头制和暴民制的政体？如果真的存在，那它一定是最坏的政体类型了。当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这种政体甚至都不配称之为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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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领域独一无二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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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告别亚里士多德之前，让我们对他的政治学理论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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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城邦）的动物，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既不自足，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完满的善”，只有在城邦中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才有可能实现人之为人的功能与本性。亚里士多德深入研究了古希腊158个城邦的制度，按照“统治人数”和“统治的目的到底是公益还是私利”这两个标准把它们区分为六类政体，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好地贯彻了中道原则与实践智慧，从而得出只有坚持法治原则的混合政体才是“适合大多数城邦的最优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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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政体分类学至今仍是政治理论的分析原型，他对混合政体的构想为罗马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因为强调城邦政治特别是公民身份和政治参与，他还被视为共和主义传统的奠基人。当然，亚里士多德也从否定性的意义上激发了近代政治哲人的探索，无论是马基雅维利还是霍布斯，都是以亚里士多德为靶子才确立了自己的理论。当一个人在一个领域中成为绕不过去的存在，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必须要对他有所交代的时候，他就成了这个领域独一无二的那个人。亚里士多德就是政治学领域中独一无二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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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拜访第欧根尼》，玛瑙，约作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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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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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42 并不是每一种快乐都值得选择：伊壁鸠鲁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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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希腊时代到希腊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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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话叫“光荣属于希腊”，我特别喜欢。在古希腊的最鼎盛时期，尤其是在雅典的最鼎盛时期，的确充满了自由的气息、理性的光辉和无上的光荣。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无数的天才成群结队地汇聚到这里，造就了人类文明史上难以企及也难以复制的光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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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曾经骄傲地宣称，雅典是人们为了任何目的都乐于前往的城市。然而，所有的光荣终将逝去，公元前337年，马其顿王国征服希腊诸城邦，从此，希腊无可挽回地走上了衰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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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美国政治学家乔治·萨拜因的观点，希腊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城邦太小又太好争斗，非但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反而因为经年累月的内部战争耗尽了希腊世界的元气；第二，在政治上希腊人对于蛮族人的优势也不明显，以公民身份和公民资格为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其实有很强的排他性，只强调少数成年男性公民之间的平等，但是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却主张所有人，甚至奴隶、外邦人和野蛮人，都是平等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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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都是城邦里的哲学家，他们的政治想象力以城邦作为边界，虽然也试图批判和改善城邦，但从未想过要超越和否定城邦。相反，他们认定“城邦在根本上是健全的”，而且“城邦是实现更高级文明形式的在道德上唯一健全的基础”（萨拜因语）。在帝国时代不可阻挡地到来之际，仍然将目光聚焦于城邦的自我改善，这就好比在手机时代研发BP机的技术，在淘宝的时代继续扩展实体店，其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