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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因为反对理性主义，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古希腊的怀疑派都遭到了近现代哲学家的轻视。但是有意思的是，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不少西方哲学史家开始对怀疑派重新产生兴趣，这和他们反对实在论、强调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取向有很大的关系。在我看来，阿格里帕的“五式”就可以与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提出的“判断的负担”（burdens of judgment）做一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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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判断的负担”：人类理性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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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真诚地、认真地想相互讲道理，然而我们却又无法达成一致？”他的回答是，因为存在着以下五个“判断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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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一件事情的证据——包括经验的和科学的——乃是相互冲突的和复杂的，因而难以评估和评价。”这个说法不难理解，打个不算太恰当的比方：从小我就一直很困惑，到底是“虎父无犬子”，还是“虎父犬子”呢？好像正说反说都有道理，关于这件事情的经验证据从来都是相互冲突的。我妈妈天天在看《养生堂》节目，在养生问题上，各种专家的意见更是彼此矛盾，让人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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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即使我们对所考虑的相关事情达成高度的一致，我们也会对它们的权重（weight）产生分歧，从而导致不同的结论”。以养孩子为例，都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但是爷爷奶奶一般会把吃饱穿暖当成头等大事，而爸爸妈妈则认为吃饱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饮食搭配要合理，吃到适度就OK。权重不同，就会产生分歧。有句话说，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我认为还可以补充一句话，有一种饿叫“你奶奶觉得你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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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的概念（不仅仅是道德的和政治的概念）都是模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关于这一点，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吉伦特党人的女神罗兰夫人在被推上断头台之前说的那句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事实上，像自由、平等这些概念都是本质上充满争议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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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们评估证据和权衡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方式，是由我们的（彼此非常不同的）总体经验所塑造的”。比如在同性恋的问题上，福音派的基督徒和自由主义者就会产生巨大的分歧，因为他们的总体经验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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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通常，对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人们思考的侧重点是非常不同的，而且很难作出一种全面的评价”。这个观点也不难理解，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行举止，在有些人看来就是直率、坦诚，有男性气概，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粗鄙甚至下流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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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的“判断的负担”和怀疑派的“五式”相比，虽然内容上存在差异，但精神气质却非常相似——他们都深刻地意识到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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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派告诉世人，要想在伦理生活中求得幸福，就必须悬隔判断；罗尔斯则告诉我们，要想在政治生活中世世代代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就必须在政治领域中悬隔道德真理，千万不要试图在政治生活中去寻找和实践道德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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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罗尔斯悬隔道德真理，但不否定道德真理。对他来说，政治哲学之所以要悬隔道德真理，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或者不相干，而恰恰是因为它们太重要，而且彼此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但在政治上找不到解决之道，所以不得不悬隔判断，保持思想的节制。所以你看，就连悬隔判断的“不得不然性”，罗尔斯的说法也与怀疑派非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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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怀疑主义的鼻祖皮浪有一次跟朋友出海远行，途中遭遇暴风雨，其他人都非常惊恐，唯有皮浪镇定自若，他指着船上一头正在吃食的小猪说：智慧的人就应该这样毫不慌乱。当然，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也应该知道，小猪是无知者无畏，而怀疑派学者则是通过缜密的哲学思辨，才可以实现悬隔判断，最终达到“不动心”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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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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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44 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晚期希腊哲学之犬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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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世嫉俗的第欧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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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有幸去过两次希腊，在雅典城内闲逛的时候，最引人瞩目的风景之一，就是三三两两倒卧在路边的狗，不管是清晨还是午后，它们总是四肢舒坦、旁若无人地晒着太阳。每当看到这幕场景，我就会想起亚历山大大帝与犬儒主义的创始人第欧根尼（Diogenes，约公元前412年—前323年）的那段经典对话。求贤若渴的亚历山大找到第欧根尼，说：“我就是亚历山大，请问你有什么要求，我一定为你办到。”当时正在木桶里晒太阳的第欧根尼回答说：“请你走开一点，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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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读这段对话的时候，感觉非常痛快，因为很符合“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年少轻狂心态。在现代人眼里，犬儒主义者就是这样一副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的形象。但如果我们用这种刻板印象去理解晚期希腊哲学中的犬儒主义，就会出现极大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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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欧根尼批评文明的矫饰和价值的伪善，主张放弃包括财产、婚姻、家庭、公民身份、学识和声誉在内的一切身外之物，选择像条狗一样过最原始简朴的生活，目的是为了追求德性，获得完美的幸福。第欧根尼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认为普罗米修斯盗火，其实不是在造福人类，而是在祸害人类，因为他把奇技淫巧带到人间，让生活变得复杂而累赘，所以普罗米修斯受到惩罚完全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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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欧根尼主张人人平等，在他看来所有的等级差别，比如富人和穷人、希腊人和野蛮人、公民和外邦人、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都没有意义，人生在世，唯一重要的就是过一种纯粹的、真正有德性的生活。就此而言，第欧根尼也许是愤世嫉俗的，但绝不是玩世不恭的。据记载，第欧根尼曾经在大白天打着灯笼在城里四处游走，别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寻找真正诚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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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亚历山大的那个故事，据说当他告别第欧根尼之后，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那我宁愿是第欧根尼。”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一定不是因为亚历山大喜欢被人虐，而是因为他体会到了第欧根尼生活哲学的精髓，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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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之遥：从愤世嫉俗滑向玩世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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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犬儒学派发展到后来，就有些变形走样了，有一个叫作德勒斯的犬儒主义者曾经对一个富人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屈膝，也不唠叨不满。”这句话初听起来非常有风骨，好像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仔细一想就会发现不太对劲，因为世俗的利益他拿到了，名士的风范他也不想丢，这种两全其美的做法总让人觉得有些矫揉造作，不够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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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只有一步之遥。有学者曾经非常精辟地指出，早期的犬儒派与晚期的犬儒派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而后者虽然仍在蔑视世俗的观念，但与此同时也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这样一来，就导致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因为失去了道德原则，也就无所谓高尚或者下贱，进而，“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了不得的，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不得的。基于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立场，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对世俗观念做出满不在乎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他想要获取的任何世俗的东西。于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就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的部分的不知羞耻地照单全收（别充假正经）。于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