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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即使我们对所考虑的相关事情达成高度的一致，我们也会对它们的权重（weight）产生分歧，从而导致不同的结论”。以养孩子为例，都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但是爷爷奶奶一般会把吃饱穿暖当成头等大事，而爸爸妈妈则认为吃饱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饮食搭配要合理，吃到适度就OK。权重不同，就会产生分歧。有句话说，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我认为还可以补充一句话，有一种饿叫“你奶奶觉得你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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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的概念（不仅仅是道德的和政治的概念）都是模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关于这一点，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吉伦特党人的女神罗兰夫人在被推上断头台之前说的那句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事实上，像自由、平等这些概念都是本质上充满争议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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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们评估证据和权衡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方式，是由我们的（彼此非常不同的）总体经验所塑造的”。比如在同性恋的问题上，福音派的基督徒和自由主义者就会产生巨大的分歧，因为他们的总体经验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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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通常，对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人们思考的侧重点是非常不同的，而且很难作出一种全面的评价”。这个观点也不难理解，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行举止，在有些人看来就是直率、坦诚，有男性气概，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粗鄙甚至下流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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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的“判断的负担”和怀疑派的“五式”相比，虽然内容上存在差异，但精神气质却非常相似——他们都深刻地意识到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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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派告诉世人，要想在伦理生活中求得幸福，就必须悬隔判断；罗尔斯则告诉我们，要想在政治生活中世世代代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就必须在政治领域中悬隔道德真理，千万不要试图在政治生活中去寻找和实践道德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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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罗尔斯悬隔道德真理，但不否定道德真理。对他来说，政治哲学之所以要悬隔道德真理，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或者不相干，而恰恰是因为它们太重要，而且彼此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但在政治上找不到解决之道，所以不得不悬隔判断，保持思想的节制。所以你看，就连悬隔判断的“不得不然性”，罗尔斯的说法也与怀疑派非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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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怀疑主义的鼻祖皮浪有一次跟朋友出海远行，途中遭遇暴风雨，其他人都非常惊恐，唯有皮浪镇定自若，他指着船上一头正在吃食的小猪说：智慧的人就应该这样毫不慌乱。当然，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也应该知道，小猪是无知者无畏，而怀疑派学者则是通过缜密的哲学思辨，才可以实现悬隔判断，最终达到“不动心”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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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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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44 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晚期希腊哲学之犬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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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世嫉俗的第欧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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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有幸去过两次希腊，在雅典城内闲逛的时候，最引人瞩目的风景之一，就是三三两两倒卧在路边的狗，不管是清晨还是午后，它们总是四肢舒坦、旁若无人地晒着太阳。每当看到这幕场景，我就会想起亚历山大大帝与犬儒主义的创始人第欧根尼（Diogenes，约公元前412年—前323年）的那段经典对话。求贤若渴的亚历山大找到第欧根尼，说：“我就是亚历山大，请问你有什么要求，我一定为你办到。”当时正在木桶里晒太阳的第欧根尼回答说：“请你走开一点，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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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读这段对话的时候，感觉非常痛快，因为很符合“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年少轻狂心态。在现代人眼里，犬儒主义者就是这样一副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的形象。但如果我们用这种刻板印象去理解晚期希腊哲学中的犬儒主义，就会出现极大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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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欧根尼批评文明的矫饰和价值的伪善，主张放弃包括财产、婚姻、家庭、公民身份、学识和声誉在内的一切身外之物，选择像条狗一样过最原始简朴的生活，目的是为了追求德性，获得完美的幸福。第欧根尼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认为普罗米修斯盗火，其实不是在造福人类，而是在祸害人类，因为他把奇技淫巧带到人间，让生活变得复杂而累赘，所以普罗米修斯受到惩罚完全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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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欧根尼主张人人平等，在他看来所有的等级差别，比如富人和穷人、希腊人和野蛮人、公民和外邦人、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都没有意义，人生在世，唯一重要的就是过一种纯粹的、真正有德性的生活。就此而言，第欧根尼也许是愤世嫉俗的，但绝不是玩世不恭的。据记载，第欧根尼曾经在大白天打着灯笼在城里四处游走，别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寻找真正诚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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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亚历山大的那个故事，据说当他告别第欧根尼之后，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那我宁愿是第欧根尼。”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一定不是因为亚历山大喜欢被人虐，而是因为他体会到了第欧根尼生活哲学的精髓，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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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之遥：从愤世嫉俗滑向玩世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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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犬儒学派发展到后来，就有些变形走样了，有一个叫作德勒斯的犬儒主义者曾经对一个富人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屈膝，也不唠叨不满。”这句话初听起来非常有风骨，好像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仔细一想就会发现不太对劲，因为世俗的利益他拿到了，名士的风范他也不想丢，这种两全其美的做法总让人觉得有些矫揉造作，不够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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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只有一步之遥。有学者曾经非常精辟地指出，早期的犬儒派与晚期的犬儒派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而后者虽然仍在蔑视世俗的观念，但与此同时也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这样一来，就导致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因为失去了道德原则，也就无所谓高尚或者下贱，进而，“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了不得的，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不得的。基于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立场，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对世俗观念做出满不在乎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他想要获取的任何世俗的东西。于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就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的部分的不知羞耻地照单全收（别充假正经）。于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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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愤世嫉俗总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那么“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非理想主义，彻底的无理想主义”。这位学者认为，“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其间原因何在？因为，许多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乏程度意识或曰分寸感，对他人缺乏设身处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这样，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观失望，再进而怀疑和否认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放弃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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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有一个异议人士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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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让我想起儿时听过的一则寓言，在南方抓河蟹不用鱼篓盖子，因为一旦有别的河蟹想要从鱼篓子里爬出去，下面的河蟹就会把它给拽下来。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映照，因为它不去追问加害者的责任，而是在受害者之间互相倾轧和残害，最终以一种变相的方式成就了稳定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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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简要总结出犬儒主义的发展脉络：从遗世独立到愤世嫉俗，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再从玩世不恭到反对崇高、与权力合谋，最终，当代的犬儒主义恰好走到了古代犬儒主义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