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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重提这句话：“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剥离它的政治语境，你有没有发现它跟安瑟尔谟的“除非我相信了，我绝不会理解”，在道理上非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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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解释学的角度出发，我认为这两句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是先理解再相信。比如前两天我跟布谷说，吃饱饭后不能剧烈运动，否则会得阑尾炎的。布谷说：什么叫阑尾炎？我听不懂。我解释说：就是肚子会疼。然后她就理解了，也就相信了。当然，有时候，怎么跟她讲道理也说不通，这个时候我就会对她循循善诱：爸爸是不是最爱你了？爸爸是不是从来没有骗过你？那你是不是应该听爸爸的话？这时候我就在试图让她先相信再理解，先执行再理解，在执行中不断地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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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相信了，我绝不会理解”，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处理“三位一体”这样的神学主题，也适用于处理历史、文化、爱这些触及人类灵魂深处的领域。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背诵李白的《静夜思》，每当我们吟诵起“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心里就会产生非常复杂的惆怅之情，霜、明月、故乡，这些最简单的汉字为我们营建出最深沉也最优美的文化意境。我读过《静夜思》的各种英译本，有些译文非常优美，但是我仍旧不认为外国人能像中国人一样对这首诗产生心心相印的感觉。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文化隔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从小浸润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用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话说就是：“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所谓前见就是先行把握的东西，是在有所怀疑之前，毫不怀疑地接受下来的东西。在进行分析、批判、怀疑和反驳之前，我们先拥有的是这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前见、默会和亲知。借用安瑟尔谟的说法，对于中国文化，我们是先相信了，然后才理解的。此时的理解不是外在的理解，而是内在的理解，水乳交融、心心相印，既有对题中之义的把握，更有对言外之意的领会，甚至还能体察那不可言说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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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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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读到这里，一定会有人质疑，我这样是不是在支持某种蒙昧主义和权威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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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质疑，我想做三点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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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我们初次遇见那些违反常识和理性的信念时，首先采取的态度不应该是拒绝或者批判，而是要尝试去理解它。维特根斯坦说：“一种表述只有在一种生活之流中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当一种表述脱离了这个生活之流（或者生活形式）后，外人会很轻易地将它看成“非理性”或者“无意义”。在和异质文化相遇时，我们首先要按捺住的就是这种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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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不是在主张“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立场，我的意思是说，首先要尝试理解，但是在穷尽一切理解的努力之后，如果发现该文化仍然有悖人伦底线时，就要坚决地予以抵制和反对。据说当年英国人殖民印度的时候，想阻止印度人烧死寡妇的风俗。印度人说：不行，烧死寡妇是我们的习俗。英国人回答说：很好，你可以按照你们的习俗烧死寡妇，但是，我们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法律把你绞死。从此，烧死寡妇的习俗就被杜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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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说的是，人之一生，迟早会把自己交付给一个比自己更高的存在者，它可能是上帝，可能是组织，可能是金钱、诗歌，或者远方，以及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主义。问题在于，你在交付之前，是不是经过百转千回的痛苦思索和挣扎？在交付之后，在那个更高的存在者的阴影下面，你能否还保有哪怕一丁点儿的怀疑和反思？太过轻易地委身于人，总让人怀疑之前的挣扎缺乏真诚。交付之后便意志坚定地把它当作福音传递给他人，则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蒙昧，哪怕它以信仰的面目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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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如果安瑟尔谟听了这段话，一定会把我视为一个典型的愚顽人，这种愚顽性突出地体现在，分不清何为错误的相信，何为正确的相信，由于怀疑现实政治中的各种伪神，进而怀疑基督教信仰中的真神。对于这个批评，我的回应是，我对传统文化抱有温情和敬意，对每一个真正的信徒抱有同情和尊重，但是至少在这个阶段，我仍旧认同汉德法官的那句名言：“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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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信仰，无论多么的正确，多么的坚定，都不能成为强制他人接受的理由。这是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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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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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49 将美的共相一割了之的奥卡姆剃刀：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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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名论与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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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这个主题比较抽象，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当然我会尽可能把它讲得深入浅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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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例先举一个例子，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袁世凯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民？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人民。我只见过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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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肯定是编剧的杜撰，退一万步说，即使历史中的袁世凯真的说过这句话，他也一定是在口是心非。但不管怎么说，当我第一次听说这句台词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心中一动——这不就是唯名论者的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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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名论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唯名论指的是，只有特殊的人或者物，才是真实的存在，比如袁世凯，孙中山，这匹白色的马，那扇黑色的门。与此相对，一切普遍概念，像人、马这样的物种，以及白色的、圆的这样的属性，都不过是名称而已，它们并不真的存在。所谓实在论，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张普遍与抽象的概念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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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区分，袁世凯自称从未见过“人民”，只见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不正是典型的唯名论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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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相与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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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要请你回忆一下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的理念也叫作共相（the universal），指的就是种和属这样的普遍概念，与之相对的就是殊相（the particular）。在袁世凯这个例子里，人民就是共相，袁世凯及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就是殊相。关于共相与殊相的关系，柏拉图有句名言是这么说的：“美的东西（the beautiful）之所以为美（beautiful）只是由于美（the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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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句话里面，“美的东西”指的就是具体的事物，比如，苏东坡的诗词、夜空里的星星、久石让的音乐、宫崎骏的动画、法国影星苏菲·玛索和伊莎贝尔·阿佳妮的容颜，这些都是很美的东西，它们之所以是美的，乃是因为分有了美这个共相。这话初听起来很有道理，仔细想想却很难理解，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的美的东西，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分有或者模仿了美的共相呢？分有与模仿到底是什么意思？美的共相究竟是独立存在的，还是存在于不同的事物之中？总之，柏拉图的共相理论看似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但似乎根本就没有给出解释，反而凭空增加了一个美的共相，让我们徒增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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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