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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两讲介绍过的安瑟尔谟和阿奎那都属于实在论者。阿奎那认为共相既存在于上帝的心灵之中，也存在于所有具体的事物之中，同时还作为普遍概念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这是一种调和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的中庸之道。在这样的世界观里，上帝是理性的，世界万物渗透着上帝的理性之光，人类可以借助自己的理性，通过认识共相来间接地认识上帝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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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极端的唯名论者看来，上帝是无法被人类理性所认识的，所谓的共相不过就是一个名称，是从人口里发出的声音，瞬间就会消散在空气里。他们极端强调上帝的全能和意志自由，认为上帝的意志高于上帝的理性，只要他愿意，他可以让太阳从西边出来，让人返老还童，他在订立道德法则的时候也不是基于理性的标准，而是出于他的意志。因此，面对这样一个有权又任性的上帝，极端的唯名论者主张，只能通过启示和神秘体验才能感受上帝，一切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都不是理性与哲学研究的课题，而是信仰和接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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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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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奎那的所有反对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1280-1349），他在哲学史上留下了一个以他命名的原则，叫做“奥卡姆剃刀”，意思是“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这句话后来被人总结为八字箴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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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较多的东西，什么是较少的东西？这就要回到柏拉图的共相理论，我在前面介绍过柏拉图的那句话：“美的东西之所以为美只是由于美。”对于奥卡姆来说，最后那个“美”也就是作为共相的美就是多余物，奥卡姆剃刀的刀锋所指之处，就是实在论者普遍肯定的共相。作为一个极端的唯名论者，奥卡姆的威廉主张个别的事物是真实的存在，除此之外没有必要再设立普遍的共相，美的东西就是美的，不需要再废话多说什么美的东西之所以为美是由于美，最后这个美，完全可以用奥卡姆的剃刀一割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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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下半叶以后，奥卡姆的威廉的唯名论思想成为经院哲学的主流。奥卡姆的剃刀一举剃净了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经院哲学论题，他的初衷是让神学摆脱哲学的纠缠，但在客观效果上让哲学与科学从神学中分离出来，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为此后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及近现代哲学的兴起扫除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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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名论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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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家吉莱斯皮在《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中，对唯名论的现代意义有过非常深刻而精彩的论述，他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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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名论试图把理性主义的面纱从神面前揭下，以便建立一种真正的基督教，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揭示了一个反复无常的神，其能力令人恐惧，不可认识，不可预知，不受自然和理性的约束，对善恶漠不关心。这种对神的看法把自然秩序变成了个体事物的混乱无序，把逻辑秩序变成了一连串名称。人失去了自然秩序中的尊贵地位，被抛入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漫无目的地漂泊，没有自然法则来引导他，没有得救的确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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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纳闷，这段描述怎么就说明了唯名论的现代意义呢？需要明白的是，阿奎那借助亚里士多德体系所建构起来的宇宙观，是一个井井有条、温情脉脉、合乎理性的宇宙秩序，在这样一个等级系统中，上帝处于等级顶端，人类则处于一人之下万物之上的位置，这是一个让人类感到无比安慰的宇宙观，它就像是一块粉红色的薄纱遮住我们的双眼，让我们不去看现实的狰狞与无常。而唯名论的作用就在于撕去这块薄纱，拆散这个等级秩序，将人类一脚踢下尊贵的座席，从此，人失去了他在宇宙目的论中的崇高地位，那个曾经充满理性、温情和秩序的世界也不再令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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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唯名论为世人所展示的这种世界图景与现代科学一般无异。当代的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说，现代科学“把一个我们生活、相爱并且消亡在其中的质的可感世界，替换成了一个量的、几何实体化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一样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唯独人失去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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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正是唯名论者第一次让人类在宇宙中失去了位置，让我们的人生失去了意义，同时也让这个世界变得不再让人着迷。人应该如何安顿自己，寻找属于凡人的幸福？面对这个有权又任性的上帝，人类如何确知自己能否得救？这正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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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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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50 凡人歌和愚人颂：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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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在中国的知识界有不少人在反复申说一个观念：中国需要来一次文艺复兴。这当然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可以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解读。但是如果追本溯源，回到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这是一场“托古改制”的运动，名义上要复兴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实质上却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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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运动发生在14-16世纪，最初起源于意大利，进而蔓延到西欧各国。关于这场运动，罗素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他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大多不尊重科学，他们尊重的是占星术，而且他们仍旧像中世纪哲学家一样崇敬权威，区别只在于他们用古代人的威信替代教会的权威——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小瞧这一点，这已经是一个莫大的进步了！因为我们知道古代人彼此见解分歧，古希腊思想的各个学派，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怀疑主义学派都在文艺复兴时期寻找它的信徒，这在客观效果上打破了基督教定于一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想要决定信奉哪一家的观点，就必须做出个人的选择和判断——所谓“人的发现”、“自我的觉醒”就是在这个缝隙里慢慢生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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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是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天才成群而来的时代，本讲我们会重点探讨两个人物，一个是“人文主义之父”、桂冠诗人彼得拉克（Petrarch，1304-1374），另一个是被誉为“时代的大脑、心脏和良心”的著名学者伊拉斯谟（Erasmus，1466-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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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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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实践“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真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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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6年，彼得拉克32岁，这一年他登上了阿维尼翁附近的文图克斯山峰。这是一次精神上的朝圣之旅，它不是为了见证上帝的伟大，而是出于对自然风光和“异乎寻常的高度”的单纯好奇，这样的动机在中世纪的神学氛围里实在有些离经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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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拉克随身携带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是在登上顶峰之时，他随手翻到的却是这样一句话：“人们赞赏山岳的崇高，大海的波涛，海岸的逶迤，星辰的运行，却把自身置于脑后。”这个教诲让沉迷于自然美景中的彼得拉克有所领悟，事后，他在一封书信里写道：“这座山看起来高耸入云，其实可怜之至。你瞧瞧那山峰，要是同人类的深不可测的深沉思索相比，它不会高出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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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拉克攀登文图克斯山峰的经历，被后人一再提及，不断被赋予各种意义。他对于人类精神的颂扬，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帕斯卡尔的那句名言：“人类是会思考的芦苇”。但这样的比附是危险的，因为彼得拉克虽然被誉为“第一个近代人”、“人文主义之父”，但是他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决绝果敢。在信仰与理性、宗教与哲学、彼岸与此岸之间，彼得拉克每每处于最深刻的冲突之中。他一方面强调自己“心灵的最深处是与基督在一起的”，说“我肯定不是西塞罗主义者或柏拉图主义者，而是基督徒”，另一方面又直言不讳地宣称：“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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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逐凡人幸福的过程中，最著名的事迹莫过于他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彼得拉克在23岁爱上有夫之妇劳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此后的21年里写下366首情意缱绻的十四行诗，却始终发乎情止乎礼，没有越雷池半步，直至1348年，38岁的劳拉离开人世，彼得拉克把写给劳拉的诗歌收入《歌集》一书中，成为传世之作，而他也因此获得了“桂冠诗人”的称号。彼得拉克曾经这样赞美自己的文字：“尔后，纵使铁石心肠者，见吾诗后，任其冷酷无情，亦心在叹息中燃烧而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