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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我们初次遇见那些违反常识和理性的信念时，首先采取的态度不应该是拒绝或者批判，而是要尝试去理解它。维特根斯坦说：“一种表述只有在一种生活之流中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当一种表述脱离了这个生活之流（或者生活形式）后，外人会很轻易地将它看成“非理性”或者“无意义”。在和异质文化相遇时，我们首先要按捺住的就是这种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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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不是在主张“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立场，我的意思是说，首先要尝试理解，但是在穷尽一切理解的努力之后，如果发现该文化仍然有悖人伦底线时，就要坚决地予以抵制和反对。据说当年英国人殖民印度的时候，想阻止印度人烧死寡妇的风俗。印度人说：不行，烧死寡妇是我们的习俗。英国人回答说：很好，你可以按照你们的习俗烧死寡妇，但是，我们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法律把你绞死。从此，烧死寡妇的习俗就被杜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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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说的是，人之一生，迟早会把自己交付给一个比自己更高的存在者，它可能是上帝，可能是组织，可能是金钱、诗歌，或者远方，以及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主义。问题在于，你在交付之前，是不是经过百转千回的痛苦思索和挣扎？在交付之后，在那个更高的存在者的阴影下面，你能否还保有哪怕一丁点儿的怀疑和反思？太过轻易地委身于人，总让人怀疑之前的挣扎缺乏真诚。交付之后便意志坚定地把它当作福音传递给他人，则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蒙昧，哪怕它以信仰的面目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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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如果安瑟尔谟听了这段话，一定会把我视为一个典型的愚顽人，这种愚顽性突出地体现在，分不清何为错误的相信，何为正确的相信，由于怀疑现实政治中的各种伪神，进而怀疑基督教信仰中的真神。对于这个批评，我的回应是，我对传统文化抱有温情和敬意，对每一个真正的信徒抱有同情和尊重，但是至少在这个阶段，我仍旧认同汉德法官的那句名言：“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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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信仰，无论多么的正确，多么的坚定，都不能成为强制他人接受的理由。这是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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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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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49 将美的共相一割了之的奥卡姆剃刀：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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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名论与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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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这个主题比较抽象，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当然我会尽可能把它讲得深入浅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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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例先举一个例子，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袁世凯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民？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人民。我只见过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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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肯定是编剧的杜撰，退一万步说，即使历史中的袁世凯真的说过这句话，他也一定是在口是心非。但不管怎么说，当我第一次听说这句台词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心中一动——这不就是唯名论者的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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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名论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唯名论指的是，只有特殊的人或者物，才是真实的存在，比如袁世凯，孙中山，这匹白色的马，那扇黑色的门。与此相对，一切普遍概念，像人、马这样的物种，以及白色的、圆的这样的属性，都不过是名称而已，它们并不真的存在。所谓实在论，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张普遍与抽象的概念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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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区分，袁世凯自称从未见过“人民”，只见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不正是典型的唯名论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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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相与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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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要请你回忆一下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的理念也叫作共相（the universal），指的就是种和属这样的普遍概念，与之相对的就是殊相（the particular）。在袁世凯这个例子里，人民就是共相，袁世凯及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就是殊相。关于共相与殊相的关系，柏拉图有句名言是这么说的：“美的东西（the beautiful）之所以为美（beautiful）只是由于美（the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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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句话里面，“美的东西”指的就是具体的事物，比如，苏东坡的诗词、夜空里的星星、久石让的音乐、宫崎骏的动画、法国影星苏菲·玛索和伊莎贝尔·阿佳妮的容颜，这些都是很美的东西，它们之所以是美的，乃是因为分有了美这个共相。这话初听起来很有道理，仔细想想却很难理解，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的美的东西，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分有或者模仿了美的共相呢？分有与模仿到底是什么意思？美的共相究竟是独立存在的，还是存在于不同的事物之中？总之，柏拉图的共相理论看似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但似乎根本就没有给出解释，反而凭空增加了一个美的共相，让我们徒增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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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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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亚里士多德及后来的哲人，到了公元3世纪，有一个名叫波菲利的哲学家，用非常明确的方式提出了唯名论和实在论的问题，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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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相是否独立存在，或者仅仅存在于理智之中？如果它们是独立存在，它们究竟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如果它们是无形的，它们究竟与感性事物相分离，还是存在于感性事物之中，并与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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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理解，我对这段话再做些解释。比方说，苏菲·玛索是个体，也就是殊相，而美作为一个抽象的属性，毫无疑问就是共相，波菲利的问题在于，作为共相的美到底是独立存在于世界之中，还是仅仅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苏菲·玛索的美当然是看得见也摸得着的，可是作为共相的美如果独立存在的话，请问我们可以看到它吗？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如果作为共相的美是无形的，那它是与苏菲·玛索、阿佳妮、夜空中的星星、久石让的音乐相分离的，还是存在于这些具体的事物之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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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菲利提完这些问题后，非常得意地说：“这些问题是最高级的问题，需要下功夫研究。”当时有学者感慨说，花费在这一问题上的时间比恺撒征服世界的时间还要长，花费在这一问题上的金钱比“克雷兹棺材”里的钱还要多。这话一点儿都不夸张，事实上，这句话说得还不够夸张，因为恺撒征服世界也就耗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自从波菲利在3世纪提出这个问题之后，直到一千年之后还有无数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在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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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世纪的标准，柏拉图毫无疑问属于实在论者，而且是一个极端的实在论者，因为他不仅主张共相独立存在，还认为共相是与殊相互相分离的。相比之下，有一些哲学家认为共相虽然是真实的存在，但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这些人被称为温和的实在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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