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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愚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到处自吹自擂，宣扬自己的功绩，“唱自己的颂歌”更符合自己的身份呢？谁能比我本人更加惟妙惟肖地描绘出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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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夫人告诉世人，哺育她长大的两个奶妈一个名叫“陶醉”，一个名叫“无知”，而服侍她左右的侍女就更多了，竖起眉毛的那个叫“自负”，拍手欢笑的叫“谄媚”，似醒非醒的叫“遗忘”，双手交叉的叫“懒散”，头戴玫瑰花冠的叫“愉快”，眼睛一直转来转去、无法平静下来的叫“狂热”……这些侍女全都忠心耿耿侍候着她，帮助她一起统治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她们，这个地球将无法转动下去，任何团体、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下去。平民百姓不会效忠君王，仆人就会反对主人，学生反对师长，朋友抛弃朋友，妻子甩掉丈夫……总之，“大家要不是互相骗来骗去，有时逢迎拍马，有时装死躺下，彼此之间就无法互相容忍。总而言之，若非有根深蒂固的愚蠢与之同行，人类将会感到生活实在难以容忍”。（茨威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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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喜欢“躺下装死”这个说法，在某些时代的某些时段，装睡已经不够用了，必须装死才可以蒙混过关。可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愚人颂》是一本装死的著作，就像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的那样，恰恰相反，这本貌似闹剧的《愚人颂》其实是当时最为危险的读物，因为它的弦外之音如此清晰，能迅速让每一只心有戚戚的耳朵，接收到正确的信息。不仅如此，在《愚人颂》的最后，伊拉斯谟让愚夫人突然卸掉了小丑的伪装，直言不讳地提出改革宗教的要求。所以说，这本书就像是一颗炸弹，“炸开了通往德国宗教改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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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不仅写出了《愚人颂》，还皓首穷经地出版了《圣经》的拉丁文新译本，以及希腊文的校订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教会的知识垄断，让更多的平民百姓能够直接阅读《圣经》，通过教育来启发民智，改善人性。后来，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就是根据伊拉斯谟的拉丁文译本，将《圣经》翻译成了德语，对宗教改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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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句谚语说：“伊拉斯谟下蛋，路德孵鸡。”可问题是，伊拉斯谟并不是路德的“同路人”。在宗教改革这个问题上，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但在手段上却各执己见。路德是个革命者，他眼中喷火，意志坚定，面对天主教会和罗马帝国的反对，毫不畏惧地宣称：“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伊拉斯谟性格温和，与人为善，他主张改革，反对革命，呼吁和解，反对斗争，当天主教与新教纷纷要求他表态站队的时候，他宁愿选择走最艰难也最孤独的中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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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更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最看重的是理性，最痛恨的是狂热，因为狂热会伤害理性，斗争会扼杀和解。茨威格说，对于任何形式的狂热——无论是宗教的、民族的还是哲学的，伊拉斯谟都认为是有碍于相互了解的头号大敌，必须要坚决地加以抵制。“他厌恶任何表现形式的盲从；他憎恶固执、有偏见的人，不管他们是披着教士的法衣还是教授的礼服；他憎恨那些不能理解的人，痛恨任何阶级和种族的狂热分子——这些人要求别人对他们的主张点头称是，对不合自己心意的看法则视为异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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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伊拉斯谟与马丁·路德之间，不仅存在着性格上的冲突和理念上的矛盾，更有自由意志与决定论这样的哲学分歧，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要留待下一讲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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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用茨威格的两段话来结束这一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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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的理想是建立在眼光广阔、头脑清晰的基础上的理想。它注定永远是一种理智的和贵族的梦。这样的梦普通的人做不出来，只能由少数人把它作为神圣的遗产继承下来，留给后来人，再代代传下去。未来全人类将和睦相处，协调一致地为共同的命运而努力奋斗，这种信念即使在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也从未被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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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伊拉斯谟留下的遗产中包含了一种承诺，这承诺充满着为了未来而奋斗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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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答问3 为什么伊拉斯谟两面不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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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听友提问：伊拉斯谟想要融合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精神，可为什么他的立场听起来恰恰是两头不讨好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现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了帮助理解，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作者是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这是我非常钟爱的一本小书，它很薄，只有141页，我记得十年前，在一家不知名的小书店里偶然买到这本书，一拿起来就放不下来，只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就通读完毕，但是我并没有就此把它束之高阁，而是每隔一两年就会拿出来重新翻看一次。后来我发现北京的万圣书园正在打折处理这本书，于是一口气买了十本，赠送给我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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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好奇，这本书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我为什么会如此喜爱这本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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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让我来重新介绍一下伊拉斯谟这个人。他是生活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荷兰人，我们知道在启蒙运动之前，有两场非常著名的思想运动，一个是文艺复兴，一个是宗教改革，而伊拉斯谟恰好就生活在这两个思想运动的过渡阶段。他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晚期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同时又是宗教改革运动早期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在当时的欧洲，伊拉斯谟的地位就像是18世纪的伏尔泰和19世纪的歌德，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思想领袖，无论王公贵族还是文人雅士，都不远千里来到他的住所，以认识他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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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伊拉斯谟曾经是他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但是，当茨威格在1934年决定为伊拉斯谟作传的时候，恰恰不是为了称颂他的长袖善舞，而是为了刻画他的不合时宜及左右为难，恰恰不是因为他是文艺复兴的宠儿，而是因为他是宗教改革的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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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最看重的是理性，最痛恨的是狂热。茨威格说，对于任何形式的狂热——无论是宗教的、民族的还是哲学的，伊拉斯谟都认为是有碍于相互了解的头号大敌，必须要坚决加以抵制。所以虽然他批评罗马天主教的落后保守，但也不认同马丁·路德所领导的极具破坏性的宗教改革运动。茨威格笔端饱含深情，用最真挚的情感和最华美的语言，把伊拉斯谟的尴尬与落寞刻画得入木三分。坦白说，我一直认为，这本书不仅在写狂飙突进的宗教改革，也是在写1930年代风云突变的欧洲，同时也是在写我们身处的这个左右为难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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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历史从来都不赏识温和派，不赏识有人情味的人。历史看中的是狂热派，是极端无度的人，是思想和行动领域中的冒险家。在一个非此即彼、高度分裂的世界里，任何自由人、有独立思想的人、不肯介入的人，都无法得到宽容，因为整个世界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人们习惯于非敌即友的思维方式：“谁不支持我们便是反对我们”。所以当伊拉斯谟决心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试图促使水火相容，调和一种狂热派与另一种狂热派的对立时，他不仅无法得到双方的理解，反而会被双方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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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经常会反躬自问：当时代的大幕开启的时候，当身边的人争着抢着上台表演、引吭高歌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像伊拉斯谟那样，选择保持中立，甚至沉默，“置身于任何党派之外，时时保持清醒头脑，事事坚持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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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中文序言是由陈乐民老师撰写的，我很认同他的这个说法——伊拉斯谟和茨威格虽然相差了四个世纪，但却好像呼吸着同一时代的空气。1934年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二年，身为犹太人的茨威格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威胁，决定流亡海外。八年后，他和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用生命印证了本书里的断言：“对抗的紧张状态在历史上偶尔也会发展到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简直是出现一场席卷大地的风暴，人道主义顿时成为用手一撕就破的薄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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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者想用理性取代狂热，用宽容取代顽固，用和平取代战争，这也许是一场注定无法实现的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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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你们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认为一本真正的好书不仅能点亮这个世界，而且能照耀进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不断反复地追问自己：我究竟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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