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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因必须先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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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因与结果之间必须有一种恒常的结合,构成因果关系的主要是这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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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三条原则最为重要,当前后相继出现的两个对象,总是以恒常的方式反复出现时,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把前面那个称为因,把后面那个称为果。比如每回天下雨,地上都会湿,这就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恒常现象。布谷虽然只有五岁,但是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习惯:每当看到地上湿的时候就会联想起天上下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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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到这里,没有对以上说法提出任何质疑,那么你已经被休谟悄悄地带到沟里去了。因为,我们已经对因果关系的本性做出了判断:它不是对象之间存在的必然关系,而是人类心灵的一种习惯性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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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有人问:我们对于一切事实所作的推论的本性是什么?适当的答复似乎是,这些推论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如果再问: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一切理论和结论的基础是什么?这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经验。但是,如果我们再追根到底地问:由经验得来的一切结论的基础是什么?这就包含了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最难以解决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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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基础到底是什么?休谟告诉我们,无非就是习惯。“一切从经验而来的推论都是习惯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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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治愈的怀疑主义的惶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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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了。按照休谟的观点,“太阳照常升起”只是一个从经验而来的归纳推理,在过去的每一天里,太阳都照常升起,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太阳明天必然会照常升起,因为归纳推理只能保证可能性,无法保证必然性,它是对过往经验的总结,但却不能确保未来必定如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么一种可能性:太阳明天毁灭了,所以太阳再也不能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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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休谟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因果关系,他只是在提醒我们,从经验论的原则出发,人类的理性无法揭示出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它只是人类主观的习惯性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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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太阳明天不会必然升起,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末世狂欢、及时行乐了呢?当然不是这样的。休谟说,怀疑主义的惶惑,就像是一种永远都无法治愈的病,它会经常性地复发,那么怎么办呢?唯一有效的解药,就是不去关心和不去留意这些问题。休谟保证,只要我们不再思考这些问题,一个小时以后就会恢复常态,既相信存在着外部世界,也相信存在着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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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休谟告诉我们要回到常识,以抵御哲学思考所带来的侵害。尽管太阳明天不必然会升起,我们还是可以按部就班地在今天晚上打游戏、看电视,洗漱刷牙,上床就寝,安心入睡。因为归根结底,我们是按照习惯来指导自己的人生,我们“相信”太阳明天会照常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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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这些劝慰对常人来说非常有效,但是对哲学家来说却没有什么帮助。这是因为,一旦因果关系不具备必然的联系,那就意味着科学的基础被抽空了。在上一讲中我曾经指出,休谟跟笛卡尔和洛克一样,试图为自然科学奠定“唯一牢固的基础”,可是当他得出结论认为因果关系不具备客观的必然性,而只是习惯性联想的结果时,休谟恰恰证明了,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知识都是或然性的知识。不仅如此,他还把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虽然康德不赞成休谟的观点,但是不得不承认:“自有形而上学以来,对于这一科学的命运来说,它所遭受的没有什么能比休谟所给予的打击更为致命。”罗素也有类似的评价,他说:“通过对这种‘或然性’知识的分析,休谟得出了一些怀疑主义的结论,这些结论既难反驳,同样也难以接受。结果成了给哲学家们下的一道战表,依我看来,到现在一直还没有够上对手的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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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给本讲做一个小结:休谟通过区分“观念的联系”和“事实”这两种知识类型,指出一切关于事实的推理都是基于因果关系的,可是因果关系的基础是经验而非理性,这意味着因果关系没有必然性,只有或然性,它只是人类主观的习惯性联想。这样一来,休谟非但没有给自然科学奠定一个牢靠的基础,反而动摇了自然科学的基础,这给后世的哲学家留下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康德的先验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回应休谟的这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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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60 理性是激情的奴隶:休谟哲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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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这一讲之前,我先讲一个小故事。我七岁那年,有一天正在家门口跟小伙伴玩,突然厂里的喇叭暂停了红色歌曲的播放,开始用悲痛沉重的声音播发悼文。我妈一把把我抓进屋里,告诫我说,从今天开始,三天之内不准在公共场合大声说笑,因为我们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孙中山是何许人也,更不知道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只是在一些宣传画面上,见过宋奶奶的形象,知道她是一个大人物,一个特别喜欢孩子的慈祥和蔼的老奶奶。这样的老人走了,当然不应该嬉皮笑脸,这是一种无须任何理性推理的直觉判断。就像我们看见“鲜花”会感到愉悦,听到“癌症”心里会发慌,从小到大,我们就接受了一整套黑白分明、爱憎分明的情感教育,跟不同的对象建立起一一对应的情感反应。比如说,宋庆龄是“慈祥”的,周恩来是“敬爱”的,旧社会是“万恶”的,国民党是“腐败”的,说到台湾,我们就想起“收复”二字,看到朝鲜就想起“兄弟”二字,想起民主肯定会接上“乱象”二字。而美国呢?不仅是美帝国主义,还必须是“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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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直觉反应,当代道德心理学有一个很好的解释:我们的大脑有一种类似于照相机的曝光反应,它会把你熟悉的词汇和事物自动标识为好的、坏的,喜欢或者厌恶的。这种曝光反应的速度非常迅捷,整个过程只有200毫秒左右。这是什么概念?一秒有1000毫秒,可想而知,200毫秒是多么短暂的一个过程。比如,当看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会立刻产生一种自豪感,由衷地在心里道一声:“厉害了,我的国!”然后,你才会通过理性去寻找自豪的理由,追问我的国到底厉害在哪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理性是激情的慢动作,理性是激情的马后炮,或者,借用休谟的经典名言——“理性是而且也只能是激情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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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判断的基础:理性 vs.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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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哲学史中,理性主义的传统源远流长,从柏拉图到康德,一直认为激情是而且也只能是理性的奴隶。比如柏拉图就曾经指出,那些能够用理性来控制激情和欲望的人可以获得永生,相反,那些被激情操控的人则会在来世变为女人。当然,如果柏拉图生活在现代,肯定会被女性主义者撕成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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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认为,在道德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搞清楚道德判断的基础到底是理性还是情感。很显然,休谟不认同柏拉图的观点,他非常不看好理性在道德判断中所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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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休谟的观点概括成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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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休谟认为道德理论属于实践科学而不是思辨科学,思辨科学推崇理性,讲究真伪,而实践科学则注重行动。休谟认为,促使我们去行动的动机(motive)不是理性而是激情。这个并不难理解,读大学的时候,很多男生都有这样的经历,拿起一束鲜花冲到女生楼下,不顾看门大妈的阻拦,三步并做两步冲上女生宿舍,促使你这么做的动机显然不是理性而是激情。如果此时理性横插一杠子,你很可能就不会行动了,因为你会计算后果,万一被大妈痛斥一顿,很没面子,万一上报学校,会不会被通报批评?这样一想,你就会偃旗息鼓,放弃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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